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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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组织政府是令人类统治人类，一方需要政府能够统治人民，他方又要求政府能够控制自己，困难就在这里。政府隶属于国民，这是控制政府的初步方法。但经验告诉吾人，除此之外，尚有再加警戒的必要。吾人分配权力之时，须使各种机关互相牵制。”The Federalist； Modern Library； 1937； No。 51； p。 337。Virginia一七七六年六月十二日的《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第五条说：“三种权力必须分离而分属于三个机关，任何权力均不得行使别个权力的职务，任谁均不得同时行使一个权力以上的权力”，这个规定又成为同年六月二十九日宪法条文的一部引自C。 Schmitt； Verfassungslehre； 1928； S。 127。并见于The Federalist； No。 47； p。 319。。Massachusetts一七八○年六月十六日《宪法》第一篇《权利宣言》第三○条云：“本国政府乃法治政府，不是人治政府（a government of laws and not of men），故立法部绝不行使行政权与司法权或二者之一；行政部绝不行使立法权与司法权或二者之一；司法部绝不行使立法权与行政权或二者之一。”引自H。 Fin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dern Government； Vol。 I； 1932； p。 162； n。 1。美国联邦宪法也本此宗旨，采用三权分立之制，立法权属于国会（宪法第一条第一项），行政权属于总统（第二条第一项第一目），司法权属于法院（第三条第一项）。
第三部分 孙行者与紧箍儿第10节 孙行者与紧箍儿（2）
制衡原理比之唐僧之控制孙行者似更进步。何以说呢？唐僧能够控制孙行者，孙行者不能控制唐僧。孙行者神通广大，识皂白，辨邪正，唐僧西行求经，一路遇到魔障，理应接受孙行者的意见，不宜自作主张，犹如“汉典故事，丞相所请，靡有不听”（《后汉书》卷七十六《陈忠传》）一样。但是汉时皇帝有任免丞相的权，丞相无拘束皇帝之力。丞相所请求的，皇帝不予批准，丞相所反对的，皇帝必欲施行，丞相亦莫如之何。汉在武帝以前，丞相确有牵制皇帝之力。
（周亚夫为丞相，）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景帝）曰：“请得与丞相计之。”亚夫曰：“高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上默然而沮。（《汉书》卷四十《周亚夫传》）
可以视为一例。丞相有此权力，一因天子选用丞相的权受到相当限制，二因丞相自己有其社会的势力以做后盾。所以天子虽尊，亦不敢任用佞幸为丞相，并以丞相为傀儡，任意施行不合理的政策。汉高祖奋身于陇亩之中，其登帝位，是由群臣推戴，功臣宿将“心常鞅鞅”《汉书》卷一下《高祖纪》十二年，吕后曰：“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北面为臣，心常鞅鞅。”。高祖为了安慰他们，不能不剖裂疆土，封为列侯。列侯衣租食税，固然和王国不同，不足成为反抗中央的势力，但是其势亦足以迫主。诸吕作乱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列侯不与外戚合作。文帝由外藩入承大统，也是由于列侯迎立（参阅《汉书》卷四《文帝纪》）。列侯在政治上不但成为一个势力，且成为对抗天子的一个势力。汉兴，丞相必以列侯为之（《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传》）。这个制度继续到武帝元朔五年公孙弘为相之时才见撤销（同上）。在其尚未撤销以前，天子须于列侯之中选择丞相，而列侯之力又可以拘束天子，所以西汉初年丞相是代表列侯统百官，总百揆，借以牵制天子之专制。“丞相所请，靡有不听”，这唯在丞相有其独立的社会背景之时才能做到。丞相没有独立的社会背景，而天子若有任免丞相之权，则天子自可控制丞相，以丞相为傀儡。汉初，列侯尽是功臣，列侯衣租食税，其所食的租税称为户税，每户一岁二百（《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最初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侯亦倍，富厚如之（《汉书》卷十六《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但是物盛必衰，农村之中乃发生了兼并的现象，土地渐次集中起来《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云：“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土地兼并，农民流亡，税户当然减少，而列侯的户税也就随之锐减。他们最初因为收入增加，不免穷奢极侈。户税减少之后，他们还是奢侈，入不敷出，只有借债。他们向谁借债？向富商巨贾借债《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云：“而富商贾或墆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焉。”。但是借债只能挽救一时之急，接着而来者则为更甚的贫穷。这个时候，国内又有七国之变，中央政府为了讨伐七国，乃使列侯从军，令其赍粮而出。列侯贫穷，又须借债，其息十倍《汉书》卷九十一《货殖传》云：“吴楚兵之起，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家。子钱家以为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予。唯毋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十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毋盐氏息十倍，用此富关中。”。乱事平定之后，不但藩国失去势力，便是列侯也更贫穷。列侯经济上既然破产，便不能不依靠朝廷的薪俸和赏赐，以维持自己的生活。生活既然倚靠朝廷，于是政治上又须忍受皇帝的压迫。武帝时代既发行皮币，以榨取列侯的动产《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云：“禁苑有白鹿，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假酌金之名，没收列侯的食邑《汉书》卷六《武帝纪》：“元鼎五年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参阅如淳注。，或委以太常之职，而乘机以罪废之《容斋随笔》卷七《汉晋大常》。。列侯失去势力，政治上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前此有功者才得封侯，封侯者才得为相，现在列侯没落，任谁都可以为相，而为相之后，任谁都可以封侯了。即前此须有功而后封侯，封侯而后才为相，现在可以先为相而后封侯。丞相一职解放于列侯之外，固然政治脱去了贵族的色彩，然而因此，丞相没有背景，便失掉牵制天子的力量。到了这个时候，不是“丞相所请，靡有不听”，而是天子所要求的，丞相必须奉行。其或不肯奉行，则天子一怒，念起紧箍儿，必使你“痛得竖蜻蜓，翻斤斗，耳红面赤，眼胀身麻”（第十四回）。哀帝之于丞相王嘉，即其例也哀帝时，董贤爱幸于上，上欲益封贤二千户，丞相王嘉封还诏书，上怒，嘉竟坐言事，下狱死。参阅《汉书》卷八十六《王嘉传》、卷九十三《董贤传》。。这与英国内阁总理以国会为后盾，一方英王的诏令须有内阁总理副署，他方国会又能控制英王之钱袋者，大异其趣。唐僧之与孙行者有似于皇帝与丞相的关系。唐僧肉眼凡胎，不识魔怪，孙行者劝他“收起慈悲之心”，他偏要“一心向善”，认妖精为好人（第二十七回、第四十回、第八十回）。孙行者画地作圈，请他坐在中间，以为强似铜墙铁壁，他偏要走出圈外（第五十回，参阅第五十三回）。孙行者不能拘束唐僧，又没有别的力量能拘束唐僧。唐僧会不会滥念咒语，一唯良心是视，既没有法律可循，而又不受任何掣肘，一切问题都是由此发生。孙行者“怕念紧箍儿咒”，往往遇到妖精，不敢打杀，而听唐僧堕入妖精圈套（第四十回，参阅第二十七回、第八十回），最后还是孙行者“劳苦万端，方救得出”（第五十三回）。由此可知孙行者固然要受紧箍儿咒的拘束，而唐僧如何应用紧箍儿咒，似亦有拘束之必要。否则他将不听良言，自作主张，其尤甚者，或将利用咒语以控制孙行者之神通广大，做出各种枉法之事，以满足他个人的野心，这是《西游记》的漏洞，其实就是吾国政治思想的漏洞。
第三部分 孙行者与紧箍儿第11节 孙行者劝唐僧收起善心（1）
刘备殂，遗诏敕后主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蜀志》卷二《先主传》章武三年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此言也，是教后主如何修身，不是教后主如何治国。换言之，是教后主如何做人，不是教后主如何做一国元首。人主所恃以治理天下者，不是道德，而是法律。韩非说：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圆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圆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圆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虽不恃赏罚，而有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韩非子》第五十篇《显学》）
何况“君臣非有骨肉之亲”（《韩非子》第十四篇《奸劫弒臣》），“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韩非子》第七篇《二柄》。《管子》第六十七篇《明法解》亦云“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爱主也，以畏主之威势也，百姓之争用，非以爱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刘项相争之际，豪英之士曾比较他们两人的性格。王陵说：“陛下嫚而侮人，项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掠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汉书》卷一下《高祖纪》五年）陈平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赏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礼，士之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顿耆利无耻者亦多归汉。”（《汉书》卷四十《陈平传》）郦食其说：“汉王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则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材皆乐为之用。项王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财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材怨之，而莫为之用。”（《汉书》卷四十三《郦食其传》）两人性格如此，一则享有四海，一则不能保其首领。由此可知人主所恃者为刑赏，而非仁义。要是欲行小善，借以取得天下，更是痴人梦想。
作者不是反对道德，道德是无人反对的。作者所不敢同意的，乃是人主治理国务，不依法律，而依道德之说。道德是律己的，法律是律人的。人主对己，固然要以道德自勉，对人却不能单用道德勉励。颜回屡空，一箪食，一瓢饮，衣褞袍，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是道德行为。人主对己，固然应该一箪食，一瓢饮，对人却不能不希望大众都有玉粒珍馐；对己，固然应该衣褞裙，对人却不能不希望大众都有美服华裙；对己，固然应该居陋巷，对人却不能不希望大众都有高屋崇宇。管子说：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管子》第一篇《牧民》）
天天希望大众同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衣褞袍，居陋巷，是以圣人之所难，而望众人为之。倘若自己衣则哔叽，食则鱼翅，住则洋楼，行则汽车，而乃要求大众忍受苦痛，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则不谈道德还可，一言道德，只有引起大众反感。
我研究汉宋学说，以为汉学所注意的，是治国平天下之术，而非修身齐家之道；宋学所注意的，是修身齐家之道，而非治国平天下之术。汉学注意治平，并未忘记修齐之道；宋学注意修齐，而却忘记治平之术。降至明代，为人主者乃更进一步，要求人民修身齐家，以供他们治国平天下之用。政有不理，则曰非我之罪也。有治平之权，而不负治平之责，则连宋学都没有念通了。修齐之说创自儒家。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然究其实，武帝并未实行孔孟主义，更未曾重用儒生。当时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故曾下诏征求跅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汉书》卷六《武帝纪》元封五年诏）。儒生不过董仲舒（治《春秋》，位至丞相）、公孙弘（学《春秋》杂说，位至丞相）、兒宽（治《尚书》，位至御史大夫）三人，而三人又皆“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治”（《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序》）。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卷九《元帝纪》）道德是用劝戒之言，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但是劝戒之言只可与上智者语，不可与下愚者言。上智者寡而下愚者多，所以道德观念常至于穷，于是宗教方面就济之以天堂地狱之说，政治方面又济之以刑赏。刑所以吓人，赏所以诱人。诱之以名利，赏其为善；吓之以刑狱，罚其为恶。赏是人人所爱的，刑是人人所畏的。这个爱畏情绪便是政治能够施行的心理条件。人主蔑视这个心理条件，一切作为必至徒劳无功。反之，人主若能利用人类爱畏之情，诱之以所爱，吓之以所畏，必能驱使干部推行政令，又能驱使人民奉行政令。管子说：“明主之治也，悬爵禄以劝其民，民有利于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罚以威其下，下有畏于上，故主有以牧之。故无爵禄，则主无以劝民；无刑罚，则主无以威众。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爱主也，且以就利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