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蓝苹把这些文章有意拿给唐纳看，对他说：“我文章里的每句话，每个名词，都是有所指的。我憎恨一切封建、专制的恶势力，为了批判他们，我不得不学习鲁迅。对于，你喜欢读鲁迅的文章吗？”
“我不晓得什么鲁迅，我只知道艺术。”唐纳咕噜了一下，便蒙头躺下不睬她。他的家仅有三间屋子，吃睡都在那间北房里。
蓝苹还想争取他，便坐在床头掀开被角，拍着他的肩膀说：“不晓得没关系，可以多看看他的文章，特别是杂文。在所有的作家里，我最崇拜、最景仰的就是他。他才是我心中真正的偶像。我从他的杂文里，不但认识了整个社会，而且懂得了怎样生活。我……”
“好了好了，我不想和你再争论什么。”唐纳不耐烦地说，“在我眼里，鲁迅不过是个脾气古怪，思想偏激的糟老头而已。他有什么了不起，我从来看不起他。”
蓝苹暴怒地跳了起来：“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我觉得你说话太狂妄了，你简直不知道自己还能吃几碗干饭！”
“你崇拜他，那好，你给我滚！”
蓝苹扭头就走。唐纳等了她一个晚上，不见她回来。他承受不了这种寂寞，就找来三个女演员，将她们一个一个地哄着玩弄了。他认为这是对蓝苹的报复，其实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自我安慰而已。
后来，蓝苹被郑君里、赵丹等人找回家，又和唐纳共同生活了几天。她越来越觉得她和他没有共同语言了，她很讨厌这个家。唐纳的几个朋友仿佛像监工的把头，一见到蓝苹和别的陌生人走在一起就告诉唐纳，于是蓝苹一回到家，便是一顿毒打。他们已照顾过她几次，气得她往他们的脸上吐唾沫。从此，等不到三天，她就要和唐纳大吵一次。
终于，她给他留下一封信后失踪了。
唐纳找了她好久，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中旬才收到蓝苹从济南发来的第二封信：
“纳！当你看到这封信，为了我走起来顺利起见，筹划好久的这件事，迟迟到今天才告诉你，我相信你是明了我的苦衷的。自从我跑进影圈，言行不一致的矛盾是日益加深了，我苦恼，我绝望，我想毁自己，可是我遇到了你，你使我暂时消失了我所有的苦恼。但是更深的矛盾却也在此时生了根。我不愿林黛玉式的忧愤死，我知道怎样使得我言行一致，我更知道怎样使我自己死的有价值些，因此我决绝的离开你，还有那个大的诱惑！！风头、地位，和比较舒适的生活……”
唐纳看到这里，痛心得呼天号地。和她在一起，就是天天在吵架也觉得心里是莫大的安慰。离开她，仿佛世界上只剩下了自己，他忍受不了这种孤独。
对于蓝苹的心声，他知道得最清楚。
两年前，蓝苹完全是为了摆脱“左翼联盟”的某些领导人对她的纠缠和刁难，甚至是迫害才和他交往结合的。
周起应明白无误地提醒他：“唐先生，你以为蓝小姐是爱你这个人吗？非也。她不是爱你，而是看上了你手中的笔。她投入你的怀抱，为的是借你的笔为‘天梯’，从而登上‘大明星’的宝座。”
田汉和他的弟弟田源，甚至有意策划，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七日的《娱乐周报》上，放出消息曰：“据该公司有人云，蓝苹已经不是一位未嫁的小姐了。在北平，她早已有了丈夫了。如果此事属实，不是要闹出一场醋海潮了吗？好在他们不过是同居而不是结婚，否则蓝苹不是要犯了重婚罪吗？”
蓝苹气得浑身哆嗦，她对唐纳说：“这种谣言不是公开的法西斯能造出来的，是左翼联盟内部的毒箭。我想起了鲁迅的话：‘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了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我和鲁迅有同感。”
唐纳对这些人的作法也很愤怒。对一个女演员，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精力来执意搞臭她呢？突然，他仿佛感到他们攻击的是自己的亲人。在一阵昏眩中，他好像看到了弱女子在挨打受骂，寄养在别人家的狗窝，只有一间破烂不堪的屋子。他还想继续同情那个女人，但事实证明他的主意打错了。
他捧着蓝苹的那封信，好像捧着一颗滚烫的炸弹，随时都可能将他炸得粉碎……
第九章
华国锋问：“毛主席当年对江青，究竟是什么态度？”汪东兴表示，揭露和批判江青，正是为了维护毛主席。蓝苹厌恶上海的舞台生涯，向往延安，她决定给毛泽东写信。
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
有关江青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材料，华国锋都要亲自审阅。
他听说，“四人帮”粉碎后，唐纳跑到香港放映旧片《王老五》。江青在这部影片里饰演“王老五”之妻，形象丑陋，令人厌恶。唐纳此行此举是为了对江青发泄积怨宿仇，而故意出她的丑。
当华国锋问汪东兴时，汪东兴摇摇头：“我看不可能。他已没那个精力了。不过，他在法国，与人合伙开设了‘玉泉楼’餐馆，又开办了‘天桥’饭店倒是真的。这‘玉泉’、‘天桥’之名，寄托着他对故土的怀恋嘛。”
“不错，听说是在法国开了个饭店，二楼餐厅安置了一间精室，墙上挂满了他和江青的照片，凡上楼就餐的，价贵一倍。”看来，这位新上台的党中央主席对此很感兴趣。
汪东兴说：“这也不可能。据有关部门报告，美国作家维特克到巴黎找他，要与他合写一部与江青婚变的书，被唐纳拒绝了。他认为这样做太无聊，太无赖了。各种谣言和文章，不是捕风捉影，便是无中生有。他和阳翰笙、于伶、金山、郑君里、赵丹、夏其言、叶露茜、夏衍都是朋友。据了解，这个人后来表现还不错。他在海外多次提出回祖国定居，还忙于搜集资料，准备撰写他一生的回忆录。有关方面准备批准他的申请。”
华国锋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
“专案组又送来一些历史材料，包括江青过去写的东西。”
华国锋指了指旁边的沙发，示意秘书坐下。
“我想，现在‘四人帮’在群众中已经很臭很臭了。”汪东兴也从口袋里掏出几份材料递给华国锋。华国锋看了一眼标题，全是一些漫画，画上的江青戴着大眼镜，和传统戏中的白骨精非常相似。他看完后把材料还给汪东兴，犹豫地说：“我们这样揭露和批判江青，会不会有损毛主席的形象呢？”
汪东兴说：“应该这样看问题，是江青自己的言行首先损害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形象。我们对她采取的种种措施，正是为了维护毛主席，是继承毛主席遗志最好的办法。”华国锋非常满意这种回答。
“江青还有什么表现吗？”他问。
“给你有一封信。”
“给我？”华国锋迟疑了一下，又接过已列入案卷中的一封短信。那熟悉的字迹使他多少有点心惊肉跳。
国锋同志：
尽管你已走得很远，但是我决定还是这样称呼你。毛主席多次强调，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我们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谁？是邓小平为首的一小撮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这是毛主席临终之前反复告诫的。忘记这一条，才是真正的、标准的叛徒。
可令人痛心的是，一些人在一系列重大严肃的政治活动中，干了一系列令人不能容忍的分裂破坏勾当。大敌当前，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打倒最主要的敌人，而把专政的矛头对准自己的同志和战友。这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不过，我和我的战友们并不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只希望你能迅速回到团结的革命原则上来，相互多作自我批评，共同继承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华国锋没看完，就把信撕了，摔在地上：“都什么时候了，她还要摆出一副教训人的架子说话，真是不自量力！”
“她也是自讨没趣。”汪东兴说：“她还当是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呢。那时，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大家都不好说什么，即使有问题也是捂着的。你看看这份秦桂贞的揭发吧，真是血泪控诉。江青为了掩盖她的丑史，什么坏事都干出来了！”
华国锋鼓着腮帮子，往下看那份材料：
“抗战前，我在上海给一个资本家当佣人，当时住在环龙路（现南昌路）。一九三六年冬至一九三七年夏，江青（当时叫蓝苹》租这个资本家的房子住，我服侍过她，和她熟悉，知道她的一些情况。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上海市革委会一个姓王的男同志对我讲，北京首长叫你去。北京首长，我就认识江青。我会烧菜，可能叫我帮她烧菜。我就对姓王的同志讲，我回去和同事关照一下。当天晚上，把我送上飞机，大约半夜十二点左右到北京。他们把我接到航空招待所，天天送饭到房间给我吃，也没有人来看我、问我。到了第五天的一个晚上，来了几个穿军装的，他们自己介绍说，我叫叶群，我叫陈伯达，是江青委托来看你的。他们问我生活情况，认识哪些人？和哪些人有来往？第六天，进来三个解放军，把我的语录本和衣服都扔在地上，在语录本里夹有江青的照片也被拿走了。后来，他们又把我换了一个地方，我哭着吵闹，要求回家，他们就打我，说我是特务、反革命、反党分子。第二次提审我，是从我家拿去的照片，一张一张地问照片上的人都是谁？就是没有看到我原来保存江青的照片。以后又用汽车把我送到很远的郊区，关在监牢里，用各种法西斯手段迫害我，弄得我一身病，失去了劳动力。就这样，我莫名其妙地被江青关了七年，一九七五年释放回上海。
秦桂贞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华国锋看完这些材料，掩卷沉思地问道：“事情果真会这么简单吗？”
“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把江青一伙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批臭。华主席啊，”汪东兴的语调显得诚恳而又热切，“‘四人帮’人心丧尽，经营十年弄得天怒人怨，这是我们实行反击的最好时机。现已有足够的材料表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四人帮’大量销毁罪证的情况下，这次审查工作所以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取得丰硕战果，是由于领导重视，全党动员，充分发动了群里，正确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肃反工作路线。有关省市特别是上海市委、山东省委、江苏省委主动地积极地协助王张江姚专案组，做了很多工作。”
华国锋感动地说：“要把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好的同志，统统提拔起来。现在中央和各地的领导岗位上，都迫切需要一大批政治上可靠的干部。这次斗争就是出干部、出人才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站了起来，学着毛泽东当年讲话的姿态和样子说，“这场斗争揭发的大量事实，是惊心动魄的。它告诉人们，蒋介石国民党的典型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怎样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千方百计地打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又是怎样采取阴险狡诈、凶狠毒辣的手段掩盖自己反革命的真面目，钻进了党的领导核心。它还告诉人们，‘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扭转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极为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许多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党同‘四人帮’斗争的性质，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
汪东兴觉得很可笑。华国锋那一本正经的表情和背台词的语言，使人很容易联想到舞台上的演员。况且他的这些词汇并不是他的创造，好多都是张春桥、姚文元的发明。这些帽子和罪名，可以很自然地扣到任何一个被打倒者头上。
汪东兴想起了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那年，张春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碰头会上讲起了这场斗争的意义，江青马上接着说：“震撼世界，震撼全球。我们的革命给全世界的革命造反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有个叫德地顺子、丸野昌子的日本红卫兵这样说：中国有句古话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又说‘兔死狐悲。’中国的、日本的、苏联的以及一切修正主义都是一丘之貉，他们狼狈为奸，串通一气，合伙干着反华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勾当。一年以前，当中国的那个赫鲁晓夫刘少奇还在耀武扬威的时候，日共修正主义分子就以掩饰不住的兴奋心情大喊大叫，等待着刘少奇篡党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消息。哪晓得回答他们的却是刘少奇倒台的噩耗。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春雷，使他们感到无限的恐惧，无穷的悲伤，同时，也激起他们刻骨的仇恨和拼命的反对。宫本显治、野坂参三之流用尽世界上最恶毒下流的语言疯狂地攻击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近，他们又借撤回他们派往中国的走卒、他们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砂间一良和《赤旗报》记者绀野纯一这两个大间谍一事，在反华的舞台上大演其反华的丑剧。他们的反华阴谋，从外部同刘少奇、邓小平一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拼死的新反扑，互相配合，互相呼应。这个新的反华阴谋是美帝、苏修唆使中国邻近国家，如印度、缅甸、印尼等国反动派挑起新的反华逆流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历史的车轮是绝不会按照反动派的意图转动的！群丑反华的阴谋绝不会得逞，也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另一种局面。
如果翻开他们过去的讲话，包括江青三年前同美国作家维特克的谈话，都会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此刻，华国锋正襟危坐，板着面孔给刚汇报完的秘书们作指示，汪东兴也坐在一旁帮腔。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揭露了一批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在斗争中不断地纯洁了我们党的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