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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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很快从几个方面掌握了情况，气得拍了桌子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八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林克、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的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以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
汪东兴重新回到中央办公厅后，在各种场合都是支持戚本禹等人的，他和戚本禹的关系搞得很好。他当然希望戚本禹远远地超过姚文元。
戚本禹看材料十分仔细，他在好几段内容上都划了红杠杠：
“刘少奇在一九四九年四月的天津讲话中，甚至这样说：”现在不是资本家太多了，而是资本家太少了。反该使资本主义有若干的发展，也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我希望资本家要多办工厂，多剥削一点。今天，你们只剥削了一千工人，我看不够。我希望你们能剥削二千工人，二万工人。资本家生活太苦，应该改善。他们的生活，不要弄得太苦了。“到了一九五〇年六月七日，刘少奇又在政协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他公然背着毛主席提出了‘三年改变成份，我们要采取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也就是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都是要保存着富农经济的’论点，为他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而开道！”
戚本禹对汪东兴说：“汪主任的水平相当高，这不是一般人能够整理出来的，没有对毛主席思想的精确理解和熟练的掌握，是根本搞不出这样的文件的。”
汪东兴尝到了动动笔杆子的甜头。
所以，这一回江青也原谅了汪东兴，她对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说：“对主张设国家主席的人也不能一概而论，还是一分为二的好。有的人是真心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比如汪东兴就是其中的一个。从他的整个历史看，他是毛主席的人。”
这一回，汪东兴也故伎重演，很快地拿出一份揭发报告来，报告说：
“通过这次上当受骗，我进一步看清了问题的实质。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就背着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同老反共分子陈伯达勾结，指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多次开会，多方串联。阴谋策划，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九大’前夕，林彪伙同陈伯达妄图破坏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九大’政治报告的准备工作……
“现在，我更认识到：林彪、陈伯达他们在庐山的全部活动，完全是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他们突然袭击，煽风点火，背叛‘九大’路线，破坏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事日程，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它的性质完全是一次被粉碎的反革命政变。我让人查了一下，从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苏修的反华文章急剧增加，他们的文章中开始不点林彪的名。这决不是没有原因的。希望党中央能够引起注意。”
毛泽东看了他的材料后，又专门和他谈了一次活。
毛泽东说：“我看你还是再当一次杨子荣，钻到林彪的圈子里去，和他们好好谈一谈，争取让林彪写出检查来。只要他能认识他的错误，我还是欢迎他的。这个检查要联系历史上的错误，不要让人家说他是一贯正确的，其实并不是嘛。”
汪东兴奉命而去。这时，他想起了一九六七年和刘少奇的谈话，当时也是奉毛泽东的指示去的，毛泽东对他说：“只要刘少奇能够认识他的问题，我们还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我历来反对将人一棍子打死的政策，那样不得人心嘛。现在全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都要批斗他，他不检查过不了关嘛，我也不好说话呀。他总得叫我说话嘛。凡是同群众对抗，同党中央对抗的态度，都是不应取的。”
那天，汪东兴带着戚本禹和中南海造反大队给刘少奇的《勒令书》去了他的家里。
刘少奇用低沉的声音问：“东兴同志，我很想听听毛主席对我的问题的态度和指示，这些天来，我一直在考虑我的问题。”
汪东兴说：“你的问题取决于你的认识，除此之外，谁也无可奈何。”他向刘少奇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说：“就我而言，我不希望你的问题继续升级，而是早点结束。这对全党全国都有好处。你的问题已经牵连了好多人了，你还想看到无辜者再跟着你挨批挨斗吗？”
刘少奇脸色惨白，半站着接过汪东兴手里的《勒令书》，双唇颤抖地说：“好，好，我一定老老实实地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并实事求是地认识我的错误。”几天后，他通过中央办公厅交出了一份他的《检查书》，其中说：
“中南海大队的同志们：你们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给我的紧急通令限刘少奇在五月一日以前写出书面检查，具体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所提出的‘八个为什么’的问题，现答复如下：
“……二、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党同国民党达成了停战协定，以后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在一月十二日我党的停战命令上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二月一日我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写了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这个指示是错误的。
“三、在解放后，我极力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反对。一九五一年，我批了山西送来的有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个文件，批是错误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过邓子恢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报告，没有批驳他的错误意见，他就大加发挥，砍掉了二十万个合作社。以后毛主席批评了邓子恢的错误，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很重要的文章，掀起了农业化的高潮。
“四、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是说了国内阶级斗争的，例如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近几年来我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反映着我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进行‘三反’、‘五反’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制止。但是在这个报告的另一个地方说：‘我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已经解决。’这句话是错误的。八大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也说：‘现在这种社会主义的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
“一九六二年我的《论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有人修改的，我看过《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的修改稿后，就发表了，我应负责主要责任……”
汪东兴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上，慷慨陈词：“早已落水的疯狗刘少奇，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四面围剿中被迫交出了另一份所谓的检查书。这份所谓检查书，更加恶毒地和更加露骨地，更加狗胆包天，更加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直指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妄图为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面翻案，妄图全面否定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时至今日，刘少奇贼心不死，反革命气焰如此嚣张，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要把千仇万恨，化为无穷的力量，誓把刘少奇揪出来，坚决把他斗倒、斗垮、斗臭，他不投降，就让他彻底灭亡！”
现在，再让他到林彪面前扮演同样的角色，他感到有点为难。但是，他还是去了。
林彪在毛家湾他的住地正看从香港进来的电视录像，身旁坐着叶群。
“我们谁也没想到会碰到这样的麻烦，”汪东兴说，“怎么办呢？”
“慢着。东兴同志，”叶群说：“这不是我们的麻烦，是江青、张春桥那些人捣乱，我们是在违心地作着检查。我听说主席对你的检查还比较满意，是吗？”
“闭嘴，叶群，”林彪吼道，“你根本不了解情况，插什么话？让东兴讲！”
汪东兴是第一次见到林彪如此粗暴地对待他的老婆。叶群自己也吓了一跳，手中的茶水也撒了一些。
林彪站了起来，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沉吟。他伸手摸自己的秃脑袋，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他说：“我到现在已经无法和黄总长他们保持正常的联系了，其中当然包括和你的联系，为的是怕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又在主席面前告黑状。我经常收到一些来自各地的揭发材料和原始证据，都是他们的丑闻的。我无法想象，为什么毛主席会听信他们的谗言！东兴同志，你跟随主席多年，你说呢？”
叶群着急地向汪东兴耳语，汪东兴不慌不忙地说：“我也无法解释这个问题，不过我还是想，在这种形势下林副主席为了主动，还是向主席写个检查比较好些。”
林彪冷笑道：“你是想让我授人以柄吗？我要写了检查，主席肯定要批发全党，那就等于我在全党全国面前承认了所谓我的错误，不，我不会上那几个笔杆子们的当的，我没有什么错误，我也不会违心地写什么检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都写了，结果还不是照批不误！”
“那，我们该怎么收场呢？”汪东兴故意问道，“总不能这样拖下去吧？”
林彪说：“我没有理由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毛主席考虑的事情。还有叶群及其他的部队同志们应结束审查，我们的历史是无可怀疑的。一切让主席决定吧，我从来相信他的领导和英明、果断。”
林彪讲完这些后，就闭上了眼睛。汪东兴又和叶群说了几句，退了出来。
毛泽东听了他的汇报，微微笑道：“看来人家对你已经不信任了。林彪在我身边待了几十年，我对他的性格和做法很了解，他是不会写检查的。他从来不做自我批评。”
汪东兴根据毛泽东的意思，专门找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谈了一次话：
“我看，林彪、叶群以及他们那几个人对主席的批评和挽救，毫无悔改之意。我劝你们还是有所准备比较好。就是黄永胜他们也是在等待时机，恐怕他们要闹事的。不管在任何时候，我是要坚决听从主席和你们的指示的。这点，我早已考虑好了。”
那些日子里，汪东兴每天独自看毛泽东给那几个在庐山犯了错误的人的检查的批示，他看得很认真，很仔细。他从这些批示中体味着下一步的政治风云：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检查上批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个借口。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吴法宪在检查中提到“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时，毛泽东批道：“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第二天，即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又在叶群的检查上批道：“你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呢？”当叶群说到他们搞天才语录时，毛泽东批示：“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你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是上当者都适用。”
汪东兴决心一切按毛泽东的意图行事了。但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些人还是时刻把汪东兴的这些问题当作把柄抓在手中，时不时地给他敲警钟，更加使他反感和痛恨他们。这次，他鼓励华国锋下决心逮捕江青一伙，正是为了报仇雪耻和往上爬……
第十五章
十月六日夜晚，李志绥突被召到中南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李志绥问汪东兴。几天后，毛的医疗组交出一份揭发材料，汪东兴说：他们都是证明人。这还能有假吗？江青对她与毛分居，有另一番解释。当年在延安作毛的秘书时，江青曾批评过彭德怀、邓小平，并得罪过王明。
江青、张春桥在文革中
从毛泽东逝世、华国锋和汪东兴等人一举逮捕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等人以来，原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一批人就已经感觉到，过去权威的支柱正在动摇，崇高的偶像开始倒塌，人们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信任党中央的领导人。毛泽东医疗组的人员对倒台的江青等人并不同情，但是对汪东兴、华国锋的清查表现出极大的反感。他们在毛泽东生前对江青等人同样奉若神明，竭尽吹捧之能事，但是一个晚上后却装出一付早已看破他们面孔的样子，把过去同江青有所接触的工作人员都作为“四人帮”来清查。甚至抓住医疗组和江青照过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