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5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毛泽东书房的书，她几乎都浏览过。她对古今中外的书卷，熟悉得如在掌中。而毛泽东更是如此。给他读书，一个字的错误，他都辨别得非常清楚。
江青读了柳宗元的《封建论》后，对毛泽东说：“柳宗元在论证‘封建’制被郡县制代替的合理性以前，先追溯了‘封建’制的起源。他认为，在远古时代，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像荀子那样，‘假物以为用’，也就是借外物为自己所用。借外物为用必然会相争，相争不息必然会去找那能评判是非的人，于是就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各级统治者。相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几个国的国君都去听从威望最高的人的命令，他就成为天子。所以天子是最后产生的。从天子到乡里之长，凡是有恩德于人民的，他们死后，人们一定要继续尊奉他们的后代为首领，因而形成世袭相承的‘封建’制。柳宗元的结论是，秦以前分封诸侯，世代承袭，割据独立的‘封建’状况，‘非圣人意也，势也’。也就是说，这不是某个人的意志所造成的，而是时事——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所造成的。他所谓的‘势’，当然没有也不可能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去理解，但至少他认为，‘封建’是客观时势或环境所造成的。这种看法，在当时还是进步的。主席，我的看法对吗？”
毛泽东说：“你的见解是对的。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林彪想搞权力再分配，所以他才主张设国家主席，说穿了，就是他想当国家主席，世世代代为王嘛。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破一下嘛。不设国家主席有什么不好呢？我们不能搞那种世袭制，打倒皇帝自己作皇帝，进是还政于人民吧。我不主张设国家主席的根本意义其实在这里。还是你看得清楚些。”
“林彪不会善罢甘休的，他把我恨死了，也恨春桥同志。”
“所以你要谨慎些。”毛泽东说：“你已经积怨很深了，许多的老同志都对你有看法，新同志是不是有呢？也说不定。别以为思想路线正确就可以忘乎所以，还要有个组织路线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多团结一些人。林彪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只有把你打倒，他才能够巩固住他的权力和圈子。你要谨慎呢。果然，后来林彪、林立果他们搞的那个杀人名单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赫然在首位。林彪摔死后，张春桥对江青说：“好玄哪，就差一点作了林彪的刀下之鬼了。”今天，他们没有成为林彪的刀下之鬼，却成了邓小平、华国锋的阶下囚，她怎么能甘休呢？当检察官又来审讯她时，江青气汹汹地说：“你们是颠倒黑白的，知道吗？真正反林彪的人，是我！我和林彪作斗争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现在你们却成了英雄，而我成了罪犯，简直是开历史的玩笑！”
后来，她又想起了毛泽东的一次谈话，才逐渐使自己又冷静下来。
那天，毛泽东突然对《盐铁论》产生兴趣，发表了一番与众不同的感慨。
“你看过《盐铁论》吗？”毛泽东问江青道，“这可是一场意义不同寻常的大争论啊，你知道吗？读一读这篇文章，可以认真总结西汉中期这场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帮助我们进一步认清和批判林彪尊儒反法、分裂倒退、投降卖国的反动本质。”
江青连夜拜读了那篇文章，并同张春桥研究了一番。
张春桥老谋深算，完全看到了毛泽东的意图。他说：“公元前八十一年，即年幼的汉昭帝继承汉武帝皇位的第六年召开的盐铁会议，它实际上是儒法两家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所进行的一场大论战。桓宽的《盐铁论》一书，是根据会议的记录整理的。盐铁会议斗争的实质，是坚持还是改变汉武帝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路线的问题。斗争双方的代表人物，一边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另一边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霍光虽然没有出场，但他用孔夫子的徒子徒孙贤良、文学作为他的炮筒子。桑弘羊是一位杰出的法家，他在汉武帝身边工作几十年，参与制定并积极贯彻汉武帝巩固中央集权、反对匈奴侵略的一系列政策。汉武帝去世后，霍光大权到手，很快就纠集一个山头。经过几年准备，他伙同党羽杜延年，以问民间疾苦为名，把各地选派的贤良、文学六十多人，用马车拉到首都长安，召开了盐铁会议，实行突然袭击而大肆鼓吹孔孟之道，恶毒攻击秦始皇和法家，妄图搞掉桑弘羊，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在这次会议上，桑弘羊紧密配合现实斗争，以勇敢的反潮流的精神，舌战群儒，力排策议，把贤良、文学们驳得体无完肤，狼狈不堪。尽管《盐铁论》的作者倾向儒家是很鲜明的，很多篇都把贤良、文学的强词夺理、复古倒退的言论放在鲜明的地位，但这并不能掩盖法家思想的光辉。毛主席让我们看看这篇文章，的确有他的深刻的含义啊！”
他把毛泽东的评论整理出来，江青看罢，立刻通知姚文元，让他准备写文章。
张春桥也连夜起草论述的提纲。
江青激动地说：“主席的指示太重要了，他早就和我谈过儒法斗争的意见，这点总理也知道。这次主席又讲，当然是有重要的意义。古往今来，革命阵营中总会出现叛徒，出现投降派。儒家都是古代的投降派。而修正主义者，向国内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投降，是现代的投降派。刘少奇、林彪，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些对手们，推行修正主义，复合资本主义，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地研究历史上儒法斗争的伟大意义。我们把主席的指示公开，就是要让全国人民都来参加讨论。”
于是，姚文元立即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提议要组织班子写评论文章。
毛泽东提笔批示：“同意”。
一场轰轰烈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讨论就这样开始了。
现在，江青心事重重。她的辩护怎样开展？数千名旁听者将是这场历史的见证人啊，她应该说些什么，才能使那些修正主义者无法和她较量呢？她脑海里浮现出她在中央会议上所看到的他们的丑态，他们都曾在她面前唯唯诺诺，毕恭毕敬。这时，她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个可行的答案。毛泽东曾把这些两面派们称之为最危险的敝人和阴谋家，因此，全国人民也都是这样看的。为什么我不这样斥责他们呢？
当她想起历史上的失败者英勇地就义和被押上断头台时，她想到自己也可能会有这样的下场，甚至比那还要惨。然而，到了这一步，英勇就义的吸引力却是很强烈的而又是她唯一的一种选择。她还有一个最有利的条件，那就是不管他们承认还是不承认，谁都抹煞不了的事实，她是毛泽东的妻子。
第七章
面对“起诉书”，江青回忆起当年康生提供“黑名单”的内情。彭真恨得直咬牙根：奇耻大辱呀。
江青在修正主义法庭上慷慨激昂
江青决心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要挺起腰杆子来显露一番了。
就在审讯的前夕，江青显得格外兴奋。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哼起了幽婉的京剧，把这寂静的监狱衬托着愈加寂静。晴朗朗的月色里，天空和大地好像格外的近，如同咫尺之间。她真想一步迈到天上去，然后再返回这个世界，重新来一个大翻身。“孤好比蛟龙困沙滩，落难之人盼月圆。只恨我手中无有杀人的剑，雄兵百万在哪边……”
如果从瞭望孔里看，江青完全像个纤小瘦弱的女子，忧心忡忡地凝望着昏暗的灯光，丝毫看不出她的内心世界翻卷着的汹涌波涛。一九八〇年十月十日上午，她被押出来领取《起诉书》时，她特意挺起胸膛，在那几个法警面前表现得坦然而又自豪。她自己断言，那天她的形象比《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还要精彩，还要伟大。面对着摄像机的灯光，她恰到好处地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我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了，但是我还是毛泽东的妻子。这个身份可是他们开除不了的。除非他们一手掩盖天下人的耳目。”江青对身旁的卫兵说，“这对我来说，就是力量的源头。历史真会和人开玩笑，审判我的幕后，不，是前线指挥者就是彭真。这是文化大革命第一个揪出来的黑帮。哼，真是巧合吗？如果他是原告，那就更有意思了。整个一场文化大革命又从反面重演了一遍。”
尽管没有人回答她，她还是感到了最大的满足。
当书记员向她宣读法庭规则的时候，江青侧过耳朵说：“请你大声些，我听不清楚。”
“……第二条，诉讼参与人在法庭的发言、辩论、陈述，须报经审判长许可。对于与本案无关和无理拖延时间的发言、辩论、陈述，审判长可予制止……”
江青脸上露出轻蔑的笑容。她知道，就凭这一条可以把他们害怕泄露出去的事实真相轻而易举地阻挡住，使他们的审讯完全在他们所需要的活动中进行。她本想质问几句，但是那个书记员说得很快，她几乎插不上嘴。
“第二条：旁听人凭特别法庭发给的旁听证进入法庭就座。旁听人必须遵守以下规则……：二不准记录、录音、录像和摄影；三不准进入审判区；四不准发言提问、递条子；五不准鼓掌、喧哗、吵闹、喊口号和其他有妨害审判活动的行为……”
江青有点不耐烦了：“这是你们的事情，我听不听都无所谓。”
“江青，你现在有什么感想？”监管人员故意地问道。
江青坐在监房的床上，冷冷地看了她一眼，说：“我现在很想系统地研究一下法律。可惜这时候的资料太少了。在外面的时候，由于工作忙，顾不上。现在清闲了，但是条件没有了。我可不像彭真那样，一个狗屁不是的东西，竟然成了什么法律委员会的主任。他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吓得要死，然后又玩弄舍车马、保将帅的诡计来和毛主席对抗。这样的人来导演审判我的丑剧，还有什么奇怪的吗？不！一点都不奇怪。如果他们要是对我采取热情、宽容的态度，那倒是奇怪了。他们谁都不会有毛主席那样的胸怀和胆量。”
“你可以看看起诉书中哪些和你对不上，到时候可以申诉。”
“你以为我写的这些材料是为了供他们了解情况的吗？错了，我的材料与其说是为了现在，不如说我是为了将来。我要给后人作研究的。他们不会根据什么事实作什么结论的。他们对我的处理早就策划好了，这样的审判不过是作个幌子而已。他们需要用这个方法来欺骗全党全国和他们自己。现在，他们用法西斯的高压政策制造白色恐怖，使人民根本不可能站出来说心里话，但是这一切毕竟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事情的真相会大白于天下的。”
“是不是还认为在中国会有很多的人同情你呢？”
“你难道也相信我是一个国人皆曰可杀的人吗？错了，真正恨我的人是一小撮，他们也不过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几。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革命造反派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如果不信，将来我们可以作一个民意调查。我就不相信我已经臭得不可闻了。真正在人民中臭了的，是刘少奇、邓小平一伙走资派及其他们的帮凶。”
“你到了审判的那天，也是要这样说吗？”
“那要看情况。”江青扬起脑袋说，“如果他们让我充分讲话，我是会按照他们的那个规则办事的，如果剥夺了我讲话的资格，我当然要向他们提抗议。这也是为了让人民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真面目。现在已经有好多的事情难以分清了。随着这些家伙们的所谓平反，大量的他们的罪证将会被销毁，这是肯定的。”
在她未被捕之前，中央政治局好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和全国一些地方一遇到重要点的事情，都要来向江青讨主意，等她表态。这不仅仅是她的脑袋上有什么乌纱帽，也不是她有什么威望，更不是她通过笼络人、讨好人得来的，而是她的特殊地位决定的。这就是，毛泽东在全国人民中的权威所造成的结果。谁也不敢公开讨论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江青在政治局里曾经具有那么大的力量。现在的审判，《起诉书》躲躲闪闪，还是不敢正面接触这个问题，江青深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她觉得非常好笑。
打发走那个讨厌的监管人后，江青又专心致志的研究起那篇她认为不伦不类的《起诉书》来：
“江青、康生密谋诬陷、迫害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信封上署名：‘要件即早江青同志亲启’。信中说：‘送上你要的名单。’在康生亲笔写的这个名单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一百九十三名，有八十八名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名举中，列入‘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七十七名和‘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察的’二十九名，绝大多数也先后受到康生等的诬陷、迫害……”
看到这里，江青感到好笑。起诉书的作者们根本没有了解这个名单的背景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只是从档案里搜集到一些文件就妄加结论。
一九六八年五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来要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以便为召开中共“九大”作准备。会上，毛泽东问道：“八届中央委员里，还有多少人能够参加会议？有问题的有多少？够不够半数？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审干运动，把许多的叛徒和特务、走资派都清查出来了，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要使这次全会开得合法化呀。”
江青说：“这个数字我没有统计。我对底下的情况也不甚了解。”
毛泽东：“不了解可以调查嘛。你们得很快作个统计，此事不宜再拖。”
周恩来说：“中央文革小组可以就八届中央委员的情况向政治局作个调查，以便为会议的召开作好准备。我看，康生同志了解情况，在延安的时候就做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