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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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扭的那些人，听到这些消息后会怎样？眼看四届人大就要举行，毛主席还能参加吗？不能参加就会在全国全世界引起重大的猜测。他们在毛主席这些年来就有所准备。但是，林彪这样的人可是大有人在的，我们不能低估他们的力量，现在人们的真实面貌不清楚啊。”
当时，周恩来也患着严重的癌症，正在住院治疗。毛泽东亲自批准了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和邓颖超四个人负责领导医疗组的工作。
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商量以后，由王洪文向周恩来提议：“鉴于主席和总理的身体状况，根据需要，我们的考虑是让陈锡联同志或者许世友同志担任解放军的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由张春桥来担任。这样对整个大局有好处，总理住院期间的工作，由小平和春桥等同志轮流值班负责。”
周恩来沉默了许久，才说：“总参谋长应该有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担任比较好，剑英同志提出让小平同志兼任这个职务。其他的考虑，我看还是由主席决定吧。”
王洪文看到周恩来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优柔寡断，把问题的决定权推到了毛泽东那里，也很着急，便与江青和张春桥商量对策。但是，双方都在回避毛泽东的病情。
江青亲自出马去看望周恩来。她向总理摆明了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
周恩来对她依然显得尊重、热情，但是在重大人事上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你的建议还需要和其他的同志们商量。有些要报主席批准。文化大革命经过了八年之久，主席强调安定团结，我们要围绕着这一条来考虑领导班子的配备。张春桥介入军队的工作可以，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人选，我看还是小平同志为好。洪文同志不宜进入人大。”
“你不要把邓小平再往高提了。”江青有些恼火地说，“再提非出事情不可。已经有人反映我们的工作了，许多的革命造反派对我们可是很不理解呀。他们说：‘我们浴血奋战打倒了的走资派都站了出来，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不就是白搞了吗？一旦他们要搞复辟怎么办呢？’总理呀，这些意见你可是需要好好考虑一下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也不利于安定团结。”
周恩来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难道就是为了打倒几个人吗？站出来的老同志经验丰富，他们的工作总比那些对经济工作一窍不通的军队支左干部要强吧？我看对小平同志你总是有成见的，造反派也是从成见来看问题的，他们不懂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毛主席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一道工作，而且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甚至是反对过自己的同志一道工作，主席给我们树立了最光辉的榜样。江青同志，我们作为跟随主席多年的老同志，要给自己的后代树立榜样啊。这个问题，你就不要再讲了，我和洪文同志会向主席汇报的。”
周恩来刚柔相济的话，把江青顶得说不出话来。她对张春桥说：“看来，还得主席亲自说话，周恩来是不会心甘情愿地照我们的意见办事的。”
“我也想过了。”张春桥说，“连续几年的斗争，主席也想休整休整。我们也不想再惹起是非。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风波往往不是我们挑起来的。政治局里这一段人心浮动，主席的健康状况是会使一些人见风使舵的。在权力的天平上，从来没有公平过。”
这话，深深地启发了江青。她知道，眼前这场斗争也许就是最后的拼搏了。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特别是粉碎了林彪为首的政变集团，中央的这些人除了周恩来，谁还是她的对手呢？周恩来已经躺在病床上了，他的黄昏岁月决定了他不可能再有什么强大的力量。如果邓小平东山再起，爬上了第一副总理的高位。那么，必将人为地给今后的道路设置了障碍。不过，他毕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的人，名声已臭，不会有多大的市场，江青这样想道。于是，对那场决定后来命运的关键问题，她确实没有作更多的争取。
这便是王洪文到长沙和王海容、唐闻生分别到长沙向毛泽东反映情况的真实背景。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的思考呢？也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心明如镜”。
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对他的政治局成员们的状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了。不过，面对周恩来，他对这个忠心耿耿地跟了他一辈子的战友，要做到仁至义尽。他不想在他生前对周的是非再作评价了。一来是力不从心，他也身患疾病；二来是国民经济滑坡，财政收入很不理想；更有甚者，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一场又一场风波，浑身上下干净的干部越来越少了。再这样斗下去，无论是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接受程度，都会有很大的阻力。从建国以来，他发动的每一场运动和每一个斗争，都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都经过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这是他不得不考虑的。
对周恩来提出的人事安排的后果，他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他也隐隐地预见到了江青、张春桥他们听说的那种结果。但是，这毕竟是推测，这毕竟没有形成事实。如果马上同意了江青等人的意见，出现的结局并不好。他在病魔缠身的条件下是没有精力来对付那些突发性事件的。他需要一个观察和分析、思考的过程，需要而等待。这是从战争年代就形成的习惯。他可不像江青那样，条件不成熟就咋咋唬唬，吵吵闹闹地喧嚷开来。他要等所有的人的态度和面孔都暴露出来后，他才亮出他的战牌。这种政治家的韬略，是江青绝对比不上的。
现在，毛泽东反对江青在得罪人的什么事情上都走在前头。他希望她隐蔽一些，不要和少数的人搞团团伙伙。越是自己的老婆或亲人，他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追求和信赖。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教训，就是什么事情上也让江青冲在前头，使她积怨很深。而不采取措施。就会害了她。这也是毛泽东看到的一点。现在，是他急需选择真正的能够平衡政局的人手的时候了。
华国锋对王洪文说：“我建议江青同志担任解放军的政治部主任，春桥担任总参谋长。邓小平这个人是个危险分子，我就不相信他能真正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他起码没有正确对待中央文革小组，我看他是在施韬晦之计。这点，请你们把我的这个看法报告毛主席。”
当时，张春桥对江青说：“政治局里，华国锋这个人还是比较老实的。他也知道他没有什么资本和这些人争什么权力，所以在重大事情上是看我们的眼色行事的。最大最危险的是叶剑英和邓小平，还有李先念这几个老右倾。”
江青说：“你放心，我看主席生前是会考虑到这些问题的。”她对毛泽东的算盘也是掌握比较清楚的，她不希望把毛泽东的这些意图都明朗化。她也和毛泽东一样，把许多的精深奥秘还是留给后人猜测、研究为好。
这，就是江青迟迟不愿意把话挑明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此时的思想，在一九七六年四月的天安门事件后，在和江青的一次谈话中，已经给她彻底露底了。
第十三章
当年的政治局会议上，曾有邓小平与江青争论的火爆场面。首次法庭调查，各方反应并不理想，邓小平点出原因。
江青1966年8月28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大会上
首次对江青的法庭调查，虽然准备得十分充分，证人也搞得似乎很周全，但是出来的反映却很糟糕。精通法律的专家一眼就看穿了：“审判所谓‘长沙告状’，实际上是混淆了罪与错、反映问题和诬告陷害的界限。这样一来，别说江青，就连普通的老百姓也接受不了。”
江青一回来就大骂：“什么诬告陷害，王洪文就是在主席跟前反映了一下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就成了了不得的罪行，他们搞反革命政变，一下子逮捕四个政治局委员，经过什么手续了没有？他们这难道不是先定性，后取证，先逮捕后调查吗？别说不是我江青派王洪文去长沙告状的，就算我江某派去的，这也是合理而合法的。这种事情是党内非常正常的事情，别说过去，就算将来，这种事情也还是会有的。我倒要看一看他们怎样来定这个性！
这次审判的情况和报道文章公开后，立刻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虽然观察家们对长沙告状的细节并不是完全了解，仅就法庭公开的这一部分看，就比较深刻地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美国的几家报刊评论道：“中国当局对毛泽东遗孀江青的审判，把江青和她的同伙商量向毛泽东告状作为重要的主罪，完全暴露了这个政权的不民主和反自由的劣迹。试想，连四个政治局委员都不能向党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对他的情况进行反映，普通的公民又会怎样呢？这个国家的法律完全被统治集团所把持，只要有了权力，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法律，可以肆无忌惮地对他们当初的反对者实行报复和打击，完全没有什么法律条文的明确定义。这样的悲剧，就连曾经权倾一时的江青也不能例外。这就没有了什么法律的尊严，而只有掌权者的威严。谁有了权，就可以强奸法律，就可以横行无忌……”
日本《读卖新闻》评论道：“中国的政治京戏开场后，头一个法庭调查就是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商量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问题。从法庭调查的情况来看，江青等人并没有向毛泽东告他们的任何了不起的事实，完全是一次会议的看法。就这些，邓小平的政权就不能容忍了，把此事当作一件了不起的案件。仅此，可以看出这个所谓人民民主专政的虚伪和无法制的弊端。可笑的是，毛泽东当年的工作人员也煞有介事地出庭作证。对江青进行指控，说她诬告了邓和周，而事实就是根本拿不到桌面上来的鸡毛蒜皮。这和毛泽东对他的反对派采取的态度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世界各国的新闻机构和电视台转播了头次审判的实况后，英国的政治评论家发表谈话道：“中国的对江青的开庭，头一个亮相只能给他们喝个倒彩。在江青面前，法官们依然流露出对这个女人的恐惧和不安。他们的那副威严一看就像是在演戏，他们根本没有吃透和掌握了江青参与最高机密的全部情况，仅凭几个工作人员的并没有说明了情况的证词来给江青和四名高层人物定罪，实在是在开最高级的玩笑。中国的《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严禁用任何方法、手段诬告陷害干部、群众。儿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包括犯人）的，参照所诬陷的罪行的性质、情节、后果和量刑标准给予刑事处分。国家工作人员犯诬陷罪的，从重处罚。’而法庭至今拿不出江青和另外的三个人究竟诬告了他们什么，而只是江青对一些事情的看法。这在文明和法制的国家里正是他们应有的权利和义务，而在他们这里竟成了反革命罪。真是可怕。”
西德的一位老资格的评论家在电台上对中国的审判发表言论，他说：“通过首次对江青的法庭调查来看，只能用首战不利来作开场白。我们还要继续看以后的发展。”
就是江青也在不得不努力地回顾当时的整个情况了。
那是一九七四年十月初，江青看到了中共上海市委报上来的一个报告，内容是：
一九七四年夏，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顾广文，被派遣到“风庆轮”号船上协助首次远航欧洲的工作，由李国堂担任政委，顾广文为政治干事。开船以后，担任船长和主持工作的几个领导人提出要在全体工作人员学习中，批判走资派在造船和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的卖国主义的罪行。李国堂拒绝了，他说：“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这个口号有一定的合理性。国务院和交通部一向支持国内造船厂业，但是在目前国内造船工业尚不能满是远洋运输的情况下，从国外适当买进一些船只，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以为只有自己造船就是无产阶级，那么我们花上国家大量的钱效果并不是那么理想。这个问题上有些人是犯了左倾幼稚病，有些人挑起事端，实际上是对准周总理和交通部的领导同志的。”
这时，船上的工作人员中引起了争论。顾广文也插话说：“现在全国搞得人人谨小慎微，连戏和电影都看不上了，天天就是那八个样板戏，其余的都是修正主义，我看是太绝对化了。这叫什么马克思主义，简直是乱弹琴。”有人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是牛克思主义！”李国堂以政委的名义向大家解释道：“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主张买点船，既有利于改变我国由于船只不够每年要用大量外汇租用外轮的局面，也可以加速发展我国独立的远洋船队。”
他们不知道有人把他们的这些谈话和闲聊的语言记录下来，整理了一封一万多字的报告，给他们扣上了“假洋鬼子”、“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等罪名。
一九七四年“五一”节刚过，国产第一艘万吨远洋轮“风庆轮”从上海启航，驶往欧洲，往返航程三点二万海里，历时一百五十天，于国庆前夕返回上海。李、顾二人已经大难临头了。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二口，《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借国产万吨远洋轮“风庆”号归来为题，再一次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修正主义路线。文章写道：
“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翻一翻中国造船工业发展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近代尊孔派的头子都直接插手造船工业。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无论是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和刘少奇等卖国贼们，都信奉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推行一条卖国主义的路线……”
十月十四日，江青看了这份报告后，马上批示：“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一个部？有关人在‘风庆轮’上攻击中央的路线，反映了崇洋媚外的反动思想，实际上是买办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王洪文也批示：“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