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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部分

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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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口!”审判长打断她的话,严厉警告道,“江青,你如果继续大闹法庭,我们还将把你责令退出法庭,对你多次破坏法庭秩序的行为,本庭依法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要罪加一等。”

“对你们这些国民党的继承者来说,我就是要藐视你们,看不起你们,你们是讼棍,法西斯!”

江华这回也忍耐不住了,他指着江青说:“特别法庭是经人大任命的,是代表人民的,你对抗法庭就是重新犯罪。我代表法庭不接受你的抗议和要求。”

江青骂了一会儿,大概是有点累了,她坐在椅子上徐徐地喘着气。

审判员甘英开始正式提问:“江青,你是否曾经讲过东方歌舞团著名歌唱家王昆‘里通外国’?”

江青对这次审判已经失去了耐心和企盼,她不住地东张西望,在旁听席上寻找什么。对法庭的提问,她只是冷冷地简单回答:“不记得。”

于是,法庭播放江青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四日的讲话录音,宣读她讲话的摘要。

听罢,江青回答:“是我讲的。”

公诉人说:“由于江青的诬陷,王昆同志被关押、批斗达八年之久。她所遭受的苦难和其他的受害人一样,都是无法弥补的。江青利用她手中的权力,张口就是法,肆意诬陷和打击一些普通的百姓和领导同志,她草菅人命,私设公堂,干下了难以敷计的罪行,我们就是要一笔一笔地和她清算,以伸张正气,保护人民,振兴法律的尊严。”

在调查江青诬陷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孙湍的问题时,法庭宣读了江青一九六七年九月接见红卫兵组织代表时的讲话摘要:“人大孙湍,我们早就知道他是一个特务,不仅是国民党的特务,他很可能是日本特务,还可能和苏联有关系。”在孙湍被迫害致死以后,江青在一九七〇年七月接见周扬专案组工作人员时,还说:“孙湍参加了国民党的复兴社,复兴社是军统特务的机构之一。孙湍也是写《朱德传》的人啊。”

“江青,这些话是不是你说的?”甘英问道。

江青沉着脸说:“是我说的。孙湍就是一个特务,这是有材料的。他的问题就是原来的北京市委也是这样认定的。我也是听了他们的汇报以后才下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说我是诬陷,那么原来的北京市委呢?这可是彭真一手干的吧。他的问题,你们去问彭真吧。”

接着,法庭开始播放江青的另一次讲话录音:“……还有一个刘白羽,这个刘白羽我看也是不简单的事情。他读的是民国大学,是野鸡大学,有相当强的特务组织,那个地方就是出特务的地方。你们把这个好好地整理一下。就会有点名堂出来。刘白羽后来到了延安,然后到了太行,就开始和孙湍合伙搞《朱德传》,这就是物证。”

旁听席上的人都有点纳闷:怎么写了一本《朱德传》就成了物证呢?这本书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人们很想看一看了。审判以来,经常就有这样的问题,他们要想看的东西走到哪里,都没有市场;他们不想看的文件,却充斥于各个角落。这样,怎么能有利于这次审判起到应有的效果呢?

江青在回答提问时,气呼呼地说:“不错,我说过刘白羽是叛徒,这都是有证据的东西。旧文化部的材料也证实了这一点。有这么厚厚的一大本呢。”她用手比划着说,这些都是你们一伙人整理的材料,我只是看了材料后讲了讲而已。我是诬陷,那他们呢?我估计到你们通过这一次审判,一方面要洗刷你们自己的丑行,另一方面你们会销毁你们自己的罪证的。我已有话在先,到时候让人民来看吧。“

法庭继续调查江青诬陷陈荒煤的罪行。工作人员公布了她的另一个讲话:

“我要说,陈荒煤也不是一个好人,”江青在一九七〇年接见周扬专案组时说,“你们发现陈荒煤的材料没有?”当专案组人员回答说“没有”时,江青火了:“怎么能没有呢?他叛变了。”

念完材料,公诉人王耀青说:“江青在没有任何材料的情况下,就诬陷陈荒煤叛变了,她就是这样无中生有地迫害了一些省、市、自治区和中央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如安徽的原省长黄岩、陕西省原省长李启明、煤炭部原部长张霖之等人。这些,充分说明了江青在篡党夺权的过程中是不择手段的,不管你怎样在法庭上狡辩和诬赖,也改变不了事情的本来面目。江青在对待领导人方面是这样,对待普通的工人上也是这样,建议法庭公布她诬陷迫害掏粪工人时传祥的证据。”

于是,法庭就这个问题讯问江青,江青回答:“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时传祥,也没有听到过这个人的名字,我诬陷他何来?”

时传祥的儿子时纯利出庭作证说:“我爸爸是个饱尝了旧社会辛酸之苦的掏粪工人,是中国共产党把他从苦海里救出来的。在党的培养下,他当选为劳动模范和全国人大代表。党和人民给了他崇高的荣誉,一九五九年,时传祥出席全国群英会的时候,国家主席刘少奇跟他握了手、照过相。一九六六年国庆期间,时传祥还作为毛主席的客人去过中南海,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但是,一个月后,在北京街头第一次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时,江青在一次北京部分大专院校师生座谈会上大发淫威,无中生有地说:‘时传祥已完全是个工贼,他被人家收买了。’从此,我爸爸就被扣上‘工贼’和‘粪霸’的帽子,受到摧残,遭受迫害。在短短的时间里,被游街、揪斗达五百三十多次,强迫他承认‘工贼’的罪名。在这种法西斯暴行的折磨下,我爸爸的高血压日益恶化为弥散性脑软化症。就在他行动十分困难,生活已不能自理的时候,又被遣送回原籍……”

江青侧着身子,无动于衷地听那位年青人的讲诉,仿佛这一切和她毫无关系。她的表情时而惊讶,时而摇头,时而低头喃喃自语,离她很近的人听到她在说:“怎么回事?莫名其妙。”

时纯利流着眼泪说:“当周恩来总理知道我爸爸的事情时,气愤地说:‘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周总理指示要把我爸爸接回来抢救治疗。但是,由于长时间的残酷迫害,我爸爸终于在一九七五年五月含冤去世……”这时,他已经泣不成声了。

江青坐在被告席上,突然想起毛泽东的一句话来,那是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讲的:“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中。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是好人,支部书记也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定的,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是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不过,事情的确像毛泽东所说的,这场斗争复杂得很,打击错了,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个时传祥究竟错了没有?我怎么就没有一点点印象呢?

法庭上的屏幕里投出张霖之当年遭批斗和惨死的照片时,旁听席上一片唏嘘声。

江青也扶正眼镜,仔细地看着,说:“搞武斗,是我历来反对的,林彪一伙就是不听。”

但是,法庭宣读了煤炭工业部副部长钟子云的证词说:“在林彪、康生、江青一伙人的煽动下,张霖之一九六六年八月遭到了诬陷迫害,身心受到摧残。当时,中央有关领导批准他去大庆治病。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十七日两天、在东长安街体育场批斗煤炭部几位部长时,那些造反派追问张霖之在什么地方治病,他们说:‘江青讲了,张霖之有病,就是抬担架也要把他抬回来批斗。’会后,他们又追问,我们没有告诉他们。同年十二月十四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她诬陷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十二月十八日,张霖之回到北京。十九日,他就被造反派扣押起来。从此,他们天天逼迫张霖之承认他是彭真的死党,不承认就打。在一次批斗张霖之的大会上,他们给张霖之带上了六十多斤重的大铁帽子。由于江青的诬陷迫害,使张霖之遭到残酷的折磨,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惨死……”

江青闭上眼睛静听着,没有插话。表面上,她镇静自如,那双眼睛连张都没张。然而,她内心却是相当不安。她想,人总是会有不幸的,联想到自己眼下所遭受的磨难,那些死了的人不就是自己的影子吗?

“张霖之死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在一次接见群众代表时说,可以把我们三、四十年的老干部统统打倒吗?这一次革命运动怎么能把老干部统统去掉呢?这样做是犯罪的。在谈到张霖之致死的时候,周总理说:‘我很难过,对干部的斗争,不能这样斗,一斗十几天,几十天不放出来,那怎么能行?把公务耽误了,把身体也给摧残了,我们不安,几十年的老战友嘛。像这样下去,残酷斗争,许多中央同志看到很不安,很难过。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啊,对老干部不能用敌视的眼光来看待,你们觉得现在可以统统抛开,你们可以为所欲为吗?’”

钟子云的证词,江青觉得很奇怪,她和周恩来相处的时候,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对张霖之讲过这样的话。难道周恩来没有权力解救一个煤炭部部长吗?当然可以,为什么当时不讲,事后又讲这番话呢?江青这才觉得,她在政治上还是差远了,从来也没有想到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才导致……

证词最后说:“一九六七年三月一日,我参加周总理等召集的工交口七个部的代表会议时,听周总理说:‘他们把张霖之同志揪去几十天,那样搞,我很难过,为什么几十天不让他回家?回国务院?这样等于拘留。今天我看见钟子云,看不见张霖之,我很难过,张霖之已经化成灰了,也没给我打报告,这种风气不能提倡。我们党员、公民不能养成这种风气,这样的拘留方式是违法的,他是中央候补委员嘛,我们怎么向中央交待?’这件事后,周总理针对林彪、江青一伙煽动揪斗迫害老干部的犯法行为,把国务院一些部委的负责同志安排到国务院去住,以便保护这些同志不被揪斗……”

江青对此辩护说:“张霖之的问题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他的死更与我风马牛不相及。不错,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所有的干部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批判教育,这是对的,我到现在也仍然坚持这个态度。但是,搞武斗、打死人,这是坏人搞的,我从来反对。你们把我始终反对的坏人搞的一套统统地加在我的头上,这是为了把我整垮的一个阴谋,我当然不能接受。这里,我想起了毛主席针对邓小平的一些讲话,这些讲话和指示,是以一九七六年的中央文件第四号的名义发出的,你们可以找来给大家念一念。毛主席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一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毛主席还说:‘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毛主席的指示是我们……”

“被告人江青,今天是对你的罪行造行法庭调查,不是让你来讲演。”审判长说,“到法庭辩论的时候,你可以就你的罪行的有和无,轻与重,进行辩护发言。我们将给你充分的时间。现在,我问你,你有没有诬陷过中国京剧院原副院长阿甲和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是‘反革命’?”

江青一怔,随后想了想,说:“也许是有的,不记得了。”

这时,阿甲出来了。这个老艺术家的亮相,引起了旁听席上人们的极大关注,他那富于表情的讲话又把人们拉回到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讲话的时候,就指示浩亮点我的名,诬陷我‘破坏京剧革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一九六八年六月,江青在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座谈会上又一次诬陷我。江青说:‘阿甲这个人很坏,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你们把他斗够了没有?’从此之后,我每天挨批斗,在各个部门进行轮流游斗。我那时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有高血压和冠心病,身体、精神遭到严重摧残……”

江青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扭过头去,不搭理他。

阿甲伸出右手指点着江青说:“就是这个江青,在十年动乱中,一有机会就点我的名,说阿甲这个人不好斗,厉害得很,你们要狠狠地斗,每天斗。我一个唱戏的惹你江青什么了,你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我的爱人方华也是因为江青点名而置于死地致死的。江青为什么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呢?这里有一个《红灯记》的问题。在一九六四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调演的时候,江青欺世盗名,剥夺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作为她篡党夺权的资本……”

江青听到这些,扭过头去,吐了他一口:“呸!”

“我和京剧院全体同志改编和演出的《红灯记》,是八个所谓样板戏中突出的一个。她当然不肯放过。本来嘛,一个改编的《红灯记》有什么了不起啊!你拿去就算了嘛!为什么还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呢!因为江青既要当‘披荆斩棘’的英勇旗手,她就必须捏造一个破坏京剧革命的对象。一九七〇年五月,《红旗》杂志和全国各大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为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而斗争》的文章。文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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