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中国1908-2008-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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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朱德这个总司令又可以履行职务了，1936年3月15日，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抵达道孚，尔后又进驻炉霍，红军本不打算在此路过，可这时得到消息，说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已经到达滇西北地区，准备北上与红四方面军汇合。朱德于是建议部队原地休整，等待红二、六军团。这里经济状况比懋功、大小金川稍好一些，红军在这里得到了一个休整的机会。
此时的贺龙早就断了和中央的联系，却因为和张国焘之间有通信的密电码，而可以相互通报情况。中央曾经向张国焘讨要联系方法，都被张国焘婉拒。此时得到红军总部报告，说要在西康地区等候贺龙，然后一起北上。
4月1日，红军总部收到了一封发自林育英的奇怪电报，电报坚决反对红四方面军与红二六军团在西康会师，并令二、六军团在云贵建立根据地，而以四方面军失去北出陕甘机会为由，要求四方面军南下。
自从林育英“假传圣旨”开始，他就和陕北红军和中共中央站在了一个立场上，所以林育英发布这些命令，其实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命令。从这封电报来看，我认为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中央害怕贺龙和张国焘会师，因为那样会使本就实力占优的张国焘如虎添翼，毕竟贺龙大家都不了解，他现在什么态度大家也不知道，两下一会师，浩浩荡荡开进陕北，怪吓人的。
朱德得到命令后，感觉十分的突兀，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哪有这样朝令夕改的，南下已经被证明没有出路，此时命我们南下是何意也。于是顶住压力，命令部队原有计划不变，就地休整，等待贺龙。
这次红四方面军接受了上次到藏区的教训，尊重当地人的文化和宗教习俗，不再随便打砸寺庙，境况比上次好的多了。
一直等了3个月，7月初，贺龙率众到来，两大主力会师。红四军团对红二军团十分的热情，送衣送粮，嘘寒问暖。
张国焘当然希望和贺龙拧成一股绳，那样对抗陕北的毛泽东，就会更加主动。可是，张国焘这个书生出身的军政领导，还真不太会和贺龙这样的行伍打交道。前面咱们说过了，贺龙是唯一一个即未受过高等文化教育也未受过专业军事教育的中共高级将领，为人豪放、略带粗鲁，喜欢称兄道弟，说话经常是“兄弟我如何如何”，“弟兄们如何如何”，张国焘就很看不惯，这不是军阀作风吗，哪里像革命军人，贺龙和张国焘在南昌起义的时候就认识，当时张国焘就拒绝了贺龙的入党要求，在他眼里朱德、刘伯承、贺龙都是军阀。前面咱们说过，贺龙是唯一一个即未受过高等文化教育又未受过专业军事教育的中共高级将领，此人为人豪爽甚至粗鲁，喜欢称兄道弟，“兄弟我如何如何”，“弟兄们如何如何”，是贺龙惯用的说话方式，在张国焘看来，这就是军阀作风，哪里像革命军人，可问题是朱德、刘伯承虽然同样是行伍出身，但受过高等教育，说话办事留有余地，可贺龙不一样，他向来直来直去，如果哪句话说茬了，他真不给你台阶，不给你面子，那时这个总政委可怎么办。因此，张国焘对贺龙是三分轻视七分怕。这不，张国焘硬着头皮来和贺龙套近乎，贺龙对于中央分裂的事早有耳闻，这时候，在张国焘耳边轻轻来了句：“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虽然是半开玩笑，但还是把张国焘惊着了，他知道贺龙这个人说的出做的到。
贺龙不愿意受自己节制，朱德、刘伯承这两个贺龙的老部下，在中间积极活动和争取，陈昌浩、徐向前等也心向团结，6月6日，张国焘取消他的“党中央”。接着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命令，红二、六军团，加上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32军（也就是湘江之战时的红九军团），组成了红二方面军，由此，红九军团也成为了长征之中，唯一参加过红军三个方面军行动的部队。
前面这段都编乱了，重新发一下
这次红四方面军接受了上次到藏区的教训，尊重当地人的文化和宗教习俗，不再随便打砸寺庙，境况比上次好的多了。
一直等了3个月，7月初，贺龙率众到来，两大主力会师。红四军团对红二、六军团十分的热情，送衣送粮，嘘寒问暖。
张国焘当然希望和贺龙拧成一股绳，那样对抗陕北的毛泽东，就会更加主动。可是，张国焘这个书生出身的军政领导，还真不太会和贺龙这样的行伍打交道。贺龙和张国焘在南昌起义的时候就认识，当时张国焘就拒绝了贺龙的入党要求，在他眼里朱德、刘伯承、贺龙都是军阀。前面咱们说过，贺龙是唯一一个即未受过高等文化教育又未受过专业军事教育的中共高级将领，此人为人豪爽甚至粗鲁，喜欢称兄道弟，“兄弟我如何如何”，“弟兄们如何如何”，是贺龙惯用的说话方式，在张国焘看来，这就是军阀作风，哪里像革命军人，可问题是朱德、刘伯承虽然同样是行伍出身，但受过高等教育，说话办事留有余地，可贺龙不一样，他向来直来直去，如果哪句话说茬了，他真不给你台阶，不给你面子，那时这个总政委可怎么办。因此，张国焘对贺龙是三分轻视七分怕。这不，张国焘硬着头皮来和贺龙套近乎，贺龙对于中央分裂的事早有耳闻，这时候，在张国焘耳边轻轻来了句：“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虽然是半开玩笑，但还是把张国焘惊着了，他知道贺龙这个人说的出做的到。
贺龙不愿意受自己节制，朱德、刘伯承这两个贺龙的老部下，在中间积极活动和争取，陈昌浩、徐向前等也心向团结，6月6日，张国焘取消他的“党中央”。接着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命令，红二、六军团，加上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32军（也就是湘江之战时的红九军团），组成了红二方面军，由此，红九军团也成为了长征之中，唯一参加过红军三个方面军行动的部队。
第三十五章 悲情西路军
现在红军虽然号称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但战力却不可同日而语。四方面军人数最多，打的仗也不少，但大多军事干部是工农出身，未受过正规军事教育，这点上影响了他的能力发挥。一方面军到达陕北时，只有8000多人，但这些人是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转战两万里，身经数十战，大浪淘沙筛选出的精华，不论单兵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信仰忠诚度都是经过残酷战争考验的，加上他的干部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因此仍然颇具实力。而二方面军就差了很多，一是人数少，也就和一方面军差不多，二是打仗少，在整个长征过程中，未遇大战，三是士兵素质差，这是红军队伍里唯一一支允许抽大烟的部队，主要是在湘西活动时，这里的老百姓几乎家家种鸦片，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抽鸦片，以至于如果你不招抽大烟的，就无法扩红，没办法，只得允许他们带着烟枪上路。所以，三大主力中，实力最强的还是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但发展前景最好的是一方面军，而二方面军实力最弱。
就在二、四方面军千里转战之时，陕北红军却过着相对太平的日子。原来虽然包围陕北的敌人不少，但直接正面对敌的是东北军，这只被日本人吓的灰溜溜跑到关内的部队，遭到了全国人民全国军队的鄙夷，连他们自己都觉的人丢的太大了。所以，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考察兼游山玩水，半年后回国，走之前蒋介石跟他说，汉卿啊，我知道你好玩，可这次回来咱不能再玩了，你选择一下吧，去打刘黑七（一个土匪）还是去打共产党。当时按照汪精卫的意思，让张学良当京沪卫戍司令，张学良挺愿意啊，一可以经常去上海玩儿，二可以不带这支东北军了，他真的带累了。可蒋介石不干，东北军还得你带，去打共产党吧。
可这群东北兵不好带啊，有家不能回，有日本人不能打，跑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打什么共产党啊，况且当时的政策是死伤士兵的抚恤回原籍去领，这不扯淡吗，总不能东北军在陕北打共产党，然后去找日本人领抚恤金啊。在东北军将士消极避战情绪影响下，张学良也喝出去了，1936年4月，自己跑到延安，和周恩来见面，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只要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上边逼急了，就事先打个招呼，然后假模三道的比划一下。
其实，现在的中共政策已有所改变，一是实力所限，无力与国民政府继续对抗，二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见明目张胆，使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三是林育英带回的消息说，由于希特勒的崛起，国产国际放弃了原有政策，转而希望建立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阵线，具体到中共就是放弃原来“苏维埃”的口号，放弃“土地革命”，甚至连“反蒋抗日”都不提了，要争取“联蒋抗日”，团结全国各阶级来保家卫国。张学良此时认为“联蒋”没有可能，必须“反蒋抗日”，比红军还要激进，在此情况下，中共和张学良达成的协议，即符合了共产国际的精神，又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
只不过此时的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意欲将已成“星星之火”的共产武装彻底扑灭。毕竟围困陕北的不止一个东北军，在重重包围之下，仅仅两万人的红军实在势单力薄，给养粮饷再次告急，再想跑山西打粮已经不可能，连黄河都过不去，怎么办？毛泽东有两条路，一条让二、四方面军北上陕北，以壮大实力，力敌敌军，另一条就是西出宁夏，投奔苏联。第一条路，有两个问题，一是张国焘的到来，依然涉及权力分配的问题，二是这么多红军过来，会使吃饭问题更加严峻，敌人只须围而不打，红军自乱。而第二条路，虽然有逃跑之嫌，但也不用上纲上线，“逃跑主义”本来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词，“逃跑”就是认为打不过了，我们躲一躲，根本也上升不到主义的层面。而我认为这个想法还是有道理的，只要撤退到中苏边界，那么战局好的话，可以背靠苏联，解决四面被围的困境，同时得到苏联的援助，战局不利，还可一步就跨入苏联以保存实力，反正共产主义者是信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也没有“不干涉别国内政”之说。
于是给张国焘发电报，“依据现时力量，假如以二方面军在甘中、甘南策应，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兄等认为有充分之把握否？”，张国焘其实对于和一方面军汇合还是心存芥蒂的，因此如果能够西出，打通苏联，首先可以不和毛泽东朝夕相处，其次，如果得到苏联的援助，也可先装备自己，确实是不错的选择，于是在征求了徐向前的意见后，回答没问题。
1936年的10月9日，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徐向前率兵到达时，前来接他的是黄埔老同学，红一师师长陈赓。大家相见甚欢，但因为有了之前的隔阂，所以这一次大家都格外的小心，没有混住，恐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这次的会师，标志着三个方面军的长征均告结束。
会宁会师后，四方面军还没来得及休整补充，双方领导人也没见面，四方面军的30军、9军和红一方面军的5军团一共2。18万人便在徐向前、陈昌浩的率领下，西渡黄河，进入了河西走廊开始西征，这支部队就称为“西路军”。渡河之后，后续部队在河东再未给予这支部队任何的支持，5个月后，缺衣少粮、弹药匮乏的西路军在与回民武装马家军（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的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
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轻车简从逃回了河东，在向陕北进发的过程中，陈昌浩病倒在老乡家，徐向前一个人回了陕北，经此一别，两位红军时期最为默契的军政组合即宣告解体。因为在1937年的3月17日，距西路军残部分散游击仅仅三天，中央就已经把西路军败局与过去张国焘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错误相提并论，严厉谴责西路军领导人的所谓“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的行为。徐向前，这位红军时期卓越的军事领导人，手中再未掌过重兵，而陈昌浩则就此从中国的政治舞台消失，再次被人想起已是“史无前例”的1966年，已经与世无争二十余载的陈昌浩，作为“张国焘的忠实走狗”，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妻离子散，一年后，不堪凌辱的陈昌浩服下大量安眠药，结束了自己年仅61岁的生命。流落在西北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士非但没有享受到老红军的荣光，在那全民疯狂的岁月，他们还屡遭迫害。
同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开始对红四方面军将领进行全面整肃，发生以时任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许世友为“主谋”的所谓“抗大反革命暴乱案”，数十名高级将领被公审判刑。手中无兵的张国焘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在批张斗争中，从既定逻辑出发，西路军败局，自然被判定为“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国焘路线的牺牲品”。后在毛泽东的干预下，许世友被放出，但四方面军将领再未享受过和一方面军同级别将领相同的待遇。
失去了总指挥和总政委的西路军残部4000多人，由30军政委李先念率领，东奔西走，继续抗争，在陈云和滕代远的接应下，最终流落到了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陈云是参加过遵义会议的，但之后他就离开了红军去了上海，并从上海去了莫斯科汇报工作，这时被派回国，在迪化开展工作。37年底，在已经建立李先念率兵回到陕北，毛泽东给予其“将军不下马”的评价。
毛泽东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１９５１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