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云雾-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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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虽然是一部严肃的史学专著，但却具相当的可读性。仅以人物为例，作者善于通过特定的事例，以简练的笔法勾画出历史人物的鲜明个性。项英的刚直不阿，周恩来的忍让练达，任弼时的圆通持重，王明的书生幼稚，张闻天的正直谦让，康生的奸滑阴毒，彭德怀的耿直豁达等等，一代共产党先驱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毛泽东自然是此书的中心，高华笔下的毛泽东老辣跋扈、纵横捭阖、收放自如，具有鲜明的个性。他相信权力，相信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力量。与毛相比，王明虽然是斯大林的学生，他学而且信；毛泽东也学斯大林，但学而不信。信的最终斗不过不信的，这是毛泽东留给中国的遗产。
以下是笔者读完高华此书后的几点较深的感想。
一 毛泽东思想是战争与落后的产物
延安整风是中共决定性的历史转折。这一转折意味着中共的“脱布化”，中共的民族化。这一转变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从思想上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是共产主义中国形态的确立，是舶来主义与中国土壤的有机结合，中国式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从组织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化，中共脱出由斯大林掌控的共产国际的指挥，获得相对独立地位。中共七大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一方面意味着毛泽东的一系列思想、语汇、战略、策略等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另一方面意味着毛泽东本人成为中共至高无上的领袖和导师。毛的成功是近代中国时势造成的。毛在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中最终占了上风，除了他本人的天赋、谋略、意志等因素外，最重要的因素应该归功于中国的战乱和落后。没有长期的战乱，毛就不可能利用其军事才能压倒众多的知识份子出身的中共前领袖；没有落后的农民国的现实，毛就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将其融合中国传统和斯大林极权主义的专制主义强加于40年代初仍然充满理想色彩的中国共产党。
高华此书对这一点有充分的展现。如，延安高干供应制的建立，对中共党内知识份子出身的人的打击以及对农民出身的军人干部的迎合，表明毛自觉地利用农民的情感控制军队而将中共的军队改造成一支具有农民起义色彩的红军。正如王实味指出，“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等级差序制度。实际就是将“论功行赏”的农民造反原则制度化。同这种根深柢固的农民意识相一致，毛泽东对知识、知识份子（尤其是西方知识、留苏派知识份子）、党内“教条主义”份子切齿痛恨。他曾指斥留苏派为“连猪都不如的蠢货”，批评他们“言必称希腊”，指斥知识“教条”“比屎还没有用”。毛本人在延安曾下功夫读马列的书，即使是如此，他读得最通的书，也就是最合其意的书，是那本由斯大林亲自修订的《联共（布）党史》。原因无他，此书为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党内斗争的指南。
二 对五四精神的背弃
如果说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舶来意识形态与中国专制传统的双重胜利的话，那么这个胜利就不仅仅意味着“留苏教条派”的出局，同时更意味着五四精神的失败。延安精神的确立，正是五四精神被淘汰的产物。高华此书在这一点上有着十分深刻的洞见。作者明确将“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份子中的影响，确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页304）作为毛泽东思想革命四原则中的第二条。高华对王实味个案作了详尽分析。王实味虽然接受马列主义投奔延安，但他为纯真理想所驱使，思想深处仍受五四民主、科学所激励。他正是以平等、博爱为参照来批评延安的等级制度，并且直接溯源到等级制的专制主义传统，这正是五四精神的强烈闪光。而王实味最后被砍头，是整风运动因言获罪的死囚，成为毛泽东思想确立的祭品。只要王实味所代表的反叛、批判、自由、独立的五四精神还在，就不可能有毛泽东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就不可能有毛泽东个人独裁的党天下。这一认识不仅是对延安整风性质所作出的准确结论，而且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反思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新起点。
三 知识份子的“原罪”
以意识形态作为巩固和强化个人权力的手段并非毛泽东的发明，但将意识形态教化推广至全党每一个干部党员，以大规模的群众动员的方式，要求“人人过关”、个个检讨而达至革面洗心、重作“新人”的目的，应该说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大清洗”的创造性发展。
延安整风虽然是以中共全党为对象的，但由于意识形态是其主要武器，因而党内知识份子首当其冲。同时由于毛泽东发动整风的首要政治目标是彻底摧毁王明、张闻天等留苏派的所谓教条主义的影响，因而知识尤其是书本知识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批判对象。从这里开始，毛泽东找到了一个屡试不爽的发动意识形态教化运动的操纵杆。这个操纵杆可以概括为某种可以同基督教“原罪”相类比的“知识原罪”概念。可以说，延安整风之后，任何知识，尤其是同人文、社会相关的知识，只要未经过毛泽东意识形态的过滤，就是罪孽，就需要被批判，而掌握这种知识的知识份子就应该接受改造，就需要赎罪。同基督教一样，赎罪需要经过一定的仪式，而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式的“灵魂革命”就是赎买“知识原罪”的中国仪式。从今以后，不经过这一仪式，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共产党人。
高华在本书中对知识份子改造运动个案和细节作出生动的描述，充分揭示出这种类宗教“炼狱”仪式的功能及其心理依据。高华指出“随着‘发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学习者普遍产生了负罪意识（原罪意识─本文作者按），知识份子党员更自惭形秽，认为自己确实如毛泽东所言，除了读过一些如同‘狗屎’般无用的书之外，对共产党和人民毫无价值，……简直是罪孽深重！”（页424）从此，“知识原罪”便成为套在中国知识份子头上的紧箍咒。
高华强调延安整风中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但笔者则更倾向于毛泽东的延安整风的模式借鉴主要来源于苏联。中国儒学的“吾日三省吾身”是一种“慎独”功夫，同基督教的个体忏悔有相通之处，但却不是将个人隐私（家丑）张扬于大庭广众。将这种“荡灵魂”的公共忏悔仪式推广至全党范围，表明毛泽东深得斯大林真传。高华以翔实的材料和充分的分析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整风运动的结果：一方面是毛泽东个人独裁和毛泽东思想独尊在全党范围的确立，另一方面则是党内知识份子包括党内高级干部在内的其他个体的个人尊严、独立全部荡涤一尽，成为革命机器中没有自我意识的“齿轮与螺丝钉”。高华以丁玲为例来说明这一现象也是十分典型的。不过读完此书，掩卷之时，联系到中共建国以后的现实，读者也许会问：当年受到残酷斗争、非人打击的受害者，为甚么对延安整风尤其是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三缄其口？当初被整的人何以在今后的运动中又对其他人大打出手，成为残酷的整人者？对于这些问题，结合东欧苏联与中国历次运动的实践，答案是肯定的：被整者同时也是既得利益者，因为只要他们挺过这一关，他们仍然可以在这个机器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 制度与独裁
高华在本书第六章中用了不少篇幅来描述40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很显然，当时的延安不仅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而且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一个以共产主义作为信仰与行动指南的极权主义的小社会。不过，这是一个初始的极权主义社会，是一个具有真诚信仰、富有朝气的极权社会。王实味、丁玲、萧军等具有自由化倾向的知识份子及更多的向往平等、自由的知识青年大量来到延安，使得延安充满了热情浪漫的气息。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延安整风这样的革命洗礼，没有严格的纪律和强有力的领导权威，延安这个小社会可能仅仅是偶尔汇聚的浮云，而难以成为中共今后夺取全中国的革命中坚。
延安整风其实包含着共产主义极权的一个根本趋向。一方面，延安整风是中共由草创走向成熟，是意识形态由思想变为制度，是马列主义由理论教条变为实践纲领定型阶段；另一方面，延安整风也是毛泽东个人专断的确立，是理想主义让位于政治权谋，是乌托邦走向强制的决定性转折。中共本来没有建立一套有效保证集体决策的制度化机制，延安整风则使个人独裁制度化了。延安整风前的毛泽东虽然同中共中央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冲突与紧张，但他却必须利用制度规定对付他的政敌，直到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他才可以甩开制度的束缚。延安整风所建立的制度是一个助长专断的制度，自延安整风始，政治运动将成为共产党的传统，成为推动革命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制度手段。然而，正是这种“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运动，使得毛泽东可以甩开一切制度规定和集体决策框架而另起炉灶。高华对延安整风中中央总学委的论述很具启发意义。由于运动的特殊要求，临时组织就可以压倒常设组织，凌驾于党的法定最高决策机构之上，于是临时制度就可以抛开正规制度，而最终使个人专断成为制度。延安总学委的核心是毛泽东与康生，而实际上由毛泽东一人支配。文革时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正是这种以临时机构取代正式机构的做法的重演。
五 功利原则与人道原则
在共产革命中，功利主义往往是重要的行动原则。长期的战乱，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中华民族难于从长远思考。尽快获得独立、摆脱落后，使得功利主义成为时代的要求。从功利出发，毛泽东就可以以大局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否决其他的原则，甚至将争取胜利的原则变成压倒一切的原则。高华在此书中详尽地展现了任弼时、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在同毛泽东发生分歧时所表现出来的忍让妥协精神。在相当多的时候，这种妥协都是以党的利益、大局为重的名义作出的。在那种艰苦转战的年代，为达目的，没有妥协是不可想象的。以全局利益、集体利益、人民利益为由，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小我服从大我，是理性的一部分。然而，小的妥协导致大的妥协，个体的妥协为个人独裁打开了大门。当毛泽东个人独裁的红太阳升起之时，就是美丽的乌托邦革命理想终结之时。高华此书似有强调毛泽东本人在延安整风惨案中的个人责任的倾向，但这个制度本身没有制约机制似乎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不仅延安整风之后党内冤案错案如影随形最终无法避免，而且按高华在本书中的勾勒，1931年邓发在闽西的肃反扩大化，张国焘、夏曦在鄂豫皖的肃反扩大化都可以佐证：残杀和打击同党是攫取和巩固权力的必要和有效手段。不仅如此，这种马基雅维里式的功利主义的权力崇拜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中获得了科学与道德的论证。
最后，在笔者看来，本书也有某些可完善之处，如对延安时期的大背景交代较少。在当时的战争状况下，毛泽东之所以专横跋扈、置同志于死地，除了他的权谋暴烈之外，应该还有当时中国革命节节成功的大背景，这一背景是毛泽东整风成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一条件使得毛更可以同当年的列宁相比，而不是斯大林纯然的屠杀政敌。不过，建国之后的毛泽东则渐渐向斯大林的路上滑行，以加强自己的权势来掩盖自己执政的错误，而不是利用革命实践的成功来巩固自己的权势。
另外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作者对延安整风惊心动魄的描述，读者可以从中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中共这架机器从整风开始就已经是以夺取政权作为目的的，意识形态仅仅是夺取政权的工具。不过，高华自己却没有完全走向这个方向，发人深思。笔者以为，共产主义革命作为中国近一个世纪的革命历程，自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社会的原因，甚至也应该对此给予充分的同情理解。然而，这种同情理解的目的，是加深对中国共产革命的理性认识，坚决地、义无反顾地告别它。
（载于《二十一世纪》）
拒绝残酷的美丽
——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
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萧功秦
假如有谁要我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价值，我会说：“你如果要知道什么是二十世纪中国浪漫革命中残酷的美丽，那你只要读一下高华这本书就可以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华这本史学专著是一部凝聚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进行理性反思与心灵体验的传世之作。它深刻地揭示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并通过这一揭示回答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
本世纪二十年代进入中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一开始具有苏俄式的罗曼蒂克政治色彩。在经历一场延安整风洗礼之后，中国革命从一个罗曼蒂克的翩翩少年变成更严酷、更冷峻的成年人、他既浪漫又务实，既具有诗人的抒情性格，又具有斯巴达式的坚韧，既充满中国式的大同理想，同时又略带传统农民的偏执气质。从此以后，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划时代的转变。在争取新世界的过程中，中国人的政治价值、中国人的思想、生存态度、情感表达方式、思维方式乃至审美情趣，凡此种种可以统称之为文化或民性的东西，均逐渐地、然而却是决定性地发生巨变，如同九曲黄河大转弯一样，这个拐角处，这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风陵渡”，就是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是中共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性的事件，用高书的话来说，这一政治运动“奠定了中共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经由这一整风运动而形成的中共的基本理念，政治和思想斗争的基本范式，对中共革命胜利起了重大作用。1949年后，中共又把这套模式施之于全国，深刻的改变了国人的命运。
然而，这样一个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