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1966-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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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他要讲裤子上的补丁和三年自然灾害的事情。
生逢1966 11（8）
批判会就这样结束了，爷叔对瑞平说，他还得和妈妈谈一次，让妈妈将那两本日记簿交出来。
然后就是和妈妈一起走出了工厂。走在街上，两个人一前一后，好像是两个很陌生的人。瑞平走在后面，看得见妈妈的背影。妈妈的背有点驼了，再也没有当年挺得笔直的模样。妈妈今天的裤子上有很多的油泥。她今天已经不在食堂里卖饭票了，他见到过那些冲床，都是些很笨重的家伙。冲床的头上夹着模具，又很锋利，经常听说有人的手指被冲床轧掉。他不知道妈妈的手指会不会被轧掉。他又感到自己这样想不对，这不是在同情地主婆吗？
一路无语。走进弄堂天已经黑了，两人也没有话说。不过他已经注意到弄堂里的人看着他们的目光有一些异样，他后来在门口见到了一条白色的标语。其中妈妈的名字上画着红色的大叉。妈妈视若无睹，径直走进厨房，将昨天的冷饭烧成了泡饭，盛了两碗，从橱里找出一碗酱大头菜，就这样草草吃了饭。
已经晚上九点钟了，瑞平心想，爷叔交代的谈话还没有进行。于是就到前面的房间里，对妈妈说：“我有话要说。”
妈妈很迟疑地看了看瑞平，说：“瑞平，有话你就说好了。”
“你不要叫我瑞平。我和你划清界线了。”
“那么叫你什么？叫你陈瑞平同志？”妈妈两只眼睛瞪得很大，很有些怕人。
“你不能叫我同志。”
妈妈的两个眼睛凸出，好像要咆哮起来。但是她没有，她的胸口起伏着。两行泪珠像黄豆一样滚到地板上。“那我叫你什么？你是我从小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我除了叫你儿子，还能叫你什么？”
“可以叫我小将陈瑞平。”
“那你叫我什么？地主婆邵玉清？”妈妈哭喊起来。一条弄堂突然静下来了，瑞平知道，石库门弄堂的人们已经全部将耳朵如同雷达一样调节到了他们的窗口。曾经的治保主任现在被斗争了，当年小弄堂里最有钱的人家最近已经彻底败落。可能很多的人心中出了一口气。
“今天批判会铁的事实已经证明，你是一个地主婆，你必须要向人民群众认罪。老实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瑞平也提高了声音。
“我是地主婆？好吧，我就是地主婆。你是什么？你不是地主的狗崽子吗？”妈妈的这句话是压低了声音说的，有点咬牙切齿。尽管这样的低声，在静谧的弄堂里，依然能让所有醒着的人听清。
“你还在和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告诉你，我是吃娘的奶，也就是劳动人民的奶长大的。我一直受的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我一定要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海枯石烂不变心。”
生逢1966 11（9）
妈妈不再说话了。只有瑞平越说越雄辩。“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我一心要革命，就是要和你划清界线。从今后，你是你，我是我，我劝你还是争取走坦白的道路，将一切都向工厂汇报。求得革命同志的帮助。”
妈妈一动不动地坐着，头发蓬乱，脸色焦黄。很像是在想什么遥远的心事。又像是将自己的活力一点点地抽象起来，最后成为一个没有生命的空壳。整张脸上几乎没有什么是有生命的，会动的，只有泪水在淌，因为泪腺的分泌和地心吸力无声但是很顽强地流淌着。
对别人来说，这是一个女人，对瑞平来说，这是母亲。
四周的静谧令人想到或许会有什么发生，但是不可能有。和这种静谧相匹配的无边黑暗使人的想象立刻失落到无底的深渊之中。明明知道，弄堂的空间是很狭窄的，明明知道，黑暗中有很多的人全醒着。瑞平是那种没有手腕，只知道用直线想象的人，他没有私心，也没有城府，没有韬略。他带着恐惧带着忧虑，他不知道现在一个革命者应该做什么。他是很强大队伍中的一员，但是他又是一个很孤独无助的魂灵。
妈妈看准了这一点，就说：“小将陈瑞平，我今天早晨还很担心，担心你出来为我说话。今天我不会担心了。我知道你还是跟党走的。所以，即使我成为地主份子，你还是革命的。陈家还有一个人是革命的。这就好了，好了……”
这话说出了一点瑞平的心思，但是这种心思被他批判的对象猜中，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他或许不会被坚强的对抗击倒，面前却隐隐有一个母亲挥之不去的柔情，这柔情正击中了他的心脏。
“你不用来软化我。我是不会被软化的。我有坚定的立场。”
这当然是一句言不由衷的谎话。后面的灯光突然大亮，蓓蓓站在窗口，女生两个眼睛瞪得很大。“啪”的一声，汪家好婆将灯又拉灭了。
楼下又一盏灯大亮，一个嘶哑的声音叫喊着：“光屁股，搞腐化，拉出来枪毙！”
弄堂中于是想起了一阵参差的笑声，这笑声令人毛骨悚然，在静谧的夜，在墙上激起回声的涟漪。好似弄堂中有很多小孩的幽魂在悠悠游荡。
瑞平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
昨天他是怎样睡着的，他不知道。后半夜，他曾经惊醒一次。他正在做一个恶梦，家中抄出来很多的枪支弹药，妈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国民党反革命，他需要继续揭发她。
他恍然记得，妈妈的房间昨夜很晚才熄了灯光，妈妈的手中正捏着一管笔，红肿着眼，正在一块白色的小布片上写着什么。这正是她认罪的象征。她的面前，是两本墨绿的“光荣日记”，这正是爸爸的日记本。阶级敌人已经认输了，已经老实了。瑞平这才睡过去，瑞平早晨发现自己是斜依在椅子背上睡下去的。身上还披着一件旧衣服，这件衣服肯定不是自己盖在身上的。
生逢1966 11（10）
现在桌子上有一碗泡饭，还有一小碟酱菜。泡饭碗的上面还盖着一个碗，这是萧山人防止饭冷掉的办法。这是一个讽刺，死不改悔的地主婆为英勇斗争的小将准备早饭。
这一天当他打开后门的时候，突然发现脚下有着一堆爸爸妈妈以前送给邻居家的东西，从勾花的帽子到写字的钢笔、铅笔盒，从小孩的衣服到整包的毛线，还有好几碗霉干菜。帽子戴过了，铅笔盒掉了漆，衣服穿过了，毛线是从结好的衣服上拆下来的。霉干菜看颜色就知道是绍兴的不是萧山的。他们还是要还，好像这样他们一还，就是告诉周围的人以及地主婆：我要划清界限了。
妈妈是比他先出门的，妈妈一定是视如不见，一步就跨出去了。他也一步跨出去了。他走出弄堂，他必须在交叉的眼光组成的走廊中通行。从本小弄堂出发，穿过大弄堂一直走到淮海路。曲尺状的走廊中全部是那种的眼光。他感到了另一种孤独。
这一天的中午，他被工宣队唐师傅喊到办公室。唐师傅从抽斗里取出了一个红卫兵袖章，过了一会，他还拿出一个红卫兵证。“陈瑞平，你的表现很好啊。对方工厂的革命派打电话来了，经过工宣队、军宣队和红卫兵团的研究，决定火线吸收你参加红卫兵。”
陈瑞平总归有一点激动，其实他在批斗会上就想过他会成为红卫兵，他没有想到会这样的快。他用双手接过袖章和证件，这是一张有着区里盖章的红卫兵证，他几乎是贪婪地左看右看看个不够。他抬起头来的时候，目光正巧遇上了倚在门框上的小木克。小木克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瑞平回家后慢慢将红卫兵的袖章套上了自己的左手臂。他嫌袖章太新，用肥皂洗了两回。稍微将袖章洗得褪了一点红色，才将袖章用熨斗烫平。他又感到袖章过于平整，又特意将袖章揉皱了，才重新有点歪斜地套在袖子上，又将军服的袖子卷起两套，装成一种“老兵”的模样。军服上的萝卜干味道已经洗净了。
生逢1966 12（1）
“地主婆邵玉清”和“小将陈瑞平”就这样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清早，地主婆在五点就出门了，晚上，一直要到六点才回家。小将一般是在早上七点到学校去，晚上经常在半夜才回家。他已经不能直面妈妈的脸，只能用“时间差”的办法，避免两个人的同处。他经常在打完球之后，在学校对门吃一碗八分钱的阳春面。然后再在操场边上的水龙头下面洗澡。然后将衣服洗好挽在手上回家，半夜晾在竹竿上。这时候，妈妈已经睡下了。
两个人扮演不同角色的人心照不宣，都不说话。即使在星期天，也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妈妈上菜场去，买了菜回家烧。瑞平等妈妈出门之后，就立刻迅速起床。划了几口泡饭，匆匆忙忙出门，常常要到了街头，才想起没有什么预定要去的地方。于是就到复兴公园的荷花池边上看人下棋消闲。批斗会之后不过四天的一个夜里，就有一场北来的雨，在急雨中，瑞平又把门口人家送回来的东西用一个网线袋兜了，走很远，扔到金陵路的一个垃圾箱里。凌晨雨住，扫弄堂的将所有的遗迹全部扫掉了。
妈妈是一个奇迹。她走出弄堂没有低头，她一般是很沉稳地走的，她非常自然，仿佛她的名字没有被“XX”过，她并不惧怕面对以往的熟人，她很会和对方用眼神交换问候，一般只要微微颔首，零点一秒就完成了每天的寒暄。妈妈睡觉已经很踏实，晚上呼噜很响，完全像是一个刘姥姥一样的粗笨农妇，而不是一个三十年代蚕桑毕业的中专生。她双手的指甲已经剪得很短，她每天用一只小刷子在很仔细刷着手上黑色的机油。
他们用纸条联络，没有称呼，没有署名。
“学校要交下学期的学杂费共三元五角。”
“四元夹在书里。”
“马桶下午已经倒过了。”
“抽斗里有四十五个银圆，可以带着户口簿到银行去掉换人民币补贴家用。”
“四十四元在此。有一枚外国银圆成色不好，不予掉换。”
“这是本月零用钱五元。”
“抽斗中出现蟑螂。买蟑螂药五角，交扫街费三角。”
“一元钱还你。”……
瑞平戴着红卫兵袖章出现在球场上，“篮革会”的人很不自然。他感到了弟兄们对自己的隔阂。这种隔阂是仅仅能意会的。例如小牛，在接到瑞平一个长传之后，狂奔到篮下，一个单手上篮，球没有进。以往，他总是很随便地举举手了事，现在，他要一本正经地走过来和瑞平说一句“对不起”，就像是和一个刚刚搭档的新手一起配合一样。打完了球，没有人再和瑞平多说什么，仅仅是一起到对过面店吃面而已。以往呼噜呼噜的声音中间，总有很多的笑声，现在没有了。没有人在冷落瑞平，瑞平却感到了冷落。
生逢1966 12（2）
打完球之后，黄老师对瑞平说：“陈瑞平，我有话要问你。”
他们走到了体育办公室，心事重重的黄老师将门关上了。他满脸漆黑一声不吭地抽烟，然后就问：“有一件事你是不是还记得？”
“什么事？”
黄老师的眼稍往屋角一瞥，一个计分牌正放在那里。“就是那个。”
“那有什么事情？不就是用旧的三夹板做的吗？”瑞平被老师一提醒，突然感到篮球队所有人集体的“杰作”可能有问题。在一种新式的塑料涂膜毛主席像诞生之后，那些举着游行的风吹雨淋发霉翘裂的宝像就被堆在储藏室里。他们将此做成了记分牌。
“我是说，或许有人会误会，以为我们是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不会吧。全是旧的牌子。牌子已经发霉了。”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那么，没有事情了？”
“再加上我们是先把铅画纸覆盖在夹板上再锯开的。我想没有事情了。”
黄老师将门打开，很小心地左右看了看。然后说，“那么不要向工宣队汇报了？”
“为什么要汇报啊？”
黄老师将瑞平送出校门，客气地笑着向瑞平点了点头。瑞平后来一直在思考这样微笑的涵义，这是前所未有的微笑，很晦涩，很胆怯，很没有底气。一个老师对学生这样几乎有一点讨好的微笑是不正常的。一种疏离感再次袭击了瑞平。他渐渐感到，他在篮球队的存在让人人自危，以前人们说话从来没有瞒着他，他知道几乎一切事情。但是，他连妈妈也会斗争，在大家的心目中已经不是从前的陈瑞平了，球队萌生了警惧。
他用口袋中的一元钱买了一根小雪糕，找回了很多的一角。他独自吮吸着甜味中微微的苦味。往常，他会用这张一元买够十二根雪糕，和篮球队所有的人共享。
星期六下午没有课，但是有球。当他走到校门口的时候，突然发现又有一条新的标语：“坚决将混进教师队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黄于强揪出来示众！”
没有例外，在黄于强的名字上打上了“XXX”。
陈瑞平的心在砰砰乱跳。他连忙走进学校。校门口还有两条标语：
“黄于强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罪责难逃！”
“揪出黄于强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伟大胜利！”
走到体育室的门口，只见两片封条贴在木头门上。显然，这里已经成为需要寻找罪证的地方。他呆呆地站在门口，脑袋嗡地响了很久。有人拍了拍他的肩，是小木克。瑞平惊遽的神色显然被小木克察觉了。小木克说：“瑞平，篮球队今天有球，快去啊。”
生逢1966 12（3）
小木克已经很久没有参加篮球队的活动了，他坦然的神色更令瑞平担心。他显然是知道些什么的人，他也显然是知道了并不惊慌的人。“怎么了？你看到了门口的封条这样紧张？”
“没有……”
“你是不是在想那副计分牌？”小木克料事如神。“这不是你的事情。”
“可是，”
“可是什么？你是要说，你和我也曾经锯开过这个木版？没有的事情。只有黄于强一个人这样做了。”
这显然是一种“调子”，按照这样的逻辑，所有人全没有一点罪责，将全部奋起对黄老师进行斗争。从瑞平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不能的。他至少是一个里外一致的人，并不想隐瞒自己。
“不能这样说吧……”瑞平很迟疑。
“很多的事情会出乎我们的意料。黄老师是一个反动老师，你也没有想到。他出身在一个反动的家庭中。他用锯子锯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像完全是蓄意的。是为了发泄他对革命领袖的仇恨。做一件同样的事情，他和很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