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1966-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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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桌的另一边上还有一双筷子。没有面，在筷子前面放了一只干净的空碗。这是明明白白留给一个已经不在场的人的。屋里已经很清爽，妈妈和瑞平的衣服也已经全部洗干净了，在窗前的晒衣杆上随风飘荡。妈妈就说：“还是养一个女孩好，你看蓓蓓一个下午就把家里弄得清清爽爽。”
妈妈不吃面了，看着瑞平吃。瑞平知道，妈妈是希望他说些什么。这也是瑞平奔波一天要想追寻的。
“我今天先到学校。”瑞平说，“自行车是向汤老师借的。”
瑞平顺着淮海路，到重庆路转弯，卢湾区委和区政府就在那里。瑞平想，爸爸开始一定是到区委去了。
拐过大院，瑞平看到了很多的大字报。大字报上有很多的打ＸＸ名字，这个年月，夏副区长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夏立行”了。看样子被批斗的次数已经大于等于二，愤怒的革命群众不止一次地提到他“上一次批斗会上”如何如何的狡辩，以及在“本次批斗会上”他如何的用谎言编造事实。
在大字报栏的最后，瑞平见到了一份“我的认罪书”，署名正是“夏立行”。
我完全彻底的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对此，我认罪，广大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完全正确，我口服心服。
我本来出身于贫农家庭，年幼时就参加革命工作，身上有日本鬼子的刺刀、国民党的炮弹留下的伤痕。在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运动中，我身先士卒，奋不顾身，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一边。但是，渐渐地，我放松了思想改造。对于毛主席“阶级斗争”的理论，我学得不够，贯彻得不力。在反右的斗争中，我偏袒了工商界的右派。特别是伪装积极的资产阶级分子陈宝栋，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而我被他积极肯干的外表蒙蔽，信任他，推荐他成为区政协委员，委任他成为恒大厂的副厂长。近年来，我接受了陈宝栋的许多礼物，计有金笔一支，月饼三盒，啤酒四瓶，香烟票五份，我还在他的家中吃过两顿饭。我在不知不觉中被资产阶级拉下了水，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在区委的会议上，替资本家说话，说什么“公方厂长主要是把政治关，生产上还是要依靠资方的技术”，还说恒大的生产上去，陈宝栋有很大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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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平看了看日子，原来是家里被抄之前贴上去的，那么爸爸一定看到了这张认罪书。公开场合的夏副区长，一直是很和蔼的，很亲切的。夏副区长在家里和爸爸谈话，却一直是很严肃的。有时侯他们争吵几句，夏副区长便很严厉，一口胶东话说的爸爸连连点头。不是夏副区长被爸爸欺骗，而是爸爸完全被夏副区长征服。
妈妈就说了：“你爸爸给夏副区长什么礼物，夏副区长一定是要还的。爸爸给了夏副区长一支金笔，夏副区长就还了爸爸一本精装的日记本。夏副区长到家里吃饭，吃倒在其次，大多数时间都在谈话。一次是抗美援朝，我们家把所有的金子全部捐献出去了。另外一次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爸爸和夏副区长一碰杯，两个人喝了一瓶花雕，爸爸的那间小厂马上就公私合营了。”
“那么，夏副区长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妈妈没有回答，只是摇了摇头。
瑞平说：“爸爸看到了两个夏副区长，一个是以前的夏副区长，在爸爸的脑子里；一个是现在的夏副区长，在大字报上里。”
妈妈就说：“两个夏副区长其实是一个，他就是那个夏副区长。”
瑞平说：“那么我就说厂里吧。”妈妈很费劲地把眼神从遥远的地方收回来，点了点头。
瑞平骑车到工厂的时候，正是中午。在工厂门口，他见到了爷叔。爷叔正在指挥几个戴红袖标的工人张贴横幅标语：“反动资本家陈宝栋畏罪自杀死有余辜！”瑞平的眼睛瞪得老大，他以为爸爸至多只是一个懦夫，爸爸绝对没有胆子和运动对抗。
爷叔见到瑞平，就说：“你来得正好，我有话对你说。”
瑞平就跟着他进了厂，厂里正在准备着一个批判大会。爷叔走进技术科办公室的时候说：“你都看到了。公安局已经来人说，你爸爸是自杀，不是他杀。他们在他的胃里发现很多的红色的颗粒，基本判断不是食物，所以肯定是自杀。既然在抄家之后自杀，那么一定是有原因的。”
爷叔从自己皮带上挂着的一大串钥匙中找出一个，启开了背后的一个技术档案柜，拿出一本很大的卷宗。里面是以前工厂里的技术记录。
嚯，那里有成千个徽章和标牌！
爸爸是一个细心的人，爸爸设计过的徽章和标牌，全部留着底份。爷叔早在需要关注的那些页面上，夹着一根根长长的纸条。每翻开一页，就是一条罪证。国民党的党徽、帽徽，有着汪伪标志的国民党党徽，三青团训练班纪念章，上海特别市的标志，运动会上有着国民党徽记的证章，还有一个古怪的三角型特训队的纪念章，爷叔说，那是汪精卫七十六号魔窟进门的标志。又有一个联谊会的标志，爷叔说，这是国民党特务组织联络的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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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妈妈“啊”了一声，眼睛一闭。泪水就从眼角像止不住的鲜血一样泻出来了。妈妈把眼睛张开来了，眼眶里全是泪水，眼白红红的：“那些当然全是真的，你爸爸画的样子，爷叔开的模子，我和工人一起点的漆。那个时候，做这些只能赚一些小钞票。可是不做这些，连小钞票也没有赚到，工厂要倒闭的啊！”
倒闭了工厂，陈宝栋就没有了资本家的头衔，妈妈就没有了资本家太太的称号，瑞平就用不着为自己的出身苦恼。为什么工厂不能倒闭呢？
妈妈只要盯着瑞平看一会儿，就把瑞平的五脏六腑全部看清楚。她说：“人啊，总不是从石头中蹦出来的，总要吃饭穿衣的是不是？”
妈妈就没有问瑞平又到了什么地方去了。瑞平也知道，妈妈已经不能忍受自己再说看到了什么。或许妈妈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不需要他再说了。
妈妈将装过鸡汤面的两只碗洗干净，然后在自己的橱里抽屉里到处翻寻。东西全在楼下的房间里封着，拿得到的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陈家和汪家这些年做下的规矩，是不能将空的篮子递到对过去的，况且还有空碗。妈妈将橱门开得乒乓作响，抽屉拉进拉出，最后还是喊的瑞平：“你把绿豆和白糖拿上来。”瑞平下了楼又上了楼，妈妈就用竹竿将篮子和碗，以及一包那天拣得干干净净的绿豆和一包白糖晃晃悠悠“渡”到了对窗。
然后，妈妈就在床沿上，挑出一件天蓝色的衬衫和一条黑色的裤子。瑞平看得害怕，妈妈就说：“我明天要去上班。”
“明天工厂要开批判大会。还是后天去吧。”
“你今天到厂里已经去过了，等于是做了个广播。谁都知道我晓得明天要开会。如果明天开会我不去，我能躲得过去吗？人家可能说我是逃避。”看瑞平站着不走，妈妈就说：“不要以为我会站在资产阶级的一面，我们可以和他划清界限。我会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人家喊口号我也喊口号，人家批判我也会批判。我总不过为这些徽章点漆罢了。厂里点过漆的工人阿秉、根发、秀娟、玉琴全在，他们总不是反动吧。”
瑞平看看妈妈铁一样的冷静，反而显得自己有了一点慌张。他便放了心，一声不响的退了出来。
现在躺在床上睡不着的人就是瑞平了。今天，瑞平是一个例外，他藏了很多的话没有对妈妈说。这些话不能和妈妈分享，需要独自一个人反复的想。
那天他又去了漕溪公园。
他在想，公园在晚上六点已经关门，爸爸是在九点打的电话。那时只有公用电话，全是在弄堂口或者是在新村大门前的，有电话的地方离开这里还很远。爸爸走到这里一定是在晚上十点了。那么，爸爸一定是越过篱笆进入公园的，这不是他惯常的行为，一定是他下了决心才这样做的。瑞平在绿荫下走着，设想着自己似乎是那天晚上十点以后的爸爸，爸爸走在路灯很少，绿叶掩映的小路上，只有他一个人，他一定是知道，自己没有什么话能和别人说，他只能一个人在这条小路上想着。他可能开始并不想一死了之，要不然他就不会向自己家里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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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可能是在池沿坐下过。这个时候，一个人都没有，四围阴森森的，爸爸怎么会有这样大的胆子？他坐在这里想了些什么呢？警察说，爸爸是死在凌晨五点前后的。他是在惧怕初升的太阳从背后的凌乱的树丛上面升起来吗？
瑞平顺着池子走了一遍又一遍，池子这样的小，小到可以一览无余，池子是这样的浅，浅到除了金鱼什么鱼都不能养。爸爸是先死了之后才将自己沉下池子的吗？不是，他是在池子里死去的。他是呛了一口水之后死去的吗？他在感到窒息之后只要手脚稍稍用一点力气，就可以站起来了。难道他连下意识的动作也没有吗？地上连一点零乱的脚印也没有。公园的工人说，爸爸的拎包是放在一边的假山石上的。那个包买了不久，是灰色的，上面有着竖的纹路。似乎是为了让人见到这个无主的包的时候就联想到周围有什么事情发生。不管怎样，你总会将问题兜回来。他为什么要死呢，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死呢？这样浅的一个池子，怎么能死人呢？
瑞平突然有一点警悟。爸爸并不是一开始就朝这里走过来的，他从工厂到这里一定有一个中间点，那就是他下决心要结束自己生命的地方。
于是瑞平出了公园就往回走。他在大木桥路上见到了一个公用电话的小屋，那间小屋有一个方方的小窗口，上面写着：“晚间电话请敲窗”。瑞平就下了车，他站在小房间前四面看着，把里面的那个老太婆弄得莫名其妙。那个老太婆就说：“打电话四分。”几乎可以断定，丧魂落魄的爸爸，拿起电话，付了四分钱。他说是在徐家汇。妈妈已经听出他的声音变了。
瑞平是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了，爷叔住的弄堂就在附近。已经是夕阳西下，工厂里的文革不像学校，爷叔如果无事一定是已经下班了。他往弄堂方向骑得不远，就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对面转弯过来，他和爷叔的自行车几乎是在同时停在弄堂口了。
“我知道你会来的。”爷叔说。“你要问你爸爸为什么要去漕溪公园。你不能在厂里问。”
瑞平就点点头。
爷叔就跨下了自行车。他们站在弄堂口头，两辆自行车斜着头对头。那时的男人就是这样谈话的。
“你知不知道模具淬火过了头，就会发脆？硬硬的一块钢，轻轻一碰，笃的一下就变成了两半。”
爷叔就说：“你看看玻璃就知道了，你看看瓷器就知道了。你爸爸其实很脆。他经不起事情，事情一来他就完了。”爷叔的眉毛往弄堂口抬了抬。“他来过这里。我们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
“我晓得。”
“我今天下午对你说的话，昨天也对他说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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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他会被斗？”
“是的，如果你们的家没有抄过，我们或许就不会这样早就开批判会。不过早晚都会开的，没有一个资本家能逃过的。既然是这样，那就批斗吧。我就是这样劝他的。可是，我还能说什么呢？如果我不告诉他，那天批判会一开，他不是吃了一个突然袭击？你难道说我们就不开批判会了吗？”
瑞平点了点头，就说：“批判会总要开的。”
“这就对了，我和你就能一致了。”
“这些话就讲了一个小时？”
“他有一些想不通，我就说，文革了，谁都要接受教育。无论是他还是我们，我们工人阶级还要自我改造呢。资产阶级尤其要接受教育。你只有接受了教育，工人阶级才能发挥你的作用。他一定很委屈，因为平常我是他的徒弟。而且因为我派了学徒工去抄家。”
“你没有感觉到他要死吗？”
“没有，我也没有想到。从我的角度，从他的角度，从文化革命的角度，批判资产阶级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接受教育嘛。我们谈完大约是在晚上八点，我就留他吃饭，他说一个资本家，在工人干部家里吃饭，叫人怀疑。他就走了。我送了他一程，方向是朝东去的。但是到了车站没有跳上公共汽车，而是走过去了。我以为他要一个人走路想心事，就没有陪着他。不料后来他怎么又回头朝西走了呢？”
“西面还有厂里的人吗？”
“没有。”爷叔的手指下意识地摸弄着他的车铃，爷叔的车铃是自己加工过的，非常精细，铮亮。
爷叔把手放在瑞平的肩膀上。“我们现在都在云里雾里，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想清楚那个晚上你爸爸走过的路。我们现在应该想的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我应该做什么。作为一个革命青年，你应该做什么。最后，作为一个工人又是资本家的家属，你妈妈应该做什么。我们全都做对了就好了。”
这好像是一个很冷静的职业革命者说出来的，而不是一个只有三十多岁的工人说的。瑞平看着董品章凹陷的眼窝中，那对如同桂圆一样的眼睛。长着这样眼睛的男人眼睛一转就是一个主意。当年，一个挑着担子的配钥匙的十三岁的小孩，在大同坊长乐路弄堂口用冻肿的小手为爸爸配了一副钥匙。爸爸回家用钥匙一开门，爽滑得很，再看一看钥匙上的锉刀印，横平竖直，一刀是一刀。就回过来寻找那个有着大大眼睛的孩子。爸爸花钱让这个孩子拜师学徒，后来就成了工厂里开模子的好手董品章。董品章在出徒的时候感激涕零成为资本家太太的过房儿子，在公私合营之后成为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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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平，革命时代我们就是革命，如果以后平静下来了，我们再按照以后的形势好好做自己的事情。瑞平，对别人我是不会说的，我是对你才这样说的。”
瑞平知道了，爸爸需要一个人想事情而不会被人干扰，于是他最后就走向了公园。爸爸可能以为自己到死还是一个政协委员，他没有被批判过。他一定没有耐心等待到从牛棚中走出来，那些曾经有过的平静日子离开他非常非常的遥远。爸爸是怎样下的决定已经不需要知道了，一个人的生命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