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西风凋碧树-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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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立说，近十年间一直力辞征辟。
陈亮与其不同，他生来目有光芒，迥乎常人，十来岁时就独好伯王大略、兵机利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年轻的陈亮善于机辩，议论风生，同侪不能及；尤能著文，下笔千言立就，具有一种逼人的英气和豪放的性格。他虽然没有师承，但天道酬勤，刻苦的学习使他在世事学问上独具慧眼。一贯器重他的父母官周葵在陈亮来到临安之后入居宰执，在朝士间为他大事揄扬，凡有官员前来办事，周葵必命其访见陈亮，于是一时俊杰，多与结交，陈亮也因此声名鹊起。绍兴末朝廷与金人缔约，天下人多为之忻然庆幸，独有陈亮力持不可。他的禀性是激扬踔励不甘默守，因而断然向天子上书极言抗金。与朱熹的遭遇相同，书入不报，没能得到任何的回应。统治者的下诏求言自古以来都是一种安慰士心的姿态而已，它的意义在于求言本身，而不在于照方行事，所有慷慨上书的忠臣义士除了能达到宣泄的目的外，其实别无所得。
此后的十年间，除了在乾道四年（1168年）以乡贡解元赴临安省试未第，并于次年再度向天子上了一道《中兴五论》外，陈亮一直在故里砺志读书、著述传学，四方学者慕名访问者不绝。所不同的是，陈亮家贫日甚，为生计不得不托于讲授，但乡闾却不信其说，对他的激进言论更有所不满，这使得他的处境十分不妙。
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陈亮家童杀人于境，恰巧被杀者又曾与陈亮的父亲有隙，因此其家人向官府状告，陈亮父子遂被执于州狱。朝廷台官认为情节严重，又把父子二人移下大理。当时的宰执中有一位叶衡是陈亮的同乡，对陈亮的印象甚好，于是一力援救，再加上有不少人特别是很有名气的辛弃疾看重陈亮的才志，又从中出力，方使陈亮父子幸免于难。
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陈亮走的就是这条道路。十年的磨砺使得陈亮的志气益坚，信仰愈固，他推崇孟子和王通的王霸之学，以“推倒一世之勇，开拓万古心胸”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因而便与朱熹的主张差之千里。此时，婺州的另一位德高望重的有道之士吕祖谦亦退居故里讲索学问，祖谦极博学，虽亦主张“明理”，但更提倡“躬行”，十分讲究经世致用。陈亮往谒，祖谦一见如故，与之彻夜长谈而不倦。吕祖谦与张栻、朱熹极相友善，陈亮也许正是从他那里开始知道了朱熹的学术蕴义，不用说，他对这种理论是不以为然的。
在朱熹和陈亮之外，第二代人中还有一重要的人物不能不提，这就是为援救陈亮出过大力的辛弃疾。辛弃疾是我们这个民族所具有的那种无以伦比的优良品性的杰出代表之一，在他的身上，凝聚着千百年来中国土地上最光辉的精华，他以自己有限的生命把这种闪光的结晶发挥到极致，从而又一次给天地之间的浩瀚正气添加了一抹壮丽的色彩。辛弃疾的一生再次使我们相信，无论在怎样的艰难困苦的岁月中，对国家民族的赤子忠诚不仅不会消失，相反还能激扬奋发、跌宕升腾而至于永恒。
辛弃疾与朱熹和陈亮等有着绝大不同的是，他是北方人，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出生在济南历城时，整个淮河以北地区沦陷敌手已经十多年。辛弃疾一家和所有无力南来的众多士人百姓一样，都成了无奈的亡国之民。人在檐下，百事艰难，弃疾的祖父辛赞为了全家生计，也不得不出仕金国的地方守吏。辛赞是个普通人，他虽然不能以杀身成仁的壮烈证实他的忠诚，但在心中始终未能忘记对灾难深重的祖国所应尽的匹夫之责，他把这一切都教给了他敏而睿哲的孙子，在弃疾的身上寄托着报效祖国的一腔壮志。弃疾没有让他失望，二十二岁那年，他成功地组织了两千多人，在济南山区英勇起义。
弃疾尽管年轻，但文才武略兼备，他遵从祖父的教导，以精忠报国为己任，因此从未在繁文缛节上下过功夫，而代之以对文韬武略的刻苦学习和广收博蓄。弃疾先后两次借赴金廷科举北去燕京，一路考察山川攻守要略、四方民心向背，开始在心中谋划恢复故国山河的大计。弃疾心怀高志而又能临事有方，正是惨淡现实所磨砺出的那种干略之才。泰山之麓本有一支义军，其首领就是在绍兴末年完颜亮南侵时，被南渡朝廷遥封为“天平军节度使”并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的耿京，弃疾率众起义，正是为了响应耿京。
弃疾来到耿京军中，耿京委任他为掌书记，负责军中书檄文告的工作。但不久之后，弃疾就显示出他文学以外的杰出才能，开始在义军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当时金廷正挥戈南下，为后方安稳计，对起义各军施展以分化利诱和压迫围剿等各种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耿京义军显得内外困窘，处境十分艰难。弃疾当仁不让，他首先为耿京处理了内部的叛贼，然后审时度势，果断向耿京提出南渡淮河归靠朝廷，以保存这支起义力量的建议。这个策略得到了耿京的赞同。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正月，辛弃疾等数人经楚州来到当时天子行驾所在建康府，高宗立即予以接见，并同意耿京军南来。
但弃疾返回途中，情形又顿生变化。其时完颜亮已死，金世宗即位后一方面与宋廷讲和，另一方面在境内招抚纳降，采取怀柔政策，使得耿京义军分化日重。耿京部下一位叫张安国的人在弃疾走后，竟联络了一些人杀掉了耿京，劫持部分义军向敌人投降，自己并且去做了金廷的济州知州。弃疾走到海州时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当机立断，约集了当地义兵五十人轻骑突袭径奔济州，在张安国五万大兵的军营中将其缚捉，并策反近万人渡淮南归。他在后来回忆此事道：“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汉箭朝飞金仆姑。”豪迈俊逸之风，溢然言外。可以想见，在弃疾的心目中，上马杀贼是一件多么酣畅淋漓的快事。弃疾的脾性显然接近于陈亮，所以在南来朝廷任职后便全力援救陈亮，并与之在后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辛弃疾所没能想到的是，他的南来也许根本就是一个错误，南国的半壁河山竟成了埋葬他一腔抱负的坟墓。
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辛弃疾向孝宗上了一封共含有十道论札的奏疏，他称之为《美芹十论》。在这篇书奏中，辛弃疾不仅为皇上分析了金国的虚实，提出了帝国御戎的策略，更重要的是他在书中向天子大声疾呼必须破除朝廷上下惧于争衡的懦弱之气，反对承认南北定势而安于东南。在十论书后，弃疾又着重强调，绝不能再把和战之权让于敌夷，尤不可以暂时的失利而放弃根本大计。同样，他的观点也是接近于陈亮而又更富于现实意义。然而天子既已定下了和议的方针，弃疾的主张便同朱熹、陈亮一样，最终还是被无情地搁置。
南来以后，弃疾便再也没有回到军队中。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被派往建康府任通判，三年后再度入对，亦未能被天子认同。此后任职朝廷又近两年，其间反复献策宰相虞允文，仍没能达到效果。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弃疾赴职滁州，开始了任职地方官的生涯。身怀大志而不能伸，这对弃疾这样一位忠贞之士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痛苦，尽管他在各个任所都克心尽力多所建置，但依然不能消解心中的苦闷。辗转徙驻之间，登高临风，悲世伤生，满目江山，献愁供恨，缕缕幽绪岂堪怅惘；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又是何等的悲楚！
淳熙时代是一个新老交替的分水岭，因为南渡后出生的新一代已逐渐步入了他们的壮年时期。然而现实给我们划下的种种藩篱，常使佼佼者往往不能身居大位，譬如朱熹、陈亮乃至辛弃疾等，他们都未对政局起到过决定性的影响。这样的人还很多，他们大都声名卓著，空怀才智而无处施展。不过，政治并不能替代一切，精神的力量同样推动着历史的进步。第二代中的杰出之辈从个人遭遇来说也许是不幸的，但他们得以把心灵升华在无尽的时空中辉映千古，谁又能说这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陈亮与朱熹、辛弃疾相识较早，而朱、辛直到绍熙时期才第一次见面。三人中朱熹的年龄最长，就他们对时局及后世的影响来说，朱熹也无疑要排在第一位。
第四部 拍遍栏干第6节 学术和政治结合
本朝是学术鼎盛的时代，然而迄今为止形成巨大影响的，却只有王安石与二程兄弟这两派理论，这是政治因素的作用。王学与程学的分歧虽然由来已久，但直到徽宗时期，双方的斗争主要还是表现在政治范畴而非思想领域。靖康以后王安石的所谓新学被否定时，程氏兄弟的洛学曾经一度活跃了近十年，但此后也同样遭到了排斥。洛学这一段短暂的兴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权力扶持下的结果，当时的宰相赵鼎并未从理论上真正了解洛学的精蕴，而高宗天子的态度则是来自于对眼前的利益的考虑而并非出于对学术的尊重。至于秦桧当政后在更大程度上禁黜程氏洛学的做法，更是独裁统治必然带来对学术的禁锢和摧残这种一般规律的典型表现，此中道理自是不须分说。
就本朝而言，把学术和政治结合在一起肇始于王安石，元祐时期的种种做法又加剧了这种劣习。思想家如果入主政坛，便不可避免地以政治的眼光来对待学术，王安石与司马光的错误正在于此，二程之一的程颐在某些方面也未能免于此病。学术上的真理绝非是以强权就能树立的，朝市之显学若非是一种手段，便一定是荒谬错陋的俗学。对以往经验的反思使南渡以后的很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反对赵鼎一味扶植程学的张浚，后来主张对学术派别不当一切摒弃的叶谦都是其中的代表。不过，排斥异端是政治的内在要求，并不以人们的善良愿望而转移，有识之士的努力相对于强大的政治权威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南渡以后的杰出人物朱熹以在野身份潜心学术所创立的哲学，假如聊备一家而容与修正，本来应该是一个伟大的贡献。难以预料的是，政治却不容许思想意识身处事外，最终必然会选择某种理论标榜于庙堂之上而成为官学，朱熹之学同样也没能避免王安石新学那样的命运。当然，这是本朝后期的事情了，但一种思想能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里成为钳制其他思想的工具，朱熹的哲学是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例子。如果他知道自己会带来这样一个结果的话，不知是否会黯然神伤。
朱熹的理论直接起源于二程，而二程哲学则是继承发挥了本朝以来一种传统儒学的精髓而形成的，后来的人们将洛学的师承划归于濂溪先生周敦颐的看法虽不一定确切有据，但从二程及朱熹的学术渊源上看，他们接受濂溪之学的影响是确凿无疑的。周敦颐字茂叔，生活在仁、英、神三朝，就其对“心性义理”之学的首发幽暗来说，他可以称得上是所谓“理学”的开山之祖。“理”者，道理、法则也，如果一言以蔽之的话，理学就是有关天人性命定理的哲学。孔孟之后，只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义既乖，道德人心之用亦绝。敦颐之后，张载、二程、邵雍等大师辈出，这些思深之士始终不懈地锤炼心智、发展性灵，有意识地从具体的现实向形而上转化，以千年的文化传统为积累，转益多师，厚积薄发，从思想上对人生和国家的终极问题展开了更深一层次的思考，终于使集大成者如朱熹等人横空出世，开始奠定未来中国的思想基调。
朱熹的特点是融会贯通，把理学推到了极致。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在长沙访问了张栻，相与两月，从张栻所传的衡山胡（宏）学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编成《程氏遗书》；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又撰成《资治通鉴纲目》五十卷，对司马光重视史鉴的格物致知之学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同年，朱熹纂集了《八朝名臣言行录》，第二年，阐释周敦颐的太极之说而成《太极图说解》等著。也就在这一年，朱熹在与吕祖谦的往复探讨中撰成《伊洛渊源录》，进而在两年后又共同编纂了《近思录》，把周敦颐、张载、二程四君子之说整理成文，标志着理学系统架构的完成。这一年朱熹四十五岁。
朱熹的哲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不过，它的核心却十分明了，最重要的一点是把“理”字发展到严密、精致和深邃的境界。他说：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有一个“理”，未有天地之前，也只有一个“理”，有此理，才有天地，才有流气发挥万物，所谓“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朱熹认为理与太极是同一的东西，理就是天之道理，此理摄万理，万理又归于此理，理依于气而行，化育流行，涵盖万物。从这一点出发，人之性也就是天赋之理，天理使人具仁义礼智之禀赋，而化气则使人有善恶刚柔之区分。因此天理人欲，不容并立，“修德之实，在乎去人欲，存天理”。
朱熹之学无疑是传统儒学的最高之致，他把人对自身修养的要求提到了一个崇高的地位。若非圣贤，即是禽兽，这是朱熹思想规定下的天理、人欲关系的必然产物。每个人都必须居敬穷理，“内无妄想，外无妄动”，方不失为立于天地之人，这既是朱熹对人性的定义，也是对政治和社会范畴里一切行为的规范。从这个方面来说，无论他本人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朱熹的思想都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典范，它把我们与禽兽和事物相区分，指示了一条走向终极目标的艰难而又崇高的道路。
但不幸的是，也正是这一点注定了朱熹哲学的荒谬。假如以天理来规定人，人之本身岂非毫无意义？如果照朱熹所说，天理与人欲是绝对的对立，那么造化育人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以天理的神圣，又何能容忍气之所化，再赋予人性之恶？当然，也许天理的本意是磨炼我们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