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黑学完全使用手册-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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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曹操此人的厚黑心法，实在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只可怜那倒霉的侍卫，不熟谙官场上的厚黑法则，冤乎枉哉地沦为了曹操的踏脚石，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易经》说：“二多誉，四多惧，三多凶，五多功。”意思是说，最贴近掌权者的文职人员，近水楼台，容易获得称誉。最贴近掌权者的武将，易于立下战功。而远离掌权者视线之外的文臣，就会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远离掌权者视线之外的武将，多半会遭遇到不测之祸。这就是踏脚石法则在起作用的缘故。

亲近掌权者的人，最容易窥测到掌权者的心态，有了利益，就会锦上添花，获得称誉；有了危险，就会落井下石，将过错推到那些与掌权者疏离的人身上。这种现象已经不再是官场的规则了。疏不间亲，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性法则，因应于人性的缺陷而产生，绝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能够左右的。

大明末年，崇祯皇帝将国家库府中的金银财宝，全部藏到了自己的私人库府之中，动辄拖欠前线将士的军饷，因而被愤怒的将士称之为钱锈。意思是说，钱一旦落在崇祯手中，就会生锈锈死，再也甭想拿出来。饥饿难耐的将士于锦州城发动了哗乱。守将袁祟焕单骑走马，平息了哗乱，然后上书崇祯恳请以国家为重，发还朝廷拖欠将士们的军饷。

朝中群臣见到袁崇焕来信，情知边关危急，纷纷劝说崇祯将库府里生锈的军饷还给士兵。崇祯却阴沉着脸，始终不肯吭声。结果他的心理活动，立即被大臣周延儒捕捉到了，他知道崇祯舍不得掏钱，于是就力排众议，说道：“锦州将士的欠饷，一文也不能给。否则的话，各地的守军知道朝廷懦弱，就会纷纷闹将起来，到时候天下就危险了。”

崇祯皇帝闻言大喜，就问周延儒：“周爱卿，可是袁崇焕说锦州城中，将士骚动，此事该当如何处理呢？”

周延儒道：“大明的将士们，无一不是满腔忠君爱国之心，怎么可能无故骚动呢？这一定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乱，趁机邀功，陛下一定要明察。”

崇祯皇帝听了，顿觉心里一跳。周延儒的字字句句，都敲在他的心坎上。仅仅是因为这个贪财短见的皇帝舍不得银子，周延儒主观上就尽其可能地将边关的险局往轻描淡写方面想，既然边关原本无事，当然是袁崇焕这个人有问题。最终一代忠良贤将袁崇焕被崇祯皇帝以千刀万剐的酷刑处死。而后不久，大明江山就此崩塌。

于是，我们就发现了官场上之所以会出现踏脚石现象，正是因为权力的暗恶，才导致了这一规律的出现。但如果你没有掌握权力的规律与社会博弈的法则，越是青春朝气的年轻人，就越是容易成为暗恶权力的牺牲品。所以，不唯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未来着想，同样也是为了净化官场上污浊的空气，学习厚黑法则，掌握厚黑要领，就成为了我们的重大人生责任。

第43章　官场上的机运

官场是怪事高发地带，有的人费尽了心机，却爬不上去，有的人心中无官，反倒是官运亨通；有的人辛苦多年，却不见丝毫起色，有的人初入官场，就平步青云。形形色色的怪异场景，不一而足。

西汉宣帝时，渤海太守龚遂的手下有一个侍从姓王，这个人生性嗜酒，见酒必饮，每饮必醉，从早到晚都是醉醺醺的，从来没有清醒的时候。可是龚遂从未斥责过侍从一句，始终把这个醉烂如泥的酒鬼带在身边，就这样过了好几年。

一次，汉宣帝召龚遂入京述职，姓王的侍从仍然跟在身边。到了京师，侍从仍然是天天沉醉于酒乡之中，若然不是酒家来找龚遂索要侍从欠下的酒债，别人都不知道龚遂身边还有这么一个人。就连龚遂自己，都见不到这个侍从的面。到了入宫面见皇帝的那一天，龚遂正要出门，门后突然伸过来一只脏兮兮的手，抓住了龚遂。龚遂低头一看，竟然是醉得不成样子的侍从。

即使是这种情况下，龚遂也没有发火，而是和颜悦色地问侍从什么事。就听侍从醉醺醺地道：“等见了皇上，皇上会问你是如何把渤海治理好的。你记住，你千万不可表功，不管付出多少辛苦，一个字也不要提。你只需要说：‘小臣脑子愚笨，别无所长，幸得圣上英明，德行教化所致……’听清楚了没有？”

龚遂细一想，这么说对啊，当着皇上的面，臣子有什么资格表功？当即连连点头。等进了宫，见到皇上之后，龚遂就照侍从的话回答了皇上。汉宣帝听了后，说：“依你的性格，说不出这么有水平的话来，快说，是谁教给你的？”龚遂不敢隐瞒，就说出了侍从的名字。汉宣帝听了后，叹息道：“这么有才干的士人，怎么可以不出来做官呢？这都是朝臣们的失职啊。”于是提拔龚遂为水衡都尉，任命醉鬼侍从为水衡丞，两人就此上任去了。

看这个龚遂，他之所以晋升，全凭了酒鬼的一句话。细究起来，这酒鬼也不见得有什么本事，无非是阿谀奉承而已。可是阿谀奉承之人比比皆是，许多人偏偏就是栽在这个奉承上，结果极是悲惨。

南宋高宗年间，权相秦桧专权，于是耗巨资修建格天阁。有个任职江南的官员，想要别出心裁，巴结秦桧，就重金贿赂建筑工人，知道了厅堂的尺寸后，专门制作了一张绒毯，献给秦桧。秦桧收到绒毯，发现尺寸大小恰到好处，顿时勃然大怒，将这名官员立即削职。因为秦桧认为此人在打探他的私隐，所以才会如此震怒。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清乾隆年间，淮扬道章攀桂善于逢迎，时值乾隆皇帝南巡，下旨命章攀桂负责行营建造及宫内陈设，章攀桂费尽心机，将行营修造得富丽堂皇。乾隆到来之后，非常满意。可是等乾隆皇帝入厕小解的时候，发现溺器是以银丝镂制的，突然暴怒起来，曰：“这都是民脂民膏，章攀桂此人居然如此奢侈，枉负了朕怜及苍生疾苦之念，这等人永远也不可重用。”

果然，章攀桂此后再也没有升过官。

有人不求官而得官，有人求官而得不到官，种种情形，已经够让人困惑不已的了。然而官场之上，还有更为离奇之事，有的明明不是官场之人，却稀里糊涂地戴上了乌纱帽。

南宋秦桧专权之时，有一个胆大妄为的读书人，伪造了秦桧的书信，跑到扬州去行骗，结果被扬州太守识破，当场拿下，然后把这个骗子送给秦桧处理。秦桧见了此人，立即吩咐给这个骗子安排一个合适的官做。人们惊问其故，秦桧解释说：“非常时期，非常处理，此人胆大妄为，多少是有点小本事的。而且他的罪过又不至死，杀他不合情理。可如果惩罚了他，只怕他会怀恨在心，逃到金国那边。若为金国所用，岂不是不利于我？”

秦桧此言一出，就连对他切齿痛恨的政敌都无话可说，不得不承认此人能够擅权，并能杀害民族英雄岳飞，就说明他当属绝世之奸雄，所思所虑，不是寻常人物所能考虑得到的。

人们甚至认为，比之于秦桧，连北宋名臣范仲淹都有所不及。范仲淹时代，正逢西夏英雄李元昊崛起，凌犯大宋。于是范仲淹经略边疆，与西夏作战。有一天，有两个人拖了一块巨大的石碑，碑上刻着张元李昊两个奇怪的名字，从范仲淹门前招摇而过。范仲淹虽然知道这两个人是用这种办法来求官，但疑心此二人未必有什么能为，就没有理会。结果此二人恼怒之下，径直拖着石碑去了西夏，李元昊却不敢怠慢此二人，立即授予官职，从此，此二人为西夏效力，不断进犯北宋，让范仲淹伤透了脑筋。

古人比较秦桧与范仲淹对类似事件的不同处置方式，都认为秦桧明显比范仲淹高明。可是高明归高明，秦桧这厮如此一个搞法，就会让官场上挤满了骗子，热闹倒是热闹了，可对于人们认识官场来说，平添了许多麻烦。

官场上不唯有骗子，有醉鬼，有赌鬼，甚至还有色鬼，诸多光怪陆离的现象掺杂在一起，却为初入官场的年轻人开辟了一条晋升之路。

第44章　官场机运的法则规律

正因为官场上并非是一片圣土，尽多普通百姓所无法想象的奇怪之事，所以新入官场的年轻人，无不是面临着巨大的晋升机会。若然是年轻人能够把握住的话，则人生的仕途从此得以飞黄腾达，从来都不在话下。

然而，尽管年轻人雄心勃勃，信心百倍，但如果他们不洞察世事人心，不熟悉官场上的博弈之道，不对年轻人的晋升法则有所掌握的话，往往会错失机会，沦为官场上的垫脚石，从此意气消沉，一蹶不振。

官场之上，存在着一个隐秘的新人晋升法则，简单表述如下：

法则一，只有新人才存在着晋升的可能。

法则二，获得晋升机会的官场新人，会直升到最高点。

法则三，如果新人时期没有获得晋升，那以后就永远不会获得。

这三条法则，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官场之上，唯有新人才会有可能升官，而且一旦晋升，就会势无可挡地升到最高一层。在古代的朝廷里，新人会一帆风顺地晋升到宰相或是大学士的级别，在现代社会，新人会晋升到仅次于最高权力者的位置。但如果在新人进入官场的前三年没有晋升，那就丧失了晋升到最高位置的可能，如果在前五年没有晋升，那就永远也不可能升职了。

那么，这三条法则，是否有什么依据呢？

先来看第一条，只有新人才存在着晋升的可能。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举凡一个有限范围的官场，老员工、老臣子们为了争夺晋升的机会，明争暗斗，各逞机心，往往会搞到势同水火的程度。

官场仕途上的争斗，极尽诡奇，其方法直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例如咸丰年间，大学士孙玉庭的孙子孙毓汶，才学过人，矢志夺得头名恩科状元，不做第二人之想。唯有同为大学士的翁心存的儿子翁同龢，是孙毓汶在考场上最为强劲的对手。谁都明白，此番科考之争，实际上是未来的大学士之争，谁夺得了头名状元，谁就夺得了未来的大学士之位。所以孙翁两家，都不敢掉以轻心。

孙玉庭与翁心存同为大学士，所以两人的府邸，也相距不远。临到科考的前一夜，孙玉庭忽然派人来请翁同龢，翁同龢是晚辈，不敢不去。去了后就见孙玉庭早已摆下小宴，与翁同龢把盏言欢，一直谈到下半夜，才让家人扶翁同龢去客房里休息，翁同龢的头刚刚挨到枕头上，就听门外惊天动地的爆竹声响了起来。爆竹响了一夜，翁同龢也被吵得一夜没睡。

等到第二天进了考场，翁同龢拿起笔时，只觉得困意上来，恨不得趴在书案上大睡一觉。直到这时候他才醒过神来，原来他上了孙玉庭的恶当，昨夜的欢宴爆竹，都是孙家精心设下的圈套，目的就是要让翁同龢临场发挥失常，以便让自己的孙子孙毓汶夺得头名状元，进而夺得大学士之位。

虽然心中痛恨孙家入骨，可翁同龢已经中计失策，困倦已极，又能怎么办呢？急愤之中，他的手一摸兜，忽然摸到了家人放在兜里的两支人参，急忙将人参拿出来，含入口中，汁液流贯，顿时他神志奋发，挥毫疾书，一气呵成，竟然压倒孙毓汶，如愿以偿地夺得了头名状元。

从此以后，翁同龢就有了一个绰号：人参状元。而孙、翁两家，也因为这件事彻底撕破了脸皮，势同水火，攻讦不休。朝政也迅速地分化成孙、翁两党。咸丰若想重用孙党之人，翁党就会拼死阻拦。咸丰如果想任用翁党的人，孙党之人就会不惜头破血流，冒死进谏。

所有时候的官场，或明或暗，都存在着类似于孙、翁这样的党争，有的甚至非止两个派系。争权夺利的最后结果，是在权力执掌者的威势之下，最终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这种平衡就标志着双方或多方的势力人马，就好比是笼子里的螃蟹，你揪住我我扯住你，相互纠缠在一起，谁也不允许对方爬上去。在这种博弈平衡的态势之下，纠斗的双方，已经不再考虑自己晋升的可能，所思所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让对方的人马升上去。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够获得晋升机会的，只有官场上的新人。

因为新人初入官场，没有介入到任何形式的派系纠争之中，身上背负的历史包袱少，与官场诸人没有丝毫的怨怼。事实上，古往今来的官场之上，让新人晋升，从来是解决官场派系之争的不二法门。

而且，如果新人洞察世道人心，熟谙官场博弈法则，就会知道自己何以能够获得晋升的机会。这时候如果能够做到长袖善舞，居中调度，利用官场之上不同派系的争斗机会，指挥自若，运用自如，就会毫无阻碍地一飞冲天，直接迈到人生事业的最高点。

比如说北宋时代的才子苏东坡。他参加科举，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进士及第，遂被吏部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主簿，苏东坡却拒绝赴任。他的老师欧阳修就问他为什么，苏东坡就回答：“主簿这个职位，官职小，事务杂，难度高，麻烦多，是属于有过无功的差事。我如果干这个差事，仕途就彻底毁掉了，所以我宁肯放弃，也绝不赴任。”

欧阳修见苏东坡聪明绝顶，洞悉官场隐微，大喜，就力荐苏东坡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秘阁考试，也就是御试。苏东坡轻易地考到了第三等，这是有宋以来最高的等级，放眼整个北宋，只有苏东坡和宰相吴育获得过这个名次。

当时的皇帝宋英宗大喜，就要任命苏东坡为翰林学士。如果这个任命通过的话，苏东坡的人生仕途，就彻底圆满了。但是没想到，皇帝的提名却被宰相韩琦否决了。韩琦的意见是，苏东坡这人有才是有才，但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官场上的地位应该是干出来的，而不应该只凭了几首诗词就可得到。

宰相韩琦说得合情合理，更何况他又不是故意为难苏东坡，而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就连英宗皇帝都无法驳斥，只好退一步，任命苏东坡为自己的私人秘书。但是韩琦仍不同意，韩琦建议就让苏东坡留在皇帝身边，至于官职吗，等到苏东坡日后有了优秀的表现，还愁缺了他的官做吗？

就这样，年纪轻轻的苏东坡因为洞悉官场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