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甘失败的人-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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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办校庆，展示校友的辉煌成果是个重要内容。资金又是另一个大问题，所谓“有钱出钱”，指的是个人经营搞得好，经济收入较宽裕，愿意为教育事业作一点贡献，为母校慷慨解囊捐资助教的事。一方面他们的热心和愿望得以实现和寄托，另一方面母校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对学生同样是一个榜样，一种教育，这本身比钱更重要。但当时国内经济还在起步当中，许多人都建议要争取海外侨胞的捐助，说外地一些学校就是靠这方面发威起来的。议论一通而已，谁心里都没底，不知道这条路该如何走出去，海外有多少校友，他们在哪里？学校领导更是顾虑重重，一旦达不到目的要招大家唾骂的。我把这件事挂在心上，有一次到厦门征集校友资料，找到我的一位“狗兄弟”胡明辉教授，他作为访问学者，到过几个国家，见多识广，帮我想到法子。提议发挥我这“非官方身份”的作用。组织一个民间校友访港团，自费赴香港联络校友。他这人是说到做到，立马行动，很快就通过一位在香港中旅社当副总裁的校友为我们办好赴港手续。我另一位“狗兄弟”孙礼元当年正派驻香港任一国有公司的董事长，他把一套刚装修完毕的住房供我们使用。陈荣春校友，当年也在香港新华社任职。依靠他们俩的鼎力支持，为我们牵线搭桥，联络到不少乡贤、校友，积极争取他们为一中捐资办学。后来能有一座科学楼，就是多亏陈荣春校友出面做港胞曾纪华先生的工作，才得以实现。
在香港，白天我们必须留在住处等待校友来访，或出去拜访乡贤，晚上则忙着四处打电话，找寻校友。通过校友间相互转告和提供线索，仅仅几天的时间，我们竟联络到七十几位校友，还召开了一次聚会，成立一中香港校友联络组。虽然这次香港之旅筹集到的资金有限，但沟通了与海外乡贤，校友之间的感情，打开了一条通道，为母校后来与海外校友的联络奠定了基础。在港几天，我没有一日专门出去游玩逛街，许多著名的景区胜地，抽不出时间去看一看。按说机会难得，当时又有不少干部借公务外出旅游，或兼而有之。我却是想办一件事，就首先要把它办好，办出成效来，无暇再顾及别的，更不会舍此求私，这种傻劲恐怕一辈子也改不掉。
香港之行在当时全校师生和校友中影响非常大。学校认为需要我这样一个人。我也觉得找到用武之地，便到县教育局撤回“退休申请书”，同时要求调到一中办公室搞校友工作。调动手续很顺利就办成。我再次进入母校，这次的身份已是教师了。
七十五周年校庆在全校师生共同努力，广大校友热心参与，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获得圆满成功。特别要提到新加坡螺城公会的侨胞们。那时离庆典的时间只剩一个月，我决定给那里的校友和著名乡贤发去请谏，目的仅仅想扩大海外影响，让他们了解一中。想不到他们接到请谏后会在最快的时间内召集公会成员通报这件事，并委托一人在庆典当天千里迢迢送来二十多人的贺仪。完全出我意料之外。海外侨胞对家乡教育的重视和热心支持可见一斑。此外还要感谢各届组的校友联络员。他们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帮助联系众多校友，提供多种信息，搜集相关资料，为母校集资办学牵线搭桥。这正是“有力出力”，“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仅仅做了该做的，而且都是事前幕后的，到了庆典那一天，该是学校领导去唱主角，我只是当中普通的一员。
校庆过后的善后工作仍由我来处理。凡校庆期间发来贺电、贺信、贺词、诗书画墨宝、礼品、贺仪等等，所有表示祝贺的单位、个人和寄送成果资料的校友，都得一一答谢，不能有任何疵漏。对校友的每一个细小的礼节，都会给他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在日常工作中校友是我的服务对象，联络和接待是主要事项。只要有地址，我会把每期《校友报》都寄到校友手上。外省市难得回乡一趟的校友，视《校友报》如家书一般珍贵，他们接到后大部分回信表示感激，说是没有一份报纸能如此令他们心醉，有的还索要以前没有看到的《校友报》。对每封来信我会一一回复，不敢有丝毫怠慢。每逢新年，我要替学校给校友们寄去贺年卡，这都是一根根丝线牵连着母校与校友的情谊，加深了校友对母校的爱戴和感激。许多远道回乡的校友，都想到母校来走一走，看看母校的变化。应该说较有名望的校友，学校会主动邀请或由校友带进来，领导出面会客作陪。有突出贡献、影响较大的校友，事前要作好安排，挂上迎接的布条，贴上欢迎的标语。一般的校友他们不敢惊动学校，总是悄悄地来，静静地走。其实只要有人告之一声，我总是不论职位高低，福贵贫贱，一概热情接待。校友们能来学校走走，是对母校怀有深情。我求之不得，感激不尽。说明我的工作做得好，除非特殊情况，我也不去惊动领导，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事要忙。
校友工作不象上课那样，天天都有事。学校的主要任务仍是教育教学。所以校庆过后有时遇到上级临时来学校抽调下乡人员去搞义务教育，搞计划生育之类的工作，我会成为“多余”人员被派去充数。
转眼到了1995年，学校开始筹备八十周年校庆，我的工作又忙碌起来。这一次的筹备工作做得早，时间较充裕，我也比较有经验。最令我自豪的是到北京、上海去组建一中校友分会。事前学校领导持反对态度，认为北京地面大，校友分散，几乎都在政府机关和科研单位上班，工作繁忙，对组织校友会未必感兴趣。但我心里有数，这几年在与校友的联系和接触中，我深信校友不论职位多高，工作多忙，他们对母校的热爱和忠诚是永远不会变的。甚至可以说，职位越高，成绩越大，对母校的感情越强烈。如果没有这点素质，恐怕他们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在我的坚持下，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以办事的准确性、周密性，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四月中旬，我和会长两人乘火车到达北京。一位厅级干部的校友深夜驱车赶到站台来接我们，还非得亲自为我们提取行李不可。一时竟让我感到一种被人尊敬的高贵，但我心里明白自己的分量，他其实是在感激母校培育之恩，同时坚持他为人谦虚的礼节。北京的校友已为我们做好了一切。他们相互转告，接下来的几天，不断有校友来看望我们，有的从老远的郊区赶来，光乘公共汽车要花两个多小时；有的刚从外地出差回家，听说母校来人了，顾不上休息就跑来。校友们象对待久盼的亲人，热情接待，关怀备至，令我感动不已，不少人过去都在与母校的通信中与我认识，这次见面格外高兴。经过大家友好协商，一致同意成立一中北京校友分会。
会议当天，除掉因公外出，或一时联系不上，凡知道的校友都出席了。他们当中有厅部级干部，有教授专家，有离退休干部，也有年轻“北漂”一族的。许多校友虽长期住在京城，但彼此不通信息，从未谋面，几十年后突然相会，相貌虽然陌生，心灵却相通，一说出名字，那惊讶、感叹、热烈的场面，使会场几度“大乱”。大家一下回归到学生时代的顽皮场面，彼此“挖苦”，“揭底”，“喜笑怒骂”互相叫着小名，象一群天真活泼的“老顽童”，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欣慰。虽然他们对我敬重有加，我愧对难当，不光是因为自己职低位卑，还因为他们大多是我的老前辈、老学兄，和他们比起来自己毫无建树。我知道，他们其实是在敬重母校，对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我不够是提供了这种机会，满足了他们的愿望，造就了这样的情景。我是有幸得到母校的泽惠，借着她的光彩来照亮别人。
在京期间，我又赶快通过电话与上海校友作好联络，定好时间，地点，他们发出通知。所以我们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就召集了会议，成立了上海校友分会。上海分会的成立，同样令校友们兴奋异常，激动非凡，我就不再细述。
1996年八十周年校庆开得轰轰烈烈，母校在社会上的威望和影响进一步提高和扩大。我所做的一切结出了成果。我感到心满意足，别人是否肯定我的成绩，我无所谓。但是有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又不得不说，这不光是我个人名誉权利受到伤害，更多表露一种腐朽思想还在一小撮人头脑里生根作怪。
1995年科学楼作为八十周年校庆的献礼，开始动工兴建，由谁题写楼名，难倒了校长。我提议请科学家，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卢嘉锡教授题写。我有“渠道”可以通到那里，我的一位同学黄锦顺是卢教授的得意门生，后来又接替他任物构所所长，同卢教授的关系不同一般，七十五周年校庆时我的同学曾请卢教授为母校题过词。我们俩又是好朋友，当年在学习上是你追我赶，不相上下。他勤奋、诚实，得到大家的器重。他对我同样尊重。每次我到福州出差，只要电话打过去，他就专车开到旅社看望我，却不愿让我上门去拜访他。题写楼名一事，经联系，他满口答应帮忙。1996年农历正月初三，他打电话给我，说卢副委员长回福州过年，初五就要上京开会，时间很紧，叫我赶快去一趟福州。我转告学校领导，初四一早赶到福州。在黄所长带领下，我们拜访了卢副委员长。卢副委员长慈祥可亲，平易近人。而我这人喜欢科学、文学、艺术，对它们有着浓烈的兴趣，也就敢于同即使是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交往。唯独惧怕“政治”，跟那些浑身官气的不会有多少共同语言可讲。而卢副委员长给我的印象完全是一种学者智者的神态，没有半点为官的架子，还十分谦和地声明，只为教育、卫生部门题过字，其它都谢绝了。当时我带着相机，抢拍了学校领导同卢副委员长交谈的镜头。还请卢副委员长的女儿为我们包括我的同学和卢副委员长一起拍了两张合影，我和黄锦顺同学单独在卢副委员长家里合拍一张。在我潜意识里，这完全是一种礼节和尊重，一个事件的记录。名人伟人也是人，能同他们合影虽是不易，也极平常，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更不必大惊小怪。
可是有些人不这样看，他们认为这张照片十分珍贵，是学校的荣幸，可以提高学校的知名度，鼓舞广大师生和校友。似乎成了一种资本，可以用来到处炫耀。于是有人羡慕，有人忌妒。“太阳慷慨地撒发光辉，不想与老鼠结下仇恨。”这句至理名言再次得到验证。在我只想把工作做好，做完美，从没有考虑可能带给自己的影响，不论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坏的可能对别人有利，想不到好的也会给自己带来祸害。学校编印八十周年校庆纪念册的时候，有人认为这张照片难得，非采用不可，可以增加纪念册的分量。可是偏见和等级观念、贵贱标准，束缚了一些人的正常思维。他对我这人总看不惯，认为我资历浅，浑身都是“问题”，声誉也“不佳”，怎么配与一位他认为是高不可攀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一起合影呢！他自己可是做梦都没有这个机会呀！这岂不是大不敬，有损伟人形象和政府威望。但照片又非用不可，如何“除掉”我，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不敢公开做这件事，而是待到纪念册要付印时，才临时通过所谓技术处理，把我的影像从那张合影中抹掉，连同我同学的形象也遭到损害。此事到庆典前三天，我接到印出的纪念册时才发现。他解释的理由是我非学校领导，只有领导才能代表学校与副委员长合影。这真是可笑至极。但愿他不是出于个人忌恨，却暴露了一种极端腐朽的思想。历来有些人眼里只有领导，为了维护领导的形象和权威，不惜牺牲普通人的利益，甚至用卑鄙的手法粗暴地践踏别人的人格和尊严，侵害别人的权利。道理本来非常简单，别提我为学校办了一件大好事，光是照片所有权属于我，要么你刊登，要么不登，不经我的同意，谁也无权对照片作任何技术处理。许多知道真像的校友都非常气愤，极力为我鸣不平，要我去控告这种侵犯别人肖像权和名誉权的行为。我知道有些人还一直沉溺在所谓“重政治”的怪圈中，以为在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