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6小时-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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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采用“现代”式的。
经过评选，平铺地面的方案被否决了。
于是，是用雕像的形式还是用碑的形式，成了争论的中心问题。
梁思成先生在设计过程中，虽主张采用碑的形式，但考虑到雕刻家的意见，他又清
清华大学的年轻教师收集了许多欧美、苏联各国的雕像作参考。
为了陈述他对碑的设计意见，他专门给彭真市长写了一封信，它实质上是一篇精湛
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论文。
后来，由郑振铎主持会议，决定采用梁思成建议的方案，但对碑顶仍不作最后定论。
碑身以下全部定下来，并立即着手进行基础设计和施工。按这个方案，碑高40。50米，是
按天安门广场扩建为宽200米至250米设定的，这样，由北面任何一点望过去，在透视上
碑都比正阳门城楼高。结构方面还考虑到了土壤荷载力和地震等问题。
碑顶形式问题最后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开会集体研究，彭真市长决定采用梁思成的建
议，即碑顶采用现在的“建筑顶”。
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8年4月22日落成，同年5月1日举行揭幕仪式。
纪念碑处于中轴线上，占地3000多平方米，其中心距天安门墙基463米，碑的高度为
37．94米，比天安门城楼约高3米，用13000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碑身平面呈方形，
由大小不等的413块花岗石组成。碑的正面，北向天安门，嵌一块约70吨重、14．7米高
的碑心石，镌刻毛泽东题写的8个大字。碑脚月台分两层，上层长宽各32米，下层月台南
北长61．5米，东西长50。5米，两层月台四周都有宽敞的台阶和汉白玉护栏。碑身结构是
钢筋混凝土空筒，成为碑身主要受力的内胎，与外砌的花岗石块用镀锌的铁钉铆固，并
用水泥灌浆浇铸成整体。碑体上层及月台下内部，可从几处活动的地平面盖板下去，并
有铁爬梯直达碑顶，以便检修。碑身坐落在30米见方的独立扩展的钢筋混凝土平基中央，
为一次浇铸而成。为了使工程主要负荷施加后，结构的重力变形尽早完成，尽量减少外
砌石料结构受重力变形影响，从而严格控制了先中央、后四周的安装程序，使工程保持
了长期的变形稳定。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经过参加纪念碑工程建设的建筑师、艺术
家、工程师和许许多多民众的忘我劳动，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在天安门广场上建起
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开国大典举行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之后，这是亿万民众的意愿，也充分体现了共
和国开国领袖群体卓越的政治智慧。
可以说，1949年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的不仅有欢呼跳跃的数十万群众，还有无数
革命先烈的英灵。
三、国号之争
下午3时整，中共党内五老
之一、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
渠宣布新中国成立大典开始。毛
泽东主席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庄
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1．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
新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成
了政府组织法起草小组成员激烈争论的一个焦点。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后，下设的六个工作小组于6月18日分别举行了第
一次小组会议。
根据新政协筹备会的安排，由第四小组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
织法》。
第四小组组长为董必武，副组长为黄炎培。黄炎培不在北平时，由清华大学教授张
奚若代替。秘书为赖亚力。组员有张文、沈钧儒、张东荪、胡厥文等22人，全组共25人。
第四小组在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广泛地交换意见。由于没有准备，没有参考
资料，带有一些漫谈的性质。会上推举张志让等7人准备一个讨论提纲，以便小组全体会
上讨论。
7月8日，第四小组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会议根据所拟的“政府组织法中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推举董必武、张奚若、
阎宝航、王昆仑、张志让5人负责起草政府组织法的初步草案。
接着，起草委员会于7月9日、7月29日和8月17日三次开会，征询了钱端升、王之相、
邓初民等政法方面专家的意见，写成了政府组织法草案初稿。
8月17日下午，第四小组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了组织法的初步草案，提交
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
此后，常委会于8月26日召开了第四次会议，指定黄炎培、马叙伦、张奚若、李立三
和董必武对初步草案进行再研究再修改。
9月13日，常委会召开第五次会议，对政府组织法草案又作了文字修改。9月17日，
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原则上通过政府组织法草案，然后提交政协第一届全体会
议讨论通过。
新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争论就
是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并展开的。
在起草政府组织法草案过程中，第四小组成员和有关专家对国家属性、政府组织的
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产生的方法、人民委员会的组织、最高行政
机构的名称、政务院及其下属各部机构的组织，还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监察委
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署的组织和隶属关系等问题的讨论，意见基本上趋于一致，
没有什么大的争论。
意见分歧最大、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新中国的国号：到底是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
国”好，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面是否要加上“中华民
国”的简称？
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致辞时，最后呼喊的三个口号，
有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组织条例中，也提到要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之方案。
在7月9日举行的第四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对“中华人民民主共
和国”的称呼提出了质疑。
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
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
张奚若一副学者风度，语调显得有点激动，继续说：“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
二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原意与人民相同。去
掉‘民主’二字后，从以下解释也很容易明白：为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
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再说，人民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黄炎培和张志让两人主张要用“民主”二字，他们的
看法被整理成书面意见：“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
国。”
以后经过反复讨论和征求意见，确定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9月22日，董必武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报告中央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
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
张奚若发言后，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代表雷洁琼说：“如果国名太长，使用时不作全
称即须注明是简称。”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时说：“国家名称的问题，本来过去写文章
或演讲，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写过一个节略，主
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
人民民主共和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
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我们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
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
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然而，在国号后面仍拖着一个“尾巴”。在提交给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件中，
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中，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都带着一个括号，里面写着
“简称中华民国”6个字。这容易使人把它与辛亥革命时建立的“中华民国”混为一谈，
造成误解。
2．周恩来设宴请教长者
9月25日深夜，黄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马寅初、沈钧儒等在下榻的北京饭店，
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请柬：9月26日上午11时30分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
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请出席。
接到这份午宴请柬的有二三十人，他们是张元济、何香凝、周致祥、符定一、马寅
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黄炎培、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
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沈雁冰等。
开国在即，周恩来和林伯渠日理万机，为何要专门宴请这些长者呢？
细加分析，应邀者有这样几个共同特点：大多为七十岁上下的长者；都是经历过辛
亥革命的老人；都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所敬重的人物；个个经历丰富，学识渊博，不
同凡响。其中有的已为人们所熟悉，有的则不太熟悉。
应邀者之一张元济：
他是浙江海盐人，1867年生，清代光绪年间进士，曾任清朝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
务衙门章京。后长期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新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邀他同游天坛，
合影留念，并向他询问早年参加戊戌变法和光绪召见的情景。晚年病重时，毛泽东曾派
正在上海视察的周恩来总理前去探望。
张元济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中日甲午战争以后，
他积极参加维新变法运动，在上海首创通艺学堂，博采西学书籍，发行维新报刊。1898
年6月，他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戊戌变法后被清廷革职，随后到上海致力于文化出版业。
1903年进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长期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此外，他还先后主
编和出版了《最新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等多种教科书。
抗战时期，张元济身处上海沦陷区，但他表现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拒绝同日本人
会面，不与汉奸交往。抗战胜利后，又坚决反对国民党进行内战的政策。由于张元济经
历了清末、北洋政府、国民党反动政府三个黑暗统治的时代，所以他渴望光明，渴望解
放，对新中国的诞生，抱着满腔热情。他由衷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各项方
针、政策，拥护毛泽东主席。
在海盐张元济图书馆的纪念室里，悬挂着一张毛泽东与张元济的合影照片。照片上
毛泽东扳着手在讲解，张元济认真地倾听着。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这张照片开始的。
1949年9月，张元济作为特邀代表，以72岁的高龄，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期间，他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并对人民的休养生息、祖国建设
等重大问题向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还代表商务印书馆与政府出版部门协商如何
尽快地实现公私合营。
9月19日，张元济应毛泽东的邀请，由陈毅、刘伯承、粟裕等陪同，和毛泽东同游天
坛。一路上，他们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合影留念。在回音壁古柏林休息时，毛泽东请
张元济坐在他身边，询问他早年参加戊戌变法以及光绪召见时的情景，又问他早年在京
做官时是否来过这里。张元济笑着说：“这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官岂能来此？”
毛泽东听了，爽朗大笑，他说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在于不发动群众，但也流了不少血，
给我们留下了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他称赞商务印书馆为人民出了不少有益的书，并说
他读《科学大全》这书，学到不少知识；商务印书馆出的《辞源》，他在延安时总是放
在案头，写作时常常翻阅。俩人越谈越融洽，一点没有拘束之感。
当晚，张元济回到饭店后，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夜很深了，孩子问他，“您是
不是睡不着”。他说：“我有点兴奋，今天见到了毛主席，觉得毛主席有学问，有胆略，
而共产党，你看前几天，周恩来对我是那样体贴入微，想得那样周到，我看中国从此有
希望了。”
应邀者之二符定一：
他是毛泽东在湖南省公立高等中学读书时的校长和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老
师，曾力保毛泽东从军阀赵恒惕手中脱险。建国后担任第一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毛
泽东曾为其专著《联锦字典》题写了书名。
他1877年12月12日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后迁居汀潭县晓南乡下新屋。幼时家境贫寒，
叔父见他聪颖好学，即收为私塾弟子，就读数年后，考入衡阳府师范学堂，继而考入北
京京师大学堂。l908年大学毕业后，回湖南从事教育活动。先后担任岳麓书院院长、省
立第一中学（原为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校）校长、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等职。1914
年他参加筹安会，一度与杨度等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误入歧途。袁世凯垮台后，符
定一在北京受到进步思潮影响，逐渐醒悟，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尽心尽力。两年后，他回
湖南从事教育，在长沙筹资创办衡湘中学，任校长。稍后，被选为北详政府安福国会众
议院议员，复离长沙定居北京。l926年后出任财政部次长、盐务总署署长、稽核总所总
办。抗战时期，曾一度回乡隐居，捐款办学，并资助有志青年出国留学。
1912年，符定一在长沙创办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并担任校长时，19岁的毛泽东以
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该校。入学之初，对于毛泽东这样出类拔萃的学生，校长符定一
和教师们是深表欢迎的。但他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