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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

大国的迷失 作者:叶曙明-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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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北京城已是容貌俱非。10月24日,内阁在冯军的大刀下,匆匆通过了四道命令,其中包括解除吴佩孚的一切职务。吴佩孚在命令上大批“伪令”二字。
然而,由于后院起火,曹锟已宣布辞职,直军无心恋战,奉军乘势占领滦州,抄了直军后路,而山东又宣布中立,切断津浦铁路,拒绝吴佩孚假道。连从不出雁门关的阎锡山,这时也趁火打劫,派了两个混成旅到石家庄,打起拥护段祺瑞的旗号,准备参加瓜分直系遗产的盛筵。
山海关、秦皇岛的直军不战而溃,纷纷坐船浮海南逃,局面已一发不可收拾。吴佩孚半生英名,尽被大西北的秦汉遗风吹得无影无踪。
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号称“首都革命”,其实殊无革命意义可言。冯玉祥在自传中写道:“首都革命最初的目的,原是要扫除军阀势力,打倒贿选政府”,但实际上,冯玉祥占领北京后,却并不急于推翻曹锟的贿选政府。他向新闻界表示,他的要求只有三条:一、颁停战令;二、惩办主战人物及附和者;三、召集全国各派代表会议,共决时局问题。其中并不包括要曹锟下台。可见冯玉祥还是承认这个总统的。
冯玉祥捧了一个内阁出来,但阁员们十之八九都不敢赴任,北京的一班军政要人、闲散食客,早已鸡飞狗跳,躲进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去了。陆军次长王坦大骂冯玉祥、王承斌等人是“一群忘恩负义的畜生”。他冒险到沈阳和张作霖见面,建议让曹锟先恢复自由,赚回被囚的脸面,过渡几天,然后平安下台。
张作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绿林出身,最恨卖主求荣、扒灰反水的人,在江湖中,“私卖梁山”是死罪,要千刀万剐、断子绝孙的。因此,他根本看不起像冯玉祥这种倒戈之人,也不把他当盟友。张作霖对王坦说:“冯玉祥替咱打仗,那是官银号120万小洋钱买的他,他不能主张国事。”
可怜的冯玉祥,在驱逐黎元洪,为曹锟贿选铺路的政变中,被曹锟当成一只上窜下跳的马前卒;在倒戈直系,软禁曹锟的政变中,又被张作霖当成一只上窜下跳的马前卒。
但冯玉祥一直蒙在鼓里,以为扳倒了被视为天之骄子的常胜将军吴佩孚,他的身价地位已经暴涨百倍,可以和段祺瑞、张作霖这些老牌军阀平起平坐了。
当年他率十六混成旅入陕时,段祺瑞、张作霖都是成名的人物,打个喷嚏也会把长江以北震得抖三抖,他们手下有几个混成旅?冯玉祥人微位卑,难入他们的法眼。但世事往往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冯玉祥竟有机会和他们坐而论道,共商废立大计,怎么会轻易放过这个表现身份的机会呢?他邀请段、张到北京开会,“共商国是”,摆出一副请君入瓮的架势。
冯玉祥又把参加政变的军队改编成“国民军”,宣称这是一支革命军队,冯玉祥任国民一军总司令,胡景翼任国民二军总司令,孙岳任国民三军总司令。但这支军队在革命后干得最卖力的一件事,就是争夺地盘。为一个河南督军,胡景翼也争,孙岳也争,几乎反目为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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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第八章农夫的政治(7)
首都革命唯一值得称道的革命之举,就是把前清逊帝逐出故宫。虽然冯玉祥有谋取政治资本的动机,但扫除一个封建小朝廷,毕竟是件好事。时人谑称:“冯氏反戈至京,既驱曹氏之假皇帝,后驱宣统之真皇帝,数日之内连演逼宫,京中人之眼福颇为不浅。”
只可惜这样一件好事,不按正轨去做,好事也成了坏事。优待清室,乃中华民国政府对清室的一个庄严承诺,如果要修改或废除,亦应通过相应的法律程序,冯玉祥凭着手中的一杆枪,生杀予夺,任意妄为。溥仪出宫后,反而有机会与日本人勾结起来,后来在东北搞起满洲国。
冯玉祥原以为控制了北京,手中有个被囚的总统,有个俯首听命的内阁,就等于口含天宪,控制了北方的政局,但段祺瑞、张作霖却不肯入彀,试想这两人都是千锤百炼的官场巨擘,玩弄权术的千年老道,这种小法术怎么降服得了他们?11月9日,段祺瑞派人到北京,请冯玉祥到天津开分赃会议,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冯玉祥挟曹自重不成,又想等孙文北上后再赴津,挟孙自重。但孙文迟迟不行,冯玉祥无可奈何,只好单刀赴会。不料驿星一动,败兆尽显。
天津会议期间,奉军开到天津,迫使冯的好朋友王承斌让出省长一位。同时,苏、浙、鄂、陕、闽、赣、皖、豫八个省和海军以十省大同盟名义,宣布不承认由冯玉祥扶植的摄政内阁。段祺瑞、张作霖根本看不起冯玉祥,视他为“雇工”。
恶人自有恶人磨。冯玉祥忙乎了半天,换来一肚子窝囊气,真是可笑可叹之至!
本来段祺瑞对冯玉祥就没有什么好感,直奉战争爆发之前,他一直希望说服吴佩孚背弃曹锟,转投他的麾下,但碰了钉子,只好退而求其次和冯玉祥合作。而奉系对冯玉祥的印象更坏,虽然冯玉祥的倒戈帮了他们的大忙,但奉系对他仍处处防范,特别不能让他得到任何通海的海口。在张作霖的算盘里,冯玉祥可以向西北方或京汉线方面发展,但津浦线这边是寸土不让的。
冯玉祥在北京翻云覆雨之际,吴佩孚的25万大军被困在秦皇岛到天津一线,走投无路。吴佩孚在天津指挥撤退,总司令部就设在专车的车厢里。回想当年,从湖南撤防北归,到直皖战争、直奉战争,一切都历历在目,仿佛不过是昨天的事情,但江山依旧,人事全非,可胜叹哉!
11月2日下午,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登车与吴佩孚见面,为段祺瑞做说客。他提醒吴佩孚,局势已到了间不容发的地步,而调停直奉战事,只有请段祺瑞出山。
不料,身为败军之将的吴佩孚,不仅严词拒绝,且板起面孔,责以春秋大义:“如果我听从贵总领事的意见,为一时权宜之计,结段而背曹,那么,大义名分,我何以自圆其说?而气节因此败坏,我还有膺任国家重寄的资格吗?世人每每以中华民国既立,君臣之义已不存在,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倘能保全八德,必可有正彝伦,君臣之义何妨代之以长幼之序?段芝老品行高洁,思想正大,出入儒佛之学,且能体悟八德,倘如他一旦接受张、冯的推戴,投入当前的政治漩涡,便不是忠于国家之举。因为中国政治的隆替,系于大道之消长。我面临国家兴亡关键,独欲遵循正道,义无反顾。至于个人一时之成败,本不在考虑之列。这便是我断不能擅自背曹而结段的主要原因所在。今日之事,我吴某人早已下了决心,宁为玉碎,不求瓦全!”章君谷《吴佩孚传》(下册)。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吴玉帅虽败,但气势却一点也没败,照样是空棺材出殡——木(目)中无人,八面威风。吉田茂唯唯而退,事后派人向吴氏转达,如果吴氏认为必要,可以暂时退入日租界。吴佩孚表示了谢意,但转身却对自己的部下说:“谁要我进租界,我要谁的脑袋。”
11月21日,眼见得大局已定,国民军再也翻不出什么花样了,段祺瑞这才施施然入京;张作霖接踵而至。25日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主持国务会议。冯玉祥在一旁干瞪眼,对时局完全丧失发言权,不得不迁往天台山“闭门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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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第八章农夫的政治(8)
然而,国民军仍然盘踞着北京,顺天王府(张作霖在北京的下榻处)和天台山俨然形成对峙的局面。国民二、三军已经答应让出直隶的地盘给奉系,他们向西北发展。因为孙岳认为河南、河北两省自古是四战之地,奉、直必争的焦点,国民三军实力有限,不足以抗衡,而甘肃以西还没有一支新式军队,比较有发展的空间。
第三军一位长官声称,当时他们“幻想在甘(肃)新(疆)一带搞一长时期的军事割据,来实现自己一大套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经济主张。”何遂《关于国民军的几段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真是吹牛不用打税,这些西北军阀,搞搞军事割据还行,要搞资产阶级改良,则还没有这知识与本事。
当国民二军进入陕西时,冯玉祥突然以强烈的态度表示反对。他虽然到了北京好几年,但一直认为西北是他的地盘,不容别人染指。
闹了半天,原来鼎之轻重,未可问也。1924年,冯玉祥乘张垣发生兵变之机,任命他的心腹大将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次年任命另一亲信李鸣钟为西北边防会办;不久,他又督理甘肃军务,率军入甘。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借以扩充地盘且为将来预先布置下一条退路。段祺瑞让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把察、绥的不毛之地划归国民军。
事实证明,西北是冯玉祥的唯一生路。
1925年,奉军大举进兵京畿,派人和冯玉祥谈判,请他让出北京。冯玉祥敢怒不敢言,他知道北京再也呆不下去了,但又不甘心拱手相让,于是又密谋倒奉系的戈了。
冯玉祥和奉系内部的少壮派将领、第六路总司令郭松龄秘密联络,郭松龄和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是结拜兄弟,掌握着奉军最精锐的部队,但长期受到老派军人的排挤,使他的内心充满了愤世嫉俗的情绪。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把这批和张作霖一起出身的绿林将军们一扫而净。和他一起发难的还有奉军的另一员大将,直隶督军李景林。
郭松龄
11月19日,包头寒风怒号。郭松龄的代表和冯玉祥在恶劣的天气下,举行了至关重要的秘密会晤。他们签署了一份密约。明确地规定倒戈后把西北划归冯玉祥。密约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二、实行民主政治,改善劳工生活及待遇;三、实行强迫普及教育;四、开发边境,保存国土。
排除军阀云云,民主政治云云,都是门面语耳,别说这些军阀官僚不懂什么叫民主政治,就连那些整天把“德先生”、“赛先生”挂在嘴边的五四青年,也未必真懂。冯玉祥进据北京后,热血沸腾的青年们在街头大喊“不要政府真自治,不要法律大自由”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的口号,这是什么民主政治?这是大专制、大独裁的前奏曲!
关于地盘和利益的分配,才是冯、郭密约的核心:
“1、直隶、热河归丙(李景林)治理。甲(冯玉祥)为贯彻和平主张,对热河决不攻取。保大京汉线,甲军得随意驻扎,但直省全部收入(保大在内)均归丙军,甲军决不侵夺……黄河以北各县,由丙军驻扎,收入亦归山东。天津海口,甲军自由出入。
“2、乙(郭松龄)为开发东三省,经营东北部内蒙古……
“3、乙诚意赞助甲开发西北,必要时亦以实力援助之。”
甚至中央政府的组成,亦“以不妨碍开发西北及断送国家权利为限”。《冯玉祥、郭松龄联合反对张作霖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五辑。文史资料出版社,
11月25日,平地起疾风,郭松龄通电倒戈,麾军直杀向关外,一路势如破竹。倒戈的军队乘坐火车,一列接一列地通过昌黎驶向山海关。奉军抵挡不住,仓皇退往锦州。郭松龄将他的五个师改编为五个军,声威大振。
由于郭松龄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长驱直入,眼见得奉系已无招架之力,冯玉祥开始后悔把利益分给李景林了,他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既不讲主义,也不讲道义。利字当头,愈是朋友愈要先挨刀子。冯玉祥索性下令国民二、三军乘势向保定的李景林进攻,争夺河北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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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第八章农夫的政治(9)
李景林措手不及,仓皇之间退出了保定府。他的对冯玉祥的反复无常勃然大怒,立即放弃了支持政变的立场,在杨村向冯玉祥的后路猛攻。冯玉祥不得不回过头来对付李景林,他显然过高估计了国民军的战斗力,双方激战了三天三夜不分胜负。
就在这三天时间里,张作霖在日本关东军的帮助下,成功地挫败了郭松龄的攻势,把这场军事政变粉碎了。郭松龄夫妇被奉军逮捕枪决,当他们跪在铺满白雪的刑场上,仰望着铁灰色的天空,长叹无言之际,他们内心是否在怨恨自己找错了盟友,以致功败垂成?
冯玉祥本来就没有什么政治主见,为了东山再起,他不惜重施故伎,准备再发动一次政变,将段祺瑞赶下台去。
1926年初,国民军和张作霖为了抢夺地盘,已经剑拔弩张。3月12日,东北海军在两艘日本军舰掩护下,驶入大沽口。驻守炮台的国民军鸣放空炮示警,不料日舰竟发实弹攻击。双方爆发了冲突。日军以国民军破坏《辛丑条约》为由,向执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向当局发出最后通牒。
冯玉祥的机会来了。
民众的情绪迅速沸腾了。3月14日,30万民众在京举行反日大会;17日,北京全市各学校、社团代表向政府请愿,要求驳回最后通牒;18日又有十几万人在天安门前举行示威大会。驻守北京的国民军对这场风潮,推波助澜,他们一心想把它演变成推翻政府的运动。因此,北京的抗议活动,在国民军大刀队的保护下,搞得有声有色,不断加温。
段祺瑞果然沉不住气了。3月18日,残暴的北方军人在执政府门前开枪镇压示威学生。一时间死伤枕藉、血流成渠,民主梦想,完全破灭。人们奔走哭号,痛心质问:“这是我们的政府吗?怎么会这样残杀自己的同胞?他们究竟是人还是禽兽?”
这一天被形容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两天以后,冯玉祥由平地泉取道库伦赴苏联,把国内的事情统统交给部下去办。他在这个时候出国,确有不得已的苦衷。当时奉军利用大沽口事件,长驱直入,国民军已被迫退出京、津。为了抵御奉军,冯玉祥居然又想和吴佩孚一笑泯恩仇,以恢复曹锟自由来交换段祺瑞下台。他还给吴佩孚发了一封电报说风凉话:“子玉学深养粹,饱经世故,当能不念前嫌,共谋国策。”《曾虚白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
虽然冯玉祥有倒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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