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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19部分

小说: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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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内容: 我岳母萧英娘、妻舅黄吉灵,是1942年3月15日,在瓜拉庇朥港尾村新芭无辜被日军杀害的。我们的亲属当年是手无寸铁无辜牺牲的,日本政府应对日军当年所犯下的罪行负责,必须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1月25日。 
刘炳荣206。 蒙难者:杨就娘,女,39岁,家庭主妇萧亚才,女,30岁,家庭主妇刘×荣,男,19岁刘招荣,男,17岁刘庆荣,男,13岁刘长荣,男,10岁刘富英,女,8岁刘丽英,女,5岁刘昌荣,男,2岁蒙难地点: 文律。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8日。 
投诉人资料: 刘长荣之兄刘炳荣(Liu Ping Yung),68岁,商人,祖籍广东大埔,身份证号: 3015254,现住于4,Jalan Jaffar; Benut; Johore;Malaysia。邮编82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文律坡惹兰甫生街43号(43,Jalan Musang; Benut; Johore)。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8日,在日军“肃清”部队所进行的一次屠杀中,我的母亲、五位兄弟和两位妹妹遇害。我要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 
投诉日期: 1994年7月2日。 
刘加荣207。 蒙难者:何细汝,女,11岁刘法荣,男,8岁刘亚麟,女,10岁刘加荣,男,7岁罗亚由,女,42岁蒙难者地点: 文律。 
蒙难时间: 不详。 
投诉人资料: 刘亚麟之弟刘加荣(Lew Kah Yong),59岁,商人,身份证号0694394,现住于No;1252; Jalan kukup kg Rimba Terjun;Pontian; Johor,邮编820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文律。 
投诉内容: 日本占领期间,日军“肃清”部队在一次屠杀中杀害了我的兄弟姐妹三人,我和罗亚由受了刀伤,侥幸得以生还。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7月25日。 
罗海永208。 蒙难者:罗梦娇,男,38岁,农民罗秋源,男,36岁,农民蒙难地点: 文律码头。 
蒙难时间: 1942年1月10日。 
投诉人资料: 罗梦娇之子罗海永(Loh hai Yong),56岁,务农,祖籍广东丰顺,身份证号2330697,现住于19kg; Parit Tengah Benut Johore; Malaysia,邮编82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文律五条吧力(Ungu Parit; Benut Johore)。 
投诉内容: 日本占领期间,日军在一次屠杀中杀害了我的父亲及堂兄,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1月25日。 
吴奉新209. 蒙难者:纪如花,女,45岁,家庭主妇蒙难地点: 文律码头。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8日。 
投诉人资料: 纪如花之子吴奉新(Go Hong Sin),69岁,商人,祖籍广东揭阳,身份证号2324036,现住于柔佛文律惹兰也吧22号,邮编82200。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8日,日军在文律码头进行的大屠杀中,我的母亲纪如花遇害,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7月2日。 
罗永宏210。 蒙难者:罗素江,男,40岁,渔夫黄朝龙,男,25岁,种植工人蒙难地点: 文律码头。 
蒙难时间: 1942年1月10日。 
投诉人资料: 罗素江之子罗永宏(Loh Eng Hong),59岁,书记员,祖籍广东丰顺,身份证号1805572,现住于Lot 2175;Lorong 4; Pt Sayang; Benut; Johore Malaysia,邮编82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文律海边。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时期,1942年1月10日,日军在文律码头的屠杀中杀害了我的父亲和表兄,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31)   
投诉日期: 1994年7月5日。 
梁慎言 
211. 蒙难者: 
梁丕日,男,55岁,商人 
蒙难地点: 文律码头。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8日。 
投诉人资料: 梁丕日之孙梁慎言(New Sik Lian/Neo Sin Gian ),54岁,商人,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2329993,现住于26 Jalan Jaffar; Benut; Johor; Malaysia,邮编82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文律。 
投诉内容: 我祖父梁丕日当年55岁,是个商人。1942年3月8日,毫无人性的日本兵把他捉去,在文律码头把他枪杀了。如今我们要求日本政府给予我们受害者家属合理赔偿。这样,日本政府才有资格谈民主与人权。 
投诉日期: 1994年6月29日。 
杨易松 
212。 蒙难者: 
杨旭新,男,51岁,裁缝 
丘梁清,女,49岁,家庭主妇 
杨南群,男,3岁 
杨淑兰,女,10岁 
萧葵花,女,13岁 
黄亚狗,男,1岁 
蒙难地点: 文律码头。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8日。 
投诉人资料: 杨旭新之子杨易松(Yong Ah Boon/Yeo Aik Song),74岁,裁缝,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15029(2329761),现住于柔佛州文律惹兰惹吧24号(Jalan Jaffar; Benut; Johor),邮编82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柔佛文律。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8日,日军在文律码头的屠杀中杀害了我的父母、儿子、妹妹、弟媳及外甥,我的这些亲人无辜被日军残杀,我们要求日本政府给我们一个公平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1日。 
Saleha Bte Abd Hamid 
213. 蒙难者: 
Abdul Hamia B Gamat,男,20岁,部队番号: Heho 342。 
投诉人资料: Abdul Hamia B Gamat之女Saleha Bte Abd Hamid,身份证号3325269,Suri Rumah,马来西亚人,现住于Batu 8 Kampung Gelam; Tg。King; Malacca Melaka,邮编76400。日占时住址: Batu 8 Kg Gelam,Tg Kling Melaka Malaysia。 
投诉内容: 我是Abdul Hamia B Gamat的女儿。日军占领w。e。f的1942—1945年,我父亲被送到Papa New Gunie为他们服役。他们所乘坐的船被美国人用Tyopdo击中,他死了。和我父亲在一起的还有Baba Bin Abdul Rahman先生,他所在部队的番号是: Heho 350。这是我所知的我父亲的事。那时,生活很苦,量入为出都很困难。更多的信息请你和Baba B Abdul Rahman先生联系,他居住在8th M/S kpg。Gelam Tg。Kling 76400 Melaka。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4月20日。 
曾思贵 
214. 蒙难者: 
曾Kim Chien,男。 
投诉人资料: 曾Kim Chien堂兄弟曾思贵(Chen Soo Kooi),身份证号2483451,现住于297; Kanp Ung Baru; 2350 Semenyih。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堂兄弟曾Kim Chien被日本军逮捕。他被残忍的日本人拷打。他无法忍受无尽的拳打脚踢,最后在拘留期间死去了。为什么日本人要杀害这个守法的居民?作为他的堂兄弟,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堂兄弟的死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2月8日。 
215. 蒙难者: 
李桦卓(Lee Wah Cheak)李桦卓、黄再炎、叶尚友、蔡大善、陈福来、游镜传、谢昭思、梁亚六等八人的资料为柯冰蓉女士调查提供。 
投诉人资料: 李桦卓本身,男,76岁(已去世),住址: BLK 713 Clementi West Street 2,10119,Singapore 120713。 
投诉内容: 1942年,新加坡沦陷后约一两星期,我住在丹戎百葛(Tanjong Pagar)一排店屋楼上,白天在码头对面的日本造船厂里工作。某日,来了一名男子,并非日本军人,操着方言,极可能是日军的“走狗”,也是当时我们称为“汉奸”的华人,来逐家敲门,喊我们“所有男子,快出来!去排队受检证!” 
附近屋里的男子陆续走出来,往旧丹戎百葛前面,现在的珊顿道一号(No 1 Shanton Way),便是当年的“大检证”现场之一。队伍排得很长,前方设一桌子,两个日本军人坐在桌旁,“汉奸”立在近侧,凡有人排到桌前,汉奸与日本军人或点头或摇头或耳语,交谈几句话,便决定该人是否应盖下“检”字章,有人盖在上衣的项后,有的携了手帕去盖。没有盖上章的人,被令立在一旁,以待集合,当人数凑够一车,便由军车开来载走。听人说,他们被载到海边射杀,或载到不知何处隐秘地点,被开枪“处理”掉!永远再不回来了。 
我当时侥幸,拾回一条命,章被盖在身上的汗衫上,那二三十日里,每天都小心翼翼,穿着“检”字衣出入,连洗澡时,也先把衣衫脱下收好,不敢碰到水。直至穿脏了,又剪下“检”字,放在口袋中,随时准备日军截查,用以保命。携带“检”字出门的日子,持续数日,弄得人心惶惶,惊恐不已。 
检证期间,传说岛上有六七处电灯柱上挂了人头,我亲眼见到一个黝黑、血淋淋的人头,挂在丹戎百葛火车站对面,即是现在PSA造船厂外面的电线杆上。日军在检证期间,为了惩戒市民“不许违抗”,用杀鸡儆猴方式警告市民。 
冲 击 事 件 
我的出生日期并不很明确,因9岁丧母,父亲又不记得我的生日。1942年,登记上载14岁,而父亲说我应该是16岁,我之所以参加抗日的动机出于一件难以泯灭的目击事件。 
李桦卓先生站在実龙罔路,指出当年他14岁,日侵新加坡时目击日本士兵射杀老人的现场 
日军入侵那年,有人分派给我们日本旗。我当时逃难至山芭、碧山一带,我们村民被令列队欢迎日军从Johore(马来西亚柔佛新山)渡过长堤入城,传说英军已投降,要我们观看日军骑自行车进入市区,浩浩荡荡,长驱入城,这景象令我感到极大耻辱。 
不久,我又避难至梧槽大伯公附近。有一日,我到火城,朥明拉街附近,经过与実龙冈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日军在该处设了岗哨,有一两个日本兵在值班,拿着长枪。人们每当经过这个十字路口,都要诚惶诚恐,弯腰鞠躬而过,那时日军刚占领本岛,很多人尚不习惯这种礼仪。 
当时有位老人,好像刚刚自坡底购粮食归来,骑着自行车,他也许太紧张,也许忘了,却突然记起要鞠躬的事,正想从车上挣扎下来,就在这一刹那间,日本兵士对他呼喝了一声,随即举枪,对着老人扣动扳机,老人应声倒地,鲜血直流,老人完全没有辨白余地,就这样含冤而逝。 
我立在商店五脚基(走廊)下,目睹恐怖的这一幕,气愤得想随便在身边找一根棍,或任何工具,痛击该日本士兵,以替老汉报仇。这位老人的家人一定是等待他从坡底买粮食归来,久候不归,心情该是如何焦虑不安,思及此处,令我更加哀痛不已,遂萌生一定要加入抗日地下组织之决心。 
参加抗日组织遭拘捕下狱 
我家共有父亲和三个兄弟,长兄很早便潜入马来西亚,参加抗日组织,在马来西亚沦陷不久便遭日军杀害。(父名李焯辉,牺牲时50岁)。 
老人被射杀事件发生后,我要求二哥(李荣卓)介绍,加入地下抗日活动,二哥便叫我与一位派送《抗日阵线》报的会员联系,那位会员叫我学习看懂这份报纸报道的活动内容,每次阅读完毕,再将此报传给他人阅读。 
大约一年后,二哥被捕牺牲,父亲在二哥逮捕后受株连,惨遭杀害。 
我完全不知道二哥所处组织名字及工作内容,我只与其中一人直线联系。二哥殉难后的两三个月,便轮到我也被日本宪兵队跟踪并拘捕。 
地点在福建街,宪兵队来了五六个日本军人,穿便衣,把车停在离我住的旧店屋约50米外,我由两个便衣以肩胛夹持上车,押到奥思礼岗(Oxley Rise)的日军宪兵行刑所,是一栋大洋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32)   
我们一家四口之所以受到逮捕、杀害,是由于一位抗日组织的头头当两头蛇,把我们的名单出卖给日军,以换取自身安全,此人现居香港,很多人遭他出卖,被捕牺牲。 
拘留所的拷问 
我被关押在拘留所中,宪兵轮流审问,日本兵喝着咖啡问道: “快把事实全盘供出!” 
我回答: “什么都不知道!”当然也不愿说出同个组织的人名,我不想连累他人。日宪兵问得多,毫无答案,便开始动怒,咖啡喝完后便开始行刑,诸如: 拷问,用电流电击双手,捆绑双手吊起,特别是电击最痛苦,痛得全身颤抖,冷汗直冒,晕死过去。这样反复折磨多次,最后都带回拘留室休息。行刑地点与拘留室分隔,设在不同的建筑物里。 
拘留室中有其他数人共同关押,每个人所受的刑不同,有的被打得死去活来,有的被灌水,有的被电击,然而都是极其残暴的手段。我们被关押在里面,最怕听见宪兵的穿着军鞋的步行声,简直胆战心惊,闻鞋声色变,每回听见,便想不知谁又要受暴行,又不知要采用什么刑具,恐惧万分。 
在关押的一个月中,每日审问一两遍,有时两三日一遍,并不定时。 
终于有一日,幸运之神眷顾。我已被装绑上灌水刑具,险些要行灌水刑,一位高级长官模样人物恰巧路过走廊,见我是个少年,便喊道: “Dame!Dame!”(日语是不行!不行!)又一边叫士兵给我解下刑具。听说被灌水的人尤其痛苦,不但返回拘留室中日夜呕吐,状极哀恸,身体损伤也无法预测,日后有后遗症,很多人知道“医得好寿命亦不长”。 
日本帝国法庭 
由于连日来,在奥思礼岗行刑所,日军对我问不出情报,行刑亦无济于事,于是他们把我控上“日本帝国法庭”(即今天称高等法院的地点)。我们一共有十六七名“犯人”被日军用几条粗绳捆绑,连成“一串”队伍,双手被反绑入庭。 
我排行第三名,算是重罪罪犯。不久通译官经过法官宣判,宣布道: 现在法庭宣判你们的罪名。 
李桦卓指出目前的新加坡高等法院,即为当年他受审判刑的“日本帝国法庭” 
“第一位某某某,你参加抗日运动,犯法,死刑!” 
判刑由前至后,从重至轻。法官宣判完毕,接着说: “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可以说出来;或者想为日本皇军提供协助的,都可以发表心志,刑罚将可从轻发落。” 
第一位犯人,惊慌得只知流泪痛哭,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法官说: “住嘴。”第二位也哭泣涕零,不过尚冷静地说: “要求减轻刑。”到了我,我没哭,只俯首向下望,法官说有话要讲吗? 
我要求通译官传达: “可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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