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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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蒋介石的眼色行事。1966年10月30日为蒋介石寿辰，孙科特作文《总统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为蒋介石祝寿，颂扬蒋介石“继承国父的遗志，完成不竟的事业”，“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其事母孝，对国父忠，于国家民族则显露出其大智大仁大勇的德行”。以后凡蒋介石寿辰，孙科皆作文祝寿，若仅从其祝寿文观之，历史上孙、蒋矛盾冲突之事似乎从来就没发生过。
孙科晚年在台湾的另一主要活动是参与推行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活动”。1966年夏，中国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运动，红卫兵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大肆毁坏文物、古籍，迫害知识分子，其暴行举世震惊。与大陆长期处于对峙状态下的台湾当局对此迅速作出反应。1966年11月12日正值孙中山诞辰101周年，位于台北阳明山中山楼的中华文化堂也于此日落成，蒋介石出席仪式，并宣读纪念文，并与同日定准孙科等所提“定国父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由此正式拉开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大幕。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具有比较复杂的性质，一方面，它表现出孙科等人对中共及其意识形态的强烈对立，但在另一方面，也显示彼等对恢复保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的关心与责任。
从1966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推行始至去世，孙科发表了大量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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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他对复兴中华文化的理念，孙科的看法可作一简单的公式概括之，这就是“中华文化，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三位一体”。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台湾出现了一股“阐释”三民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文章热”，孙科、陈立夫、陶希圣、梁寒操、马树礼等人，或长篇，或短论，论述“固有的优秀文化，主要就是这一部三民主义”这句现存的结论。
在孙科等的主持下和推动下，在全台湾普遍设立了推行“文化复兴运动”的机构，并在总会下设置各种专门性委员会，台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单位也整理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古籍，受到读者普遍的欢迎。
孙科晚年另外一项主要活动就是督促、协调台湾文官考试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孙科在担任“考试院”院长期间，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公务人员考试、任用、俸给、考绩等法令及施行细则，这类法令计有：1967年实行的《分类职位公务人员考试法》、《分类职任公务人员任用法》、《后备军人转任公职考试比叙条例》，1969年颁布的《聘用人员聘用条件》、《派用人员派用条例》、《政务官退职酬劳金给予条例》等等。这些法令及条规对台湾行政机构人事制度的规范化、法制化起了促进作用。
1969年8月，孙科应韩国邀请参加韩国国庆纪念，在韩国访问了10余天，并被韩国中央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同年12月末，奉派参加菲律宾马科斯总统就职典礼。这是孙科返台后，以台湾“官方”身份出访的仅有的两次。1970年4月，孙科应当年就读的母校——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邀请，前往旧金山参加母校建校102周年纪念活动，并被校方选为外籍优秀毕业生的代表，接受了加州大学颁授的哈斯国际奖。在接受颁奖后，孙科重游美国旧地，对嬉皮士运动蔓延青年间深感不安和不解，他以所见的美国嬉皮青年的某些反叛行为的表象，认定这场运动具有“复古”的形状。
1970年孙科已届80，又是他返台定居再任公职的第5年。10月17日为孙科与其夫人陈淑英八秩双寿日，王云五等发起筹备孙哲生博士学术基金以为祝寿，包括蒋介石夫妇在内的台湾政要2000余人亲往孙科住所祝贺，宾客络绎不绝。台湾60多个团体并为孙科发起祝寿晚会，假中山堂“光复厅”举行，场面之热闹，为孙科晚年生活中最富色彩的一幕。
进入70年代后，孙科继续参加各种会议，发表演讲，配合蒋氏父子在台湾推行的各项政策。1971年10月28日，孙科主持国民党第十届中央评议委员临时会议，就台湾国民党政权被驱逐出联合国一事作出两项决定。孙科在开幕词中大谈“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表示要坚定“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的决心，与蒋介石保持完全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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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2月5日，孙科邀台湾国民党“国史馆”馆长黄季陆到其住宅，将一大包文件郑重转交黄。孙科对黄季陆解释，这包文件是不久前从香港带来的孙中山生前给他的家书、手令等真迹。孙科说，他要有一个交代，请黄代为整理，全部送“国史馆”保存，以了其多年的一桩心愿。经黄季陆细心加以整理，孙科转交的这包文件具有五类：
1．孙中山手令遗墨共25件。
2．孙中山致外国友人英文信6件。
3．中山先生手绘民生主义图说1件。
4．孙中山先生致孙科家书4封。
5．孙科与各方函电一束。
1973年3月，孙科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是日为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及台湾植树节，孙科亲到台北中山公园，手植一株连翘树，此后即闭门静养。8月23日，孙科因胃部不适前往台北荣民总院治疗，住院一天后返家。8月26日清晨，突感胸痛，呼吸困难，再住入荣民总院，经医生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脏衰竭，至9月13日，病逝于合北荣民总院，是年83岁。
孙科逝世时，蒋经国等政耍也在场。蒋经国等并亲自参加孙科遗体移至灵堂的活动。次日，蒋介石特颁治丧令，称孙科“为革命元勋，器量恢宏，才识远大，力行三民主义，学术造诣渊深”。蒋介石夫妇并合送黄色菊花缀成十字架一座以致挽，蒋并特派严家淦、蒋经国等主持治丧。1973年9月29日，台湾当局为孙科举行了隆重的主祭大会，除蒋介石夫妇未到场外．台湾全部政要自严家淦、蒋经国以下数千人参加了治丧典礼。一年后，1974年6月l日，孙科灵枢从台北殡仪馆移至阳明山双重溪墓园。人土为安，孙科实现了他叶落归根的愿望，孙利作为一个曾经显赫一时、活跃于中国现代历史数十年的政治人物，从此结束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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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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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 ①
我的发言只能从历史的角度来谈，对艺术，我是门外汉。我就从近年来学界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化的反思来谈，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因为中国80年代的新艺术就是从那儿派生、裂变而来的。我今天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是学界对左翼文化的批评性反思；二是，谈谈我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化的认识。
目前国内学界对左翼文化批评和反思都是结合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以及革命、改造、建设的背景来谈的，有些看法是非常尖锐的。例如有的学者认为，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化知识分子有一个基本特点，这就是“道德的自我迷恋”，所谓“理想主义”则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鸦片，最后必然走到民粹主义，而“左”和“右”都是相通的，左“在反对中更强烈的复制对方”。一些论者还认为，20世纪中国激进主义的全盘改造的思想背景就是法俄革命，以今日观之，当年的左翼文化多是“肤浅、浅薄”的。
台湾那边反思的代表人物是尉天骢先生，他也是台湾知识分子中的左翼的代表，在70年代台湾的“乡土文学讨论”中，尉天骢和陈映真是领军人物，当年他们提倡关心底层、面对底层，曾受到过余光中等的攻击。尉先生对五四时期到30年代的“反封建”有一个尖锐的批评，认为五四对“封建”的指控如同“判决”，对中国的优良传统，几乎全部抛弃，从此中国人失去了尊严，失去了他的存在之处，即使他还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也只能过着一个流放和流浪者的生活，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噩梦。尉天骢认为，在近代中国，革命行动的产生是难以避免的，但从实践看，理想主义走向了帮会化和流氓化。他还提出了一个概念：“革命浪子”，这个词来自于法国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中国的某些情况可以形成对照。他说，狂热的理想主义是薄弱的，也是虚幻的，从理想主义走向乌托邦主义，再一变就可变为对天堂主义的追求。尉先生对自由主义也有很尖锐的批评。他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依附性和投机性，也是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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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中青年批评家论坛暨第二届深圳美术馆论坛”上的发言（2005年11月30日），载《深圳美术馆》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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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的，中国的自由主义鲜有传统读书人的骨气。他提出，真正的理想主义应在质疑中进行。尉天骢说：历史不仅是事实的呈现，它实在也是一种审判，这审判不管是对于过去，对于现在都是一样的。
我认为上述的一些看法是令人深思的，许多也是有依据的，例如：30年代的左翼作品确有肤浅、浅薄的毛病，而且左翼的“道德上的自我迷恋”也是事实。
但我个人认为，在反思左翼文化的时候，不一定要用30年代左翼决绝的态度。在考察左翼文化现象时还是应注意到左翼文化与20世纪中国历史大环境的互动关系这一层面。也就是说，左翼文化的产生是有深厚的土壤，也是难以避免的。
中国的“左翼文化”或“革命文化”兴起于1927年后。鲁迅先生曾说，其他国家是由革命的失败导致革命文化的失败，而中国的情况则是由革命的失败导致革命文化的兴盛。我想，五四也为左翼文化的兴盛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背景，就是平民主义和爱国主义。检视历史，我们可以看到20年代中国两个主要政党都从列宁主义那里吸取思想和组织资源。只是国民党吸取了列宁主义的下端结构性的要素，就是党治、党国、党军，而放弃了列宁主义的高端的概念——阶级斗争；共产党则是将列宁主义的上、下端都吸取了，1927年后，又融入了中国农民造反传统。1927年以前，在总体上中国是没有左翼文化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五四文化。1927年以前，国共两党同享一个意识形态，都强调反帝爱国，平民主义，劳工神圣，两党的思想差异并不明显。所以共产党1927年以前参加的是“国民革命”，而不是“人民革命”，也就是左翼的主题还没有完全浮现。国共分手后，左翼革命的主题完全凸现。这就是在一切领域强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以及诉诸底层普罗生存处境的痛苦。同时强调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快速改变社会。
中国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叙述是从莫斯科和日本传来的。阶级斗争的叙述强调关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侵略以及中国人对此的痛苦记忆，同时又提供一个改造社会的理想主义远景，在理论上，它叫“共产主义”，在现实，它就是“苏联”，在左翼十年（1927—1937），基本如此。在30年代初之后，左翼又增加了一个更具号召力的旗帜：“抗日救亡”，把民族主义的元素融入到了左翼革命的叙述之中，从此，左翼占据了两个道德制高点：反帝爱国主义和平民主义，这又和五四的主题连接在一起。1949年前，中国的左翼文化长期占据中国思想意识的很大的空间，就是由于占据了这两个道德制高点。
我认为中国的左翼文化不完全是来源于法俄，当然法俄的元素非常重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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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有自己的背景——“文以载道”的传统，利用文学改造社会的传统。20世纪初就有这样一种利用文学艺术介入社会改革、参与社会改革的潮流。1927—1937是中国“红色的三十年代”，是以文学、艺术介入社会、介入社会改革的10年，不少文学家和艺术家更是直接投入到社会革命。“红色的三十年代”与五四时期的文学改良是有区别的，文学改良重在呼吁个性解放，在阶级背景方面，在对社会贫困原因的叙述方面，都还是模糊的，而到了30年代的左翼文化中，就清晰化了。
我个人对30年代的左翼文化持一种理解的态度，尽管许多作品和论述比较肤浅，但是在那个年代，左翼文化是一种呐喊、反映和表达了许多人的想法和感情。在那时的环境下，不允许一个公民社会的自然成长，风紧云急，为左翼文化的流播提供了土壤。
“红色的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与40年代以后的革命文化、根据地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差异的，其间最大的差别就是，30年代的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