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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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的观点，不同意刘对白区工作的总体评价，坚持认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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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杨尚昆在1987年改定的《怀念少奇同志》一文中，虽未点出柯庆施名，但他所指的“那个顽固坚持‘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人”明显是指柯庆施。参见《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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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路线是正确的”　①。

　　　　由于会议上出现的紧张激烈的争论，中央书记处宣布会议暂停。1937年6月1—3日，中央政治局就白区工作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召开会议，集中讨论10年来的白区工作，毛泽东在关键时期助刘一臂之力。毛泽东一反不久前回避刘洛争论的态度，明确表示刘少奇的报告“基本上是正确的”，称赞刘在白区工作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说刘系统地指出了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②。在6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作了支持刘少奇的重要发言。毛泽东进而不谈10年政治路线问题，而是针对反对派集中批评刘少奇只讲缺点，不讲成绩，首先谈了“中共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在谈论了党的优秀传统后，毛泽东着重指出党内“还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强调“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　③，从而全面肯定了刘少奇的观点，在刘洛争论中有力地支持了刘少奇。由于毛泽东在发言中回避了容易引起分歧的有关过去白区工作指导方针是否犯了10年一贯的“左”的错误这个敏感问题，因此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包括洛甫在内的与会者的一致同意，并成为下一阶段白区工作会议的主调。

　　　　1937年6月6日，白区工作会议继续开会，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洛甫有意识地淡化毛泽东在6月1—3日讲话的倾向性，抓住毛泽东讲话中对自己有利的内容，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根据自己理解的6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了《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洛甫强调“实践中的某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白区工作所犯的错误的性质不是政治路线错误，“不是由于什么一定的政治路线或政治倾向”，“而是在领导斗争中有时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这种错误“不过是整个领导群众策略与群众工作方式中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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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出席白区工作会议的代表主要是北方局及所属北平、天津、河北、河南、山东、绥远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及广东代表约30人。彭真作为华北代表团团长，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的助手。华北代表团的代表有柯庆施、商文华（原河北省委书记，为原北方局书记职能）、吴镕、李吕、李雪略、黎玉、乌兰夫等。据参加过这次会议、1936年5月被任命为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回忆，刘少奇的报告“对‘左’的错误提得很急，提得也很高”。有关“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的说法“有点过头”，因为参加会议的“北方党组织的代表这么多，就说明白区的损失不能说成百分之百”。黎玉的看法反映了当时参加会议的部分代表的观点。参见黎玉：《抗战前夕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代表会议》，载《革命回忆录》增刊（1），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43页；另参见陈绍畴：《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②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37年6月3日），参见陈绍略：《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载《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第296—297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页；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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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部分错误，而不是整个领导的错误”，党“坚决领导斗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①洛甫坚决反驳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在白区工作中反对“合法主义”的批评，坚持认为“过去党反对合法主义的斗争，仍然是对的”，强调指出，“过去一切非法斗争，是必要的与正确的，而且过去主要的斗争方式只能是非法的”。洛甫不无影射地批评刘少奇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一样，“以每次革命斗争的成败的结果来判断革命斗争的价值”，把失败的斗争看成“无意义”或“谩骂一顿‘盲动主义’完事”，指责刘少奇“看不到每一次革命群众的革命斗争，就是结果失败了，仍然有着他的巨大的意义”。洛甫批评刘少奇把“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作为“钢鞭”，全盘否定中共10年白区工作成就，强调指出，“每一斗争在胜利或失败之后，必须详细的研究其经验与教训，切不要拿简单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动主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去代替对于最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对党内所存在的“各种不正确思想，应有确当的估计，不要夸大或缩小，或任便给同志们‘戴大帽子’”。②洛甫的报告获得参加白区工作会议代表的一致拥护，在暂时不利的形势下，刘少奇被迫退却。6月9日和10日，刘少奇在会议作结论报告。刘表示同意洛甫的报告，并且对自己的前一报告作了解释和自我批评：“我在会上作的报告，着重是批评‘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并不是否定过去的一切，因为主要是批评错误这一方面，没有说到其他方面，并且对某些问题缺乏具体分析，有些地方说过火了”。③



　　　　四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刘少奇、洛甫围绕党的10年历史和白区工作评价问题展开的争论并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解决，刘少奇试图通过检讨党的历史问题，改变对10年政治路线评价的目的暂时遭受了挫折。但是刘少奇、洛甫的争论给中共带来了深远影响，它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和一次针对“教条宗派分子”的短促突击，为以后毛泽东、刘少奇全面批判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联手打倒王明等制造了舆论。毛泽东从这次争论中吸取了丰富的经验，他终于体会到“教条宗派分子”在党内的广泛影响绝非一朝一夕经过一次会议就能清除。打倒“教条宗派集团”除了需要在理论上进行细致深入的准备外，还要在组织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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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②　　洛甫：《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1937年6月6日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报告之一部分），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册，第234、235、236、238、239、261、263页。
　　　　③　　参见陈绍畴：《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文献和研究》（1987年汇编本），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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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的准备。

　　　　刘少奇与洛甫争论的另一结果是扩大了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和知名度。刘少奇虽属党的老资格领导人之一，但因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在江西时期的两年仅负责领导全国总工会执行局，较少参与重大军政问题的决策，刘与当时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周恩来、洛甫等的关系又较为疏远，因而在一个时期内，刘少奇在党和军队的影响力不大，与洛甫的争论充分展现了刘少奇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水平，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刘少奇有了新的认识。

　　　　对于刘少奇与洛甫的争论，毛泽东的态度既明确又微妙。初期，毛泽东置身于争论之外，但对刘少奇明显表示同情，毛泽东希望刘少奇的意见能被中央领导层所接受；后期，则担心刘少奇承受不住洛甫和党内的巨大压力，于是，在6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声援刘论点的重要讲话。但是当毛泽东看到刘的有关看法遭到普遍反对，遂决定从长计议。毛泽东在这次论战中发现了刘少奇的杰出才干，首先是刘在白区工作方面的丰富经验；其次，毛泽东也看到了刘的理论能力，刘甚至能够引人入胜地分析10年“左”的传统和根源之一乃是“思想方法与哲学方法上的错误”，即“形式逻辑”对党员思想方法的广泛影响。刘宣布“形式逻辑”是造成“许多错误的根源”，这给毛泽东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把自己的威望全部投放在对刘少奇的支持上，因为时机还不成熟。现在毛泽东更愿意做党内争论的最高仲裁者，既然僵局已经打破，矛盾的盖子已被揭开，洛甫受到了强烈震动，毛泽东的威信反而因对争论所持的折衷调和态度而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因此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团结洛甫。为了防止洛甫和将要回国的王明重新结合，加速“教条宗派政治组织上的分裂”，维持和加强与洛甫的合作，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由于有了这些考虑，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并没有立即被提拔进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委会），而于7月28日被派到太原，继续担任已从北平迁至太原的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职务。

　　　　刘少奇虽然暂时离开中共中央中枢，然而毛泽东刘少奇政治结合却因争论而正式形成了。毛泽东刘少奇与毛泽东洛甫同是政治上的结合，但是两种政治结合之间却有显著区别。

　　　　第一，毛泽东洛甫结合是战时非常状态下的临时组合。1935年初，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毛泽东和洛甫有意放弃昔日政治上的分歧走到一起；毛泽东刘少奇结合也是一种政治结合，但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不存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正是对原围绕中共中央政治路线的问题及其领导人的不满，使毛泽东与刘少奇走到了一起。而早在1932年，毛泽东刘少奇就彼此交换过意见，并达成了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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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与毛泽东洛甫结合相比，毛泽东刘少奇结合具有更深的思想基础。①

　　　　第二，毛泽东与洛甫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但是毛泽东刘少奇不仅有同乡之谊，而且，早在1922年毛泽东刘少奇就有工作上的密切联系。

　　　　第三，毛泽东洛甫结合是两个地位相近的政治人物的平行结合，但1937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则远逊于毛泽东。因此毛泽东刘少奇结合是一种以毛泽东为核心、刘少奇为辅助的政治结合，而非两个地位相当人物的平行结合。

　　　　毛泽东刘少奇结合的上述特点保证了毛泽东以后在向“教条宗派分子”发起挑战时可以得到刘少奇的全力支持。毛泽东刘少奇的结合也预示毛泽东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政治领导人的两年多的合作已接近尾声。毛泽东在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在领导全党全军对外的同时，将进一步加紧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以随时准备选择最佳时机，向“教条宗派集团”发起新的攻击，从而实现其改造全中国的政治理想。而这一切，不仅将决定中国共产党的前途，而且将决定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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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据1931年秋至1932年底与刘少奇同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一度与刘少奇夫妇同住的张琼的回忆，刘少奇曾在1932年底就白区工作的策略问题写信给毛泽东，批评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不久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来一封很长的回信”，表示赞成刘少奇提出的主张。参见张琼《刘少奇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动片断》，载《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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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
抗战时期根据地的教育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的教育事业造成极大的破坏，据当时的统计，“七？七”事变之前，“中国计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抗战爆发仅一年内，沦陷区的高等学校遭到破坏者91所，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108所的85％，当时全国的中等学校仅有57万1800人，受战争影响不能上学者达50％”；“战时全国各级学校与教育人员直接间接损失总额国币32亿74819000元，合美金九亿六千六百零二万三千四百九十元”　②　日本侵略使中国的教育的布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出现了三个大的板块：“大后方教育”，其中高校内迁达52所③，沦陷区教育和根据地教育。本文所称的“根据地教育”特指抗战阶段中共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内所推行的教育方针及其实践。根据地的教育，在教育资源、人才、规模等方面，最为落后和匮乏，但是也最具本土性和创造性，其间产生的有关教育的一系列概念和措施，对1949年后中国的教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塑造了1949年后中国教育的性质和面貌，并由此影响了几代人的思维、知识结构和行为方式。有关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教育，学界已有若干研究④　但仍有待深入，本文将对根据地教育的类型、价值及意义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干部教育是根据地教育的重中之重


　　　　根据地教育是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下，在过去中共瑞金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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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收入杨元石、黄道炫编的《中日战争共同研究之三？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