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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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工程的关键性步骤——清算过去的大门已经打开。下一步就是广大党员联系个人的实际，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依照报上发表的反省样本，写出各自的反省检查。
四、填“小广播调查表”
1942年秋冬之交，延安各机关、学校正遵照中央总学委的部署，将学风和党风的学习纳入到干部自我反省的方向。就在广大干部和党员纷纷写出个人反省笔记的时候，1942年12月6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各单位又迅速开展了以肃清“小广播”为中心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斗争。
所谓“小广播”，与“脱裤子、割尾巴”一样，是40年代初延安时期创造出的新词汇。“小广播”系指和党的宣传口径等“大广播”相对应的，在同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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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玉章：《以思想革命来纪念抗战五周年》（1942年7月7日），载《吴玉章文集》上，第241页。
② 《谢觉哉日记》上，第456页。
③ 焕南（谢觉哉）：《感性与理性》，载《解放日报》1942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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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流传的对党的政治、人事关系的私下的议论。被中央总学委列为“极端危害党的大患”的“小广播”的类型有下列5种：
（1）泄露党的政治、军事、党务、组织、经济、教育、锄奸、情报等秘密消息和行动。
（2）散布与党的宣传口径不一致的对国际国内战争形势的看法。例如，传播对苏德战争、中日战争的悲观言论。
（3）有关对整风运动目的的怀疑和议论，“散布整风是为了打击某些人的谰言”。
（4）攻击党的领导，“对党内同志任意污蔑，造谣中伤”。
（5）同情“托派反革命的人性论，蜕化论的宣传”，“替反革命分子‘广播’反党思想”。 ①
中央总学委的《通知》提示各学委会必须严密注意下列对象：
（1）在思想和组织上存在浓厚的自由主义，厌恶党的原则、组织纪律和秘密工作制度的人。
（2）“讲温情私交，论友谊”的人。这些人敌我不分，“对‘私交’可以无所不谈”，“就是反党的分子也可以作为他们的朋友”。但是，“对党的组织可以欺骗隐瞒，甚至听到反革命的言论，也可以不报告组织”。
（3）“喜欢溜门子”，“打听个人的生活起居，加以评头论足”的人。②
具有上述三种表现的人是运动的重点整肃对象，《通知》明令：
每个党员深刻的反省自己与严正的批评别人，检查自己和别人是否犯了“小广播”的错误，曾泄露了一些什么秘密，向外广播了一些什么消息，向党隐瞒了一些什么问题，听到了一些什么不利于党的消息没有向党报告，对于这些问题每个党员应向党诚恳坦白的报告出来。③
如何坦白？中央总学委这一次又创造出新的办法，要求每个干部必须填写“小广播表”。中央总学委规定，各机关学校应根据《通知》的精神和各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发‘小广播’调查表”并将其：
分发每个同志填写，以调查本机关的工作人员向外广播了一些什么及由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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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 《中央总学委会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第468—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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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机关的工作人员广播了一些什么，这种调查材料，应加以整理研究，并向总学委报告。①
用组织动员的方式要求广大党员交代自己的言行，在中共成立后党的政治生活中尚属头一回。这反映了战时状态下，在边区面临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情况下，总学委对加强共产党员思想和行为一致性的高度重视。虽然在1942年12月前，延安的党员和干部已依照中央总学委的部署，普遍写出反省笔记，但反省内容大多属于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通知》详细阐释了这项行动的必要性，但是，调查党员私下的一般性的言行毕竟与要求党员反省思想不是一回事，有少数党员对其“正当性”产生了怀疑。其实调查党员的私下言行和个人间的交往，对于共产党员不应是题外之意，“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党的利益至高无上”，本来就是许多共产党员的人生信念，为了崇高伟大的事业，还有什么个人的私心杂念或隐私不能向党公开？对于多数农民出身的党员，这不是问题，对此举有疑惑的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党员。于是，针对少数党员中出现的消极不满情绪，中央总学委又适时提出了“反对自由主义”的口号。
1942年末，围绕动员填“小广播表”一事，各机关学校布置反复学习毛泽东1937年作的《反对自由主义》的报告。毛泽东的这篇演讲稿并不是论述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理论，而是阐述其理想中的共产党员人生哲学的范式。在这篇演说中，毛泽东对“自由主义”一词作出新的解释，他所要反对的“自由主义”，除了指政治思想上与党的路线背离的言行，重点是指党内的“一团和气”，换言之，也就是在共产党员中所存在的“讲温情私交，论友谊”的现象。现在，重新翻检出毛泽东当年的报告，把“客观上帮助敌人”的“自由主义”和眼下要肃清的“小广播”串联起来，为反对“小广播”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在12月6日中央总学委反对“小广播”通知下达后，1943年1月19日，陈伯达在《解放日报》发表《应用辩证法，反对自由主义——在整风中纪念列宁逝世十九周年》，延安各机关学校除了动员每人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外，还纷纷组织以反对自由主义为中心的“学习会”和“讨论会”。
作为反“小广播”斗争的试点单位，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学委会早在11月20日就布置了反对自由主义的“大讨论会”。大会历时19天，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由学校领导机关广泛搜集“犯自由主义”的材料；在第二个阶段，动员师生展开互相批评；在第三个阶段，则将斗争重点转移到“犯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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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第13册，第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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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严重，错误思想特别顽固”的人和事件上。①
12月6日，就在中央总学委发出肃清“小广播”通知的当天，中共中央材料室向每个工作人员发出考试试题，要求回答下列问题：
（1）到今天为止你对党还有什么隐瞒的事情没有？还有什么不满意党的地方没有？
（2）你的自我批评精神如何？你对其他同志的批评还有不坦白的没有？其他同志对你有什么批评没有？你的认识和态度如何？有无自由主义的毛病？自己还有什么缺点需要揭发呢？②
上述试题与半年前中央党校学风考试的内容已完全不同，这表明“整顿三风”的运动已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入了新的内容，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五、“急风暴雨”：审干、反奸的迅速展开
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开始，运动展开以后，延安干部又相继经历了整顿学风和党风的阶段，但是现在又对所谓人际交往中的自由主义现象的情况进行调查，这和原先的反“主观主义”的主题已离开很远，而更类似于政治保卫机关的调查检举手段。尽管1942年12月18日，中央总学委又部署开展反对“党八股”的文风检查，延安的报纸还在继续宣传整顿“三风”，然而事实上，原先以教育为重心的整风学习运动，现在已迅速向审干、反奸运动的方向转移。
将整风运动导入审干、反奸轨道经历了一个过程，促成其工作重心转移的导火线则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事件。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虽然已经成立了以康生为首的“党与非党干部的审查委员会”。1942年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解放日报》的发表及其在知识分子中引起的共鸣，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警惕。1942年4月，延安《解放日报》开始陆续发表批判王实味的文章，从现象上看，这个时期报上批王的言辞并不十分激烈，毛泽东甚至还两次通过秘书胡乔木，向王实味转达他个人希望王实味“改正错误立场”的意见。③但在内部，领导层已决定对延安的自由化思潮采取强硬措施。
4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作有关国民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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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337页。
②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338页。
③ 参见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载《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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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延安动态反应的汇报。康生在讲话中没有提及大后方对《野百合花》的反应，只举出了中央青委的《轻骑队》壁报已被敌人所利用。康生说：“国民党特务称赞《轻骑队》为延安专制下的唯一呼声。”①康生提供的情报激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应，其中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发言中揭露延安“特务分子”的种种罪恶：“特务分子利用党内自由主义乘机活动，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检查工作中，故意扩大党内的缺点和错误，散布思想毒素，反对各学校机关的领导，并写文章、出壁报、进行小广播，团结不坚定的党员来反党”。②就在这次会议上，在听了康生的汇报和其他人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话，他明确表示：
在学习和检查工作中，实行干部鉴定，对干部的思想与组织观念，实行审查工作；在审查工作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加以扫除，以巩固组织。③
这是迄今所发现的，在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最早布置审干、肃奸的资料，时间是1942年4月中旬。
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作的报告中，猛烈抨击自由主义，他将自由主义比喻作“诸子百家”，历数了延安“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的种种表现：
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④
毛泽东表示，一定要在整风中“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如果打起仗来，把延安失掉就要哇哇叫，鸡飞狗跳。那时候，‘诸子百家’就都会出来的，那就不得了，将来的光明也就很难到来，即使到来，也掌握不了它”。“总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烂也要搞”。⑤
在这次报告中，毛泽东明确地表明了他要肃清党内自由主义的决心，在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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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 参见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王秀鑫为中共中央党研究室研究人员，在此文中，王秀鑫使用了未曾公开的毛泽东在1942年的讲话。
④⑤ 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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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必须“写笔记”之后，又向与会的各机关学校的领导干部部署了新的任务，要求从政治上对延安的党员普遍进行一次“排队”，毛泽东指示：
要把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平常分子，落后分子分开，对思想有问题的，党性有问题的人要特别加以注意。①
毛泽东4月20日的报告，虽然没有直接谈及王实味和审干问题，但是他的讲话已将反对自由主义思想的问题凸现出来，所谓对有问题的人“要特别加以注意”，其实就是动员审干、肃奸的代名词。在此之后保卫系统立即行动起来。本来，该系统在中共与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杂斗争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敌情研究方面，成绩十分显著。举凡一切涉及敌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阶级关系等方面的相关材料，都在反特机关关注的视野之下。例如，如何“一点一滴地从各个方面，各个角落，用各种方法去搜取”材料；如何“随时留心，随机应变，善于适应环境，善于和人接近，善于选择对象，善于灵活运用调查项目，达到调查工作的目的”等。②如今，在特殊的形势下，这一整套的对敌斗争经验，被全部运用到党内思想斗争和组织清理的领域。
1942年4月底5月初，康生在中央社会部宣布：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已于4月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了。③不久，康生正式宣称，王实味是托派分子，也是复兴社分子，是兼差特务。④对王实味的这个政治判决究竟依据是什么，康生避而不谈，但显而易见，最重要的证据便是香港的报纸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另一个证据便是王实味于1940年向中共中央组织部提交的有关自己与托派分子历史来往的书面材料。如果依据王实味自己撰写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