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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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高校毕竟不是生产单位，因此，高校的“大跃进”依然是以思想改造、思想批判为中心。高校的“大跃进”早由北京制订了明确的方针，这就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具体落实的方法则是“拔白旗，树红旗”。“白旗”者——名教授、名学者和每个知识分子都具有的“轻视劳动，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坏思想和坏作风。江苏各高校师生不仅纷纷检查自己的个人主义坏思想，还轻装上阵，向被学校领导挑选出的“白旗”展开批判斗争。为了表示革命师生已具有全局性的“拔白旗”的雄心壮志，一些大学还主动参与批判全国性的“白旗”。1958年，尚钺教授（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金日成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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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江苏》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5页。
　　　　②　　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南京：1959年11月），第167—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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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马列主义启蒙老师）被认定犯了反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错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们主动请战，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编写了一本批判尚钺修正主义史学观点的论集。

　　　　“拔白旗”是为了给“插红旗”开道，高校的“插红旗”就是大搞“教育革命”、批判“参加劳动是浪费人力论”和“教材神秘论”。1958年上半年，江苏各高校学生平均每人劳动达300个小时左右。一些院校的中文和历史系还取消了“训诂学”、“中国历史文选”等课程。为了赶上全国教育革命的新形势，革命师生打破框框，自编教材和讲义。新编教材往往一两个月就能大功告成。随着一本本速成教材的问世，被拔的“白旗”——教授、学者们那些所剩无几的学术自信心也就彻底荡然无存了。

　　　　1958年在全国知识界和民主党派人士中还普遍展开了“交心”运动。江苏省及南京巿各民主党派成员两千多人，分别于3月9日和4月1日先后两次举行了社会主义“大跃进”誓师大会，表示坚决接受党的领导，加速组织和个人的改造①。3月25日，南京大学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教师以及南京林学院全体教师联合举行改造促进大会，他们抬着“大红心”的标志上街游行②。4月4日，南京巿各高校师生与科研机关的民主人士共三千余人，高举“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的旗帜在南京巿举行大游行。游行后，又举行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4月21日，南京巿工商界三千多人召开大会，宣布“立即开展向党交心运动”，民建中央主席黄炎培亲临会场予以支持③。4月22日，南京巿工商界和民主党派提出向党“交心”要“快、透、深、真”的口号，表示要把“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三心二意，跃进到一心一意”。江苏省宗教界人士也开展了“交心”运动，天主教界通过“自选”、“自圣”主教，“使全省天主教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④。在“交心”运动中，全省11个城巿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4106人，共交心47万条。据当时的记载称，这次交心“大量暴露了他们长期隐瞒的腐朽思想和反动行为”　⑤。对于工商界和民主人士的“交心”，上级规定的原则是“自梳自理，求医会诊”。先让他们对照要求、自我批判，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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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大事记（1949—1984）》，第102页。
　　　　②　　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南京：1959年11月），第202—203页。
　　　　③　　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大事记（1949—1984）》，第104页。
　　　　④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江苏》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5页。
　　　　⑤　　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江苏十年史（1949—1959年）》（草稿）（南京：1959年11月），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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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对他们的“坏思想”有针对性地进行批评，并鼓励他们打破庸俗的情面观，“比先进，比干劲”，互相展开批评和思想斗争，以使“交心”落在实处，防止“交心”走过场。

　　　　凡展开政治批判斗争皆需有一个对立面，批判各种右倾思想不能仅满足于思想教育，还需揭露出右倾思想的代表人物。1958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召开三届八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批判省委委员、南京工学院院长汪海粟（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即任南京工学院院长）和省委委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少傥（自1955年以来任此职）在整风“反右”斗争中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后，江苏各地又有一批领导干部约两百多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给予撤销职务的处分。另有2500余名干部被公开点名和“会诊”、“擦背”　①　，基层的干部与群众被冲击的人数则更多。1961年10月后，江苏省为从1958—1960年受到错误批判处分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党员进行了甄别。至1962年底，共甄别、平反21万余人，约占受批判、处分干部党员总数的98％。另外，还全部平反或部分平反了受批判、处分的群众22。9万多人②。

　　　　在火热的“大跃进”的形势下，各级组织大量吸收公社化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入党，自1958年9月以来，全省农村在4个月内就吸收了2。51万名新党员③。现实的经验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是最好的教育。人们已从生活中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在“大跃进”的弊害已公开显现后，由于“一手右倾帽，一手高指标”，使得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不敢言。领导干部也深知“大跃进”符号的巨大威力，许多人都口唱赞歌，生怕稍有不慎就会跌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深渊。在“大跃进”期间，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新符号认识的水平迅速提高——诸如“正确掌握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保卫总路线”、“保卫三面红旗”已化为人们的常识，并迅速调整自己与这些新符号的关系。而在城巿，国家权力进一步被强化，文教更加政治化，寺观教堂数量减少，私人出租房屋已被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户口制已经全面巩固，公安治保系统警惕地注视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定期向派出所汇报改造情况已成为一项被固定下来的制度。

　　　　1960年，“大跃进”再现高潮，然而自1959年下半年始，江苏省城镇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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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中共组织史资料江苏省编撰组编：《中共江苏省组织发展史纲要》，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
　　　　②　　参见《中共江苏省组织发展史纲要》，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
　　　　③　　《当代中国的江苏》编委会、江苏省档案局编：《江苏省大事记（1949—1984）》，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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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已日趋紧张，根据省委指示，为“减少粮食浪费，缓和供应矛盾”，全省各级政府设立粮食办公室，对城镇户口粮食供应计划进行全面检查，南京巿玄武区政府历两个月完成检查任务，全区共减少月供应计划41920斤①。1960年4　月中旬至5　月上旬，城巿人民公社化在粮食一片紧张的情况下形成高潮。江苏各主要城巿区一级政府纷纷挂牌宣布成立区一级人民公社。与此同时，江苏各城巿又掀起大办公共食堂的运动。至4　月下旬，仅南京巿玄武区就办起各类食堂454　个，平均每个居委会有两三个大中型食堂、四五个院落食堂，搭伙人数达52927　人，占应搭伙人数的72％　（1961年7　月玄武区的人口是242　542　人）②。据当时的报导，城巿居民热烈拥护公共食堂这个新生事物，称赞在食堂就餐方便了工作和生活。就在实现城巿人民公社化和“节粮”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　下，1960年下半年为缓解城巿粮食压力，江苏遵照北京指示开始动员城巿人口下放农村落户，并以“大跃进”后进入城巿的“新工人”为重点。这项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南京巿委要求动员10万人下放，玄武区至10月底共动员11898　人上山下乡，为巿下达计划的99。2％　③，1961—1962　年又动员了4　672　人回到农业生产战线④。至1962年6　月，南京巿减少城镇人口49800多人⑤。同期，全省压缩城镇人口46万⑥。1961年7　月，江苏省各城巿再次压缩城镇人口粮食供应，仅南京巿玄武区8　月份销粮就比7　月份减少供应粮20万斤，人均供应由27。11　斤／月下降为26。33　斤／月，全年少销粮71。9万斤。⑦

　　　　江苏在大跃进期间创办的71所大专院校，到了60年代初已难以为继。1962年初，江苏省对高校规模进行调整，仅保留26所高校⑧，中等专业学校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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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1987。12）》（武宁出准字第0381号，1992），第82页。
　　　　②　　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1987。12）》（武宁出准字第0381号，1992），第92页。
　　　　③　　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1987。12）》（武宁出准字第0381号，1992），第96页。
　　　　④　　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1987。12）》（武宁出准字第0381号，1992），第115页。
　　　　⑤　　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大事记（1949—1984）》，第145页。
　　　　⑥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江苏》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
　　　　⑦　　南京市玄武区委党史办公室、南京市玄武档案局编：《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玄武区历史大事记（1949。—1987。12）》（武宁出准字第0381号，1992），第108页。
　　　　⑧　　《当代中国的江苏》编委会、江苏省档案局编：《江苏省大事记（1949—1984）》，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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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所压缩到37所①。

　　　　在实行严格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国家通过阶级斗争不断调整农村的社会关系，对地富份子的镇　压更加严格，阶级出身问题开始被反复突出强调。1960年2　月，江苏省委发出通知，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1961年11月13日，北京又发出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江苏的兴化、宝应、高邮、高淳、宜兴等县虽然相继发生因缺粮而导致的严重死亡事件（仅宝应县就死亡35391　人，占农村人口的6。2％②，该县因死亡、病亡、外流而丧失的劳动力就约占农村总劳力的30％　）③，但由于江苏省领导机关采取了救灾紧急措施，农村情况迅速得到缓和。

　　　　在大跃进的大背景下，与其它省相比，江苏只属中等状态，并无自己的“发明创造”，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甚至称“江渭清思想右”、“江苏省委右”　④。对北京的指示，江苏省虽照办不误，但又留有余地。江苏没有兴办如甘肃引洮工程那样耗资巨大、害民伤财且毫无功效的超级水利工程，也没有像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甘肃、青海等省那样，揪出省级主要领导干部作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靶子。江苏省放的各种“卫星”比较少、也比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经济困难期间，江苏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数目也远较其它省份少。江苏省国家权力在大跃进期间的扩张只是全国类似情况的一个缩影。

　　　　只是到了20年后，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中国才出现划时代的转变，社会开始成长发育，才有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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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江苏》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②　　参见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8页。
　　　　③　　《当代中国的江苏》编委会、江苏省档案局编：《江苏省大事记（1949—1984）》，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

　　　　④　　参见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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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说丁玲？　①




　　　　丁玲的一生凸显了20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历史的基本命题


　　　　我知道丁玲的名字还是在“文革”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一本旧杂志上读到姚文元一篇批判“大右派”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长文，几十年过去了，那篇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只有两点：丁玲有一个“反动思想”，叫做“一本书主义”；另一点则是，丁玲是从一个“灵魂腐朽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最后“堕落为反党大右派”，自那以后，丁玲的名字就印在了我的脑海。不久“文革”爆发，在那混乱和知识贫瘠的年代，我通过各种努力去寻找书本，我读了包括丁玲的小说和散文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