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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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同志，因为他在第十五届联合国的大会上，坚决地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严正地驳斥了美国对于中国所作的无耻的诬蔑和诽谤！”
刘少奇在苏联访问期间，连续三次高呼“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万岁”等口号，这一切都被苏联领导人视为中共内部有隙可乘的理由。
从对外关系的策略上来考虑，刘少奇这样讲和做，当然有他一定的理由。但是，事关重大的问题的时候，他的许多的言论并没有向毛泽东打招呼，也没有在事后向他汇报。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怎么能掉以轻心呢？他又想起了当年的日日夜夜……
周恩来有一句毛泽东很赞成的话：“一九五三年一月，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党内开展的斗争就是要不要服从中央的决定，要不要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斗争。既然是这样，我们要求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一定要拿出党性来保证党的决议和总路线的完全实现。”
毛泽东对政治局常委说：“周恩来言行一致，他的革命历程是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是周恩来崇高的品质所决定的，值得大家向他学习。”
二月，刘少奇指示周扬在文化部党组会上特意传达他的意见：“中央负责同志也要看戏看电影，既然看了，免不了要发表意见，意见一传出去，就造成紧张，怎么办呢？我看以后中央负责同志对文艺作品发表意见，只要不是见诸正式文件，都不要当成正式意见，可以听，也可以不听。谁要是抓住领导人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而以指示的形式下达，造成一定的后果就以你们论处。”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逝世。
三月九日，毛泽东发表《最伟大的友谊》一文，悼念斯大林。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同志在理论的活动和实际的活动上所给予我们当代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时，这样说：“斯大林逝世后，他的理论和事业会不会继续坚持下去？我看无非两种可能，一种是继续发展，另一种是被人抛弃。他的接班人生前没有树起威信来，这会影响今后。我们过去对他的话并不是全听，而是有选择地听。这才是好学生的做法，而王明那样的学生是不足称道的。你们说是不是呀？”
一九五三年三月到四月，中央举行财经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薄一波在税收工作中保护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错误，毛泽东说：“薄一波的错误完全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是多年来坚持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立场的暴露。”在这次会议期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计委主任的高岗认为时机已到，联合饶漱石等人，明确地进行反对刘少奇和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活动，提出：“中央的工作不能老是让刘少奇这些人来主持，除了毛主席外，其余的人都可以轮流主持中央和政务院的工作，轮流坐庄在目前的形势下是很好的办法。”他迫不及待地授意一些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让“毛泽东保重身体，多加休息，放手让可靠的中央领导同志来在第一线主持工作。”
毛泽东看了信，对江青、康生等人说：“让谁主持工作呢？大概是高岗这些人了。按照他们的逻辑，只有高岗有这个资格，他是代表武装的一大代表嘛，我们这个中央也是他救了的，没有他那个陕北就没有今天的中央。高岗就是在一些场合这样来宣传他自己。我看，他的问题要比刘少奇严重的多，刘少奇犯了错误但是他愿意改正，高岗承认自己有错误吗？从来没有说过半次检讨的话。今天斯大林逝世了，我们有些话可以讲出来了。高岗和斯大林过去一直有着秘密的来往，我们中央的许多机密，斯大林一清二楚，我和斯大林谈判的时候，就发现斯大林的判断那么准确，连我们要提出什么样的方案都清楚，哪里有这样的圣人？实际上就是高岗同志给他通风报信。现在斯大林逝世了，高岗还要给什么人通风报信？再通风报信就是阴谋活动了嘛！一个中国的共产党人，替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办事，合适吗？实际上他是有野心的，他想借助苏联的力量和我们讨价还价，一旦他认为时机到了就要闹事。所以，我不赞成高岗的做法。如果让我现在在他和刘少奇之间选择，我宁可选择刘少奇而不选择高岗，何况高岗还以要打倒周恩来等许多的人，那就是更不能允许的事情了。”
一九五三年四月，经刘少奇批准，杨献珍制定出办党校的方针，即：“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陈伯达首先反对，他对毛泽东说：“杨献珍同志的这个方针实质是抵制和反对学习毛泽东著作，反对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反对以毛泽东思想来教育和武装全党的干部，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的教学方针。但是现在有人支持他，使这个错误的方针不但作为高级党校办校方针，而且被称为全国各级党校以至高等院校的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针，如果不纠正后患无穷。”
毛泽东听取了刘少奇的解释后，说：“那就让他们试验一下吧，如果错了再改正也可以，谁也不可能一下子搞得那么正确。”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出版。康生说：“这部选集里都是毛主席著作的精品，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看，任何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没有毛主席这样的军事天才和深厚的军事经验，这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东西。以后的选集要精选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树立起毛主席的地位和影响。中国的经验对亚非拉的武装斗争会更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这年的五月二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现阶段建设时期我们工会工作的任务是：生产、教育与生活。在工会中，你们不要过多地讲实现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斗争中的职责。工会就是要代表工人的利益来说话，要给大家谋福利，这样才能赢得工人的好感和支持。工会不要取代党委的职责，这些一定要区分清楚。这是我多年来从事工会工作的经验总结。”他还说：“提高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福利就是革命的最后目的。”
高岗看到这些报道后，对东北的工会组织说：“刘少奇的这一套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理论。你们不要听他的鬼话，要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求得毛主席的支持。现在许多的问题没有毛主席的支持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我可以告诉你们一点的是，毛主席对刘少奇并不满意，早就认为他是一个右倾分子。你们心中有数就行了。”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教育工作发表讲话，他指出：“办好学校，首先要解决学校领导的骨干问题。所谓教学改革就是教学方法的改革，而不是改革师资和学生的来源。我们对培养工人出身的干部要特别看重一些，要争取在很短的时期内培养出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
陈伯达说：“毛主席的讲话实际上是提出了我们初期的教育方针和教育路线，但是，在一些人的支持下，盘踞在教育战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竭力抗拒毛主席指示，拒不执行这条正确的教育路线。这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
刘少奇听了汇报，不以为然地说：“陈伯达同志把什么问题都提到这样的高度来看待，实际上也是一种‘左’的东西，你们不要考虑太多，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作上，我们的经验不足，许多的方面当然都要照抄苏联的办法。这没有什么坏处，只会给我们减少麻烦。我们要坚决地按照苏联同志的经验办！”
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讲话，强调指出：“我们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了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我国农业的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但是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一些人思想依然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因而在一些场合发表了许多很不适宜的讲话。这是错误的，也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观点。例如他提出了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这实际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口号。我们在一定的范围内已经批评了刘少奇同志的错误，他也表示要认真地改正。应该看到，我们在整个过渡时期都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
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初步检查了自己的一些错误，他兑：“跟毛主席相比，我个人的差距不是用尺度来衡量，而是用公里来衡量，可以说我们这些人的水平和毛主席的差距是十万八千里的。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跟着毛主席学习，学习，再学习。”
周恩来也说：“毛主席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中国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历史条件下的马列主义，现在我们进行的也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个高潮已经到来了，我们要面对它，迎接它，正确地引导它。”
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发出号召，他说：“我给青年讲几句话：一，庆祝他们身体好。二，庆祝他们学习好。三，庆祝他们工作好。新中国要为青年着想，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因此，要充分兼顾青年的工作、学习和娱乐，体育、休息两个方面。青年人是我们祖国的未来，我们都要认真地作好青年人的工作，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就在这时，高岗继续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刘少奇的问题，他揭发：“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仍然把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政策，故意曲解为要‘和剥削者联合’，并把联合的目的仅仅说成是‘为了对付敌人的残余’和‘克服落后’。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已经提出来的情况下，刘少奇不得不在口头上谈谈社会主义改造，但仍然强调和剥削者联合。他胡说经过这种联合，资产阶级就不会‘造社会主义的反，就会为社会主义服务了’。实际上这是在鼓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合并。他还把这种所谓的统一战线的方法称之为‘和平过渡的方法’。”
高岗说：“我要提请主席注意，刘少奇同志的这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是一时的、偶然的，而是一贯的、有历史根源的。像他这样在如此高的领导位置上的错误，将会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虽然主席已经批评过他的错误，但是他在背后曾经这样说：‘不管主席说什么，我们该怎么做还要继续怎样做。不然，出了问题还是我们这些人负责，主席是不会负这个责任的，这就是他对你的态度。”
毛泽东表面上没有答理高岗的揭发，但是他在静静地注视着刘少奇的一些言行：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和全国统战工作会议领导小组的谈话中，这样讲道：“我们国家的资产阶级还是比较好的，能够和我们合作而不搞对抗，所以我们要尽量满足资产阶级的一切要求。其实，他们的要求并不很高，不是很难满足的，只要我们稍为大方些，稍为不怕麻烦些，就不会有问题。资产阶级的种种要求，就算有实权的要求，都不是太过火的嘛，要尽可能予以满足。这样我们才能谈得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饶漱石说：“刘少奇实际上是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只能是斗争，而不能搞什么原则性的妥协。”
十二月八日，刘少奇在听取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代主任程子华关于第三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会议的情况汇报时，这样说：“我们也要适当地站在资本家立场上，好好地想一想不要因合作社的发展挤垮资本家的企业。我看还要提倡互助精神，发扬合作思想，有饭大家吃，不要搞垮人家，不要与人家竞争。我们现在发展生产合作社是不是搞资本主义独占思想？这个问题要解决。既然我们要劳资合作，共存一个社会条件下，就要正确地对待资本家的企业，要让人家能够生存和发展。对小手工业者，那就更需要大力扶助和支持了。这个政策，我们要好好地坚持下去，不要轻易地破坏。”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协定》正式签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看着协定的文本，突然泣不成声地说：“岸英啊，你看不到这一天了。你本来不应该死呀，为什么要死呢？这个胜利来之不易啊！”周恩来见状，马上说：“是的，经过三年来中、朝人民的英勇战斗，中国人民愿军在主席的英明领导和亲自指挥下，我们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终于打败了美国侵略军，迫使美国帝国主义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我们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是美国第一次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协定上签字。就凭这一条，我们就是不容易的呀！”
刘少奇说：“朝鲜吹牛是他们的斗争赢得了胜利，其实没有我们他们早就完蛋了！金日成个人也是一个自大狂，我听彭德怀同志说他在处理两军、两国的问题上很不像样。”
毛泽东马上说：“不能那样讲话，不管我们作了多少工作，都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你们谁也不能再说这些骄傲自满的言论，影响了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