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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部分

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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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说:“现在不是请你出山来了吗?到了一定的时候,什么问题也会解决的,不能性急嘛。我们党认识一个真理也是要有一个时间的。”

 

彭德怀说:“过去的问题今天不要再提了,让历史给我们作结论吧。”

 

毛泽东点点头:“你说的三条保证,我还记得后面的两条。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就按照你所说的,让历史去作结论吧。”

 

最后,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也是中央的决定。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让他到三线是我考虑决定的,也是积极的,诚心诚意的。这件事,由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局的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说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让他们来找我谈。就这样吧!”

 

他在和彭德怀谈话以后,彭德怀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不知怎的,这一微笑给毛泽东留下了极其强烈的刺激。他对江青说:“彭德怀和我握手的时候,那丝微笑很恶毒,他似乎他觉得赢了,他要东山再起了。连刘少奇也露出了亲近之意。他们似乎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了。但是,我要用事实告诉他们,是他们高兴得大早了。

 

江青说:“你要考虑到放虎归山的后果。”

 

毛泽东的脸色一变,随即恢复了常态。他沉吟片刻,想了想才说:“江青呀,我现在同意你的那个主张了,公开批判《海瑞罢官》。时机已经成熟了。过去我总是限制你,是为了让你体会到我的难处,一旦出了后果,我们也有一个退路。现在,退路没有了。我们只有进攻这一着棋子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躺在沙发里,闭上了眼睛,思潮陷人回忆之中。他缓缓地说:“我们这个党可是经过了大灾大难的党呀。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我率领的中央红军走完了长征,到达陕北的吴起镇。这时,蒋介石派来的追兵也步步紧跟而来。我在第二天就要召开军队干部会议研究歼灭敌人的追击,刘少奇呀彭德怀呀这些人不大同意。刘少奇说:‘红军还是先休整一下再打仗吧,我军的疲劳已经到了极限,在再打仗怕有困难。’彭德怀也跟着说:‘恐怕会把我们的底子打完了。’我当时就顶他们:‘到了陕北还不割掉尾巴,还要把狼引到根据地来吗?我们疲劳,敌人跟着也很疲劳呀,我们以疲劳打疲劳,加上这里是我们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和地形条件都对我们有利,消灭敌人是有把握的。’这样,我又在吴起镇的庙台亲自给红军战士作动员,才统一了全军的思想。”

 

江青说:“我早就知道刘少奇、彭德怀这些天生是老右倾。从来是惧怕敌人的,但是对我们自己人他们很凶哪!”

 

毛泽东的思维还陶醉在当年的炮火中:

“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三五年的十月二十一日清晨三时左右,我把部队兵分三路从三道川出发,到了我们的埋伏地。我到五点多的时候来到指挥地,在一个山腰里调兵遣将呀。到七点多的时候,敌人的追兵过来了,都是骑兵。我马上下达攻击的命令,整整打了两个多小时,就歼灭了东北军白凤翔骑兵师的一个团,击溃敌人的三个团。给了敌人一个迎头痛击。这就是抓住了时机,选择好了打仗的突破口。现在,我觉得你抓《海瑞罢官》抓得好。抓到了我们对手的要害处。彭德怀是死老虎,弄得不好也会缓过劲来变成活老虎呀。”

 

江青终于明白了毛泽东的真正意思了。

 

她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特意嘱咐:“这件事我是担着一定风险的,不管写成写不成,此事不能让彭真和北京市委的人知道,也不能报告总理。总之在未发表之前,这件事一定保密。”

 

她这种超乎平常的态度,愈发使人感到蹊跷和不安,他们都以种种借口婉言拒绝。

 

“好呵,北京真是一块独立王国了,看来我们插不进去。”江青对康生说。

 

康生高深莫测地笑了笑:“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你往后看就知道了,这里面的东西深着呢。许多问题,不到一定的时候是不会暴露的。这些年来,我也觉得要在北京办一些事情十分地艰难。

 

“康生同志,”江青笑着地改变了口气,说:“主席让我到上海看一看,换换空气,我觉得是南方的气候好一些。为什么主席不愿在北京呆着,现在我才明白其中的含义了。”

 

“是嘛,哦,我也明白了些。”康生依然是那么一副古怪的神态。“我这个五人小组成员,不过是跑龙套的角色。毛主席点了彭大个子挂帅,我也就没什么话可说了。彭真批的一些文件我是从来不看的,我也不承担任何的责任。这一条,我要给你早点说清楚。不然到时候,又分不清是非了。”

 

连江青也听不出,他这话的含义究竟是发牢骚,还是另外有什么含义。

 

康生对江青说:“我这个中央理论小组的组长,在解决了同苏共领导的理论分歧以后,现在开始往国内的问题上转移。我们的九篇文章就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但是对国内的修正主义,我看得写九十篇文章才行。国内的问题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因为根子很深哪。我主张你要再作一些调查研究,从根本上抓住问题,彻底树立起毛主席在文艺路线上的权威,把他们彻底摘掉才行。用四清的办法究竟效果怎样,我还在考虑。”

 

是的,还在这年的五月,毛泽东在和康生谈话的时候,就这样向他提出:“我们在国际上的反修斗争,可以说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分清了理论上的是非,全世界都承认我们是真正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的。赫鲁晓夫的下台,表明了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破产。现在是到了把着眼点放到国内的时候了。谁要说我们国内没有修正主义,那么我们就不要继续搞革命了。”

 

康生把毛泽东的这句话反复思考了很久。

 

毛泽东在单独和他谈话时,多次讲:“有人在秘密地整理我的材料,包括我的讲话和一些人的指示。我是从来不想给别人什么指示的,有的人专门搜集这些,究竟要干什么?有人说是为了总结经验,如彭真这些人,我看也有些人是为了秋后算账。到时候人家拿出东西来,你毛泽东也不是一贯正确的嘛。”

 

康生说:“杨尚昆指示一些人秘密录音的问题,迟迟得不到组织上的解决,就会给一些人留下口舌。我看还是要尽快把他的问题解决。”

 

他又想起了毛泽东在一九六五年五月间和他、陈伯达等人几次谈话内容,实际上已经给他们交了这次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实底:

毛泽东说:“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哲学家们应当下乡去参加阶级斗争。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科学,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搞哲学的人认为第一是哲学,不是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想出路,才找哲学。现在你们这些人搞得东西都颠倒了。党内的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你们参加不参加?你们不参加就熟悉不了哲学在我们党内的运用。所以,我劝你们也要多关心一下我们党内包括最高层斗争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对你们不能太保密了。”

 

陈伯达说:“我在天津搞四清,就接触到了许多严重的阶级斗争,都是和上层有牵连的,也就是说,幕后的党内走资派活动得很隐蔽,也很厉害。”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和他们谈话也很坦率:“你们多搞点阶级斗争,那是个真正的大学。什么北大、人大,究竟哪个大学好?我看还是阶级斗争的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毕业的,我们在那里学了点东西。过去读过孔子、四书五经,读了六年,很相信孔夫子,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当然也学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老师还讲了教育学,也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论,特别是唯心论。我原来是个封建主义者,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是社会斗争推动我转入革命,我充其量是个小学教员,中学只是教过短时期,啥也不懂。进了共产党后,我学过的那些东西搞革命根本用不着,只用得着工具书,可以查文字,至于内容根本用不着。孔夫子讲:仁者爱仁,实际上是爱那些剥削者。我都是如此,你们难道能例外吗?”康生说:“我们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走过了一个过程的。我在中央机关里接触的都是最尖锐的斗争,一不小心就会被叛徒和奸细把你出卖了。掉了脑袋都不知道是怎么掉的。这次主席号召全党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农村和工厂去搞四清,很有必要。”

 

毛泽东说:“今冬、明春,你们分批下去。都去参加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东西,学到革命。这次,刘少奇把他的老婆王光美派下去搞四清了,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离开了中央的规定就不好了。她下去也无非发几天烧,知识分子就是不能吃苦,经过锻炼,知识分子的面貌就会改变。你们都下去试试看。病得不行了就回来,以不死为原则。总之,你们不下去就取不得对阶级斗争的发言权。”

 

康生说:“如果不接触实际,我们的各种研究所快要不食人间烟火了,成了神仙世界。包括现在的哲学,还有光明日报,什么文学,还有那个周谷城,以及他们的经济所也是搞利别尔曼那一套,完全是资本主义的货色。”

 

毛泽东笑了:“搞资本主义也可以呀,社会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单纯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是片面性了吗?我从来就喜欢他们搞点名堂,就怕他们没有那个本事。让他们搞猖狂进攻,上街游行,拿枪叛变,我都赞成。这样才能显示出阶级斗争的激烈和复杂,才能真正地教育和锻炼出坚定的左派来。”说到这里,他打了个手势,说:“刘少奇估计,现在我们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同盟者手里,我们搞了十五年,才三分天下有其二。你们看,革命是何等的艰难呀!”

 

这时,陈伯达插话说:“脱离实际的事情,从古人到黑格尔,古今都有之,于今为烈罢了。波格达诺夫,那察尔斯基是讲造神论的,所以他们并不要求和现实所联系。”

 

康生马上顶他:“波格达诺夫的经济学比现代修正主义好一点,考茨基比赫鲁晓夫好一点,热拉斯还讲斯大林几句好话,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是犯了错误的,正因为斯大林感到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反对我们夺取政权,后来才向我们道歉。斯大林对毛主席很尊重,认为《新民主主义论》是完整的纲领。我们在革命的实践经验上,要比斯大林丰富得多。”

 

毛泽东点头后,问陈伯达:“是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谁想到马列主义?过去听都没有听说过,听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意大利、兰杰、富兰克林这些人。参加了共产党后,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逐渐地熟悉起来。”

 

陈伯达说:“富兰克林最先提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个说法。”

 

毛泽东说:“马克思说: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类进化,动物还要发展,我不相信只有人才能进化,要研究自然学史,不学自然科学就不行。要读点书,为现在的斗争需要去读书。我讲的这话和无目的地去读书大不相同。氢和氧经过千百万次才化合成水。这是一个简单的合二而一。历来说分析综合,讲得不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设有几句话,我曾和艾思奇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综合,分析不讲客观实际的综合分析。分析、综合,共产党、国民党怎么综合?无非是我们有多少力量,多少党员,多少军队,多少根据地,最后把国民党吃掉了嘛。吃掉他们也就把他们给综合了。你们说是不是?”

 

康生笑起来,众人也笑了。

 

毛泽东接着说:“有人动不动就说,跟着国民党走,是看了他们的报纸的缘故。事情就那么简单,我看不见得。我们当时也看报,也没有什么受影响嘛。大学不让学生看《红楼梦》,说是怕受影响。我看完全不尽然。《红楼梦》我看了三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当历史看的,有的人看《红楼梦》不看第四回,其实这一回是它的总纲,四大家族都写到了。这里的阶级斗争很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而统治者也不过二、三十人。研究历史不用阶级观点就搞不清楚,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怎么综合?就是吃掉,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的综合,而是一个吃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书本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有写,因为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的联系,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是总是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而不是他所说的那套。这些都是要从生活上来讲对立统一。”

 

康生说:“杨献珍的那套东西,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这个人有点狂妄得不得了了,好像他已经是什么哲学上的权威,多年来一直在犯右倾错误,后来干脆就以党内的不同意见者自居。他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写过一篇《从斯大林问题上得到的教训》的文章,公开教训我们的党:‘苏共二十大正在走向正常的道路,破除了对斯大林的迷信。对任何人的迷信都是要不得的。我建议今后不要发致敬电,致敬信,不要给领导人鼓掌。这样很难堪,叫人感到很不自然。报刊上今后登领导人的讲话,能砍掉的尽量砍掉。今后也不要对毛主席讲什么英明领导。连他未参与的也说成了什么英明领导,完全是一种讽刺。’他在一九六二年第二期的干部轮训期间,公开说:‘党的威信过去很高,现在是一落千丈。有的地方把毛主席的画像都取下来了。’他的这些言论,已经接近是反动的了。”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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