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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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问田家英：“你口口声声地说你如何如何了不得，怎么不见你写一篇这样的文章呢？你呀，也是一个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一瓶不满半瓶晃荡的人！要注意多学点东西，少在背后自作聪明，在涉及重大路线之争的时候少放屁！”
毛泽东对他的秘书明显地表示不满了。
第二十二章 陷入圈套
＇刘少奇研究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后，认为这和让彭德怀出来主持三线工作的消息有关。他采取了不表态，不出头，不露神色，一切听凭北京市委处理的“半超脱”策略，有意地把彭真推向了第一线……＇
中南海的“福禄居”庭院里，还有一个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研读那篇《评新编历史剧》。他专门叫秘书找来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海瑞罢官》单行本，认真地翻阅了一遍，用铅笔在书上划了不少道道。
“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做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看一看这些历史事实，再看一看《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这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过的人物。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创造，完美并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历史真实。尽管吴晗曾经说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歪曲、臆造’，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新编历史剧中的海瑞的形象已经同合理的想象和典型概括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属于‘歪曲，臆造’和‘借古讽今’的范围了。”
看完这篇文章，他拍案而起，激动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满头银发，瘦俏的脸上布满鱼纹，鼻尖上挂着几颗汗珠。他偶尔直起身子伸在躺椅上，呷一口摆在面前的清茶。这两年来，毛泽东对文化艺术界的一系列批评，劈头盖脸地打来，使他感到了震撼和惊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不能无动于衷。
他，就是刘少奇。
只有身处政治漩涡里的他，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这篇文章的来头和锋芒所向。
一九六二年春季，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写了要求甄别的翻案书，刘少奇曾经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毛泽东说：
“我听说中央组织部已经为不少犯了右倾错误的人平反了，彭德怀在这个时候能不仿效吗？我很想听听政治局同志和书记处的意见。如果彭德怀这个时候要求出来工作，我们能答应吗？我看这个问题以后再说。现在文艺界为彭德怀翻案的人不少呢。利用小说和戏剧进行反党，值得注意。”
对此，刘少奇没有进一步地解释。但是，就在这年的八月十二日，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以安子文为首的中央组织部，斥责道：“中共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至中央的同志对组织部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组织部离开了中央最高领导的指示而活动，究竟想干什么？干部政策必须以中央规定的政策和文件为准，不能让他们另外搞一套。这个问题如果不注意，就要采取措施。”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中央书记处研究了彭德怀的安排问题，刘少奇把研究的情况向毛泽东报告：“书记处决定让彭德怀出来搞大三线的副总指挥，在一段时间里先不要公开露面，等一定的时候再考虑恢复他的一部分工作。”
毛泽东问道：“恢复什么工作？”
刘少奇说：“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他为政治局委员还没有撤职嘛，他还可以参加组织会议。这是书记处和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的意见，请主席最后考虑定夺。”毛泽东冷冷地说：“再放一放，我还没有考虑成熟。这个问题关系甚大，需要多征求一下党内外同志的意见。”
一直到一九六五年九月，中央政治局决定让彭德怀出来担任三线建设指挥部的副总指挥以后，毛泽东才对刘少奇说：“效果怎样，还要看事实再说话。”彭德怀前脚走马上任，姚文元就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下了通知，将杨尚昆调离中央办公厅，毛泽东指示谢富治和汪东兴：“你们给我好好地检查一下，还有谁在搞我的特务活动，谁还在搞非法窃听、非法录音活动。我看想走右倾机会主义老路的人是大有人在。”
姚文元的文章完全体现了毛泽东的观点。
对此，刘少奇怎么能心中没数呢？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在和他的侄儿毛远新谈话时讲得非常露骨：“现在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权？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省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资产阶级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民服务的！你说他们是谁领导的？我的话在他们的眼里根本不当回事。”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又在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上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
刘少奇当时就考虑到了《海瑞罢官》的间题，但是他采取了沉默的态度。
说心里话，自从毛泽东在去年底把矛头对准自己，连续批评几次后，彭真采取的态度实在是令人暧昧的。他在毛泽东面前多次讲：“少奇同志对主席那么不尊重，这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在四清工作中他另外搞一套，是想树立他自己的威信，这也要不得！我们不能任何工作都是围绕着两个主席转，该请示毛主席的时候一定要请示。少奇同志应该注意自己的工作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赞成匆匆忙忙地出版《刘少奇选集》，现在还不是树立刘少奇同志的威信的时候。”
但是，他在自己面前却这样说：“毛主席年事已高，说话不一定都正确，批评人也往往欠妥当。我们谁也不要介意。你还是应该大胆地抓工作，出了问题我们集体负责！”
刘少奇对彭真有一种“八面玲珑”的感觉。这使他更加警惕，所以，他对这场批判《海瑞罢官》的讨论，一开始就采取了谨慎的态度。
刘少奇的房间周围，全是书架，上面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各种书籍。在写字台的旁边，有两张宽大的沙发，窗户上挂着绿色的绒窗帘。和毛泽东不同的是，他在思索时喜欢不停地用手中的红蓝铅笔在白纸上划符号。当他的妻子王光美提着暖瓶走进来，给他往茶杯里加开水时，他才将手中的活动停下来。
趁丈夫抬起头睁开眼时，王光美才轻声告诉他：“彭真同志来了个电话，我接了。他想征求一下你对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意见。”
“你怎么回答他的？”刘少奇转过身来，望着妻子问。
王光美说：“我说少奇同志还没看这篇文章。再说，他对吴晗同志不大熟悉，很难发表什么意见。你看这样回答，可以吗？”
刘少奇站起来，在书房里踱了几步，轻声说：“现在只能这样回答，《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肯定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你对外界讲话要格外谨慎。作为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彭真有权处理这篇文章。我不能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全党必须尊重他。这一点许多同志都给我打过招呼了，再不注意就会搞得更加复杂。不过，让我说心里话，我不赞成姚文元的文章，这篇文章写得不好，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只是倚势压人，我历来不赞成这样做。这是一场笔墨官司，我们都要慎重。”
那天，周恩来给他来电话，提到了姚文元的文章问他：“发表这篇东西，你知道吗？”他回答：“不知道。没有任何人给我打过招呼。点北京市副市长的名字，应该是给我们一个招呼的。”周恩来又问：“有人建议人民日报发表，你的意见呢？”刘少奇回答：“让彭真同志决定吧！”刘少奇轻轻地把这个“球”给踢出去了。“那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王光美这时又请示他。“不要，北京市委什么意见，让他们按照组织程序办，我们不要乱插手。这些事情总理、小平他们会处理的。这种时候，我越超脱会越主动。你也不要和他们多接触，省得他们打上你的旗号去压别人。”
王光美点点头，提着暖瓶退出去了。刘少奇走到门口，轻轻把书房的门关严，拿起桌上的红色电话机，拨了几个号码，说：“我是刘少奇，我想请毛主席讲话。”
对方停了有两分钟，才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主席刚和浙江省委的几位负责人谈完话，已经疲倦了。他正在休息，你有什么话请讲，我们转告主席。”
刘少奇心里有点生气，但他还是忍住了。毛泽东自从到了南方巡视以后，几乎没再和他通气。中央有什么重大事情，都要派人向他请示。他犹豫了一下，才说：“等主席醒了以后，请你转告他一声，就说我给他来了个电话，有事汇报。”说完。就把话筒放下了。这一天，他几乎没有睡着……
是的，整个的一九六五年里，充满着令他感到压抑和难以言状的痛苦：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材料上作了一段发人深思的批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他们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到呢？这些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同工人阶级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几乎是同时，他又在一个会议上强调：“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们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这种提法，完全打乱了刘少奇关于社教的一些设想和理论。
几天后，即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接见海军干部工作会议、《解放军报》编辑记者会议和第三批战士演出队时，特意讲了这么一段话：“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没有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经过林彪同志的总结，我们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更理论化和系统化了。我们以前是依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依靠解放军。”这实际上是在全军给林彪树立威信，加强和巩固他的地位。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八日，林彪指示全军：“部队工作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突出政治要做很多的工作，但是首先要突出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广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溯，把毛主席著作当作根本的必修课。”
林彪讲话不久，罗瑞卿在和他的一次谈话中就提出了不同意见：“林彪同志的关于突出政治的提法我看有点绝对化了。许多同志不赞成这样讲。林彪同志把一九六四年的大比武说成是单纯军事观点，是冲击政治，我看就不正确。一九六四年的军事训练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大比武成绩是主要的，气可鼓而不能泄。林彪同志的做法实际上是给我们泼冷水。”
刘少奇对罗瑞卿说：“这件事情还是耐心地等待一段时间，现在谁也作不了结论。林彪同志硬要这样干，是有他的目的的，我们不便加以千涉。起码在当前是这样的。”是的，作为刘少奇，他已经充分地感觉到了林彪的来头所向，只是他不能明白地说出来而已。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日，以林彪的名义在全国各报刊同时发表了《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长篇文章，这是在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