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 -李梧龄1016-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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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管理员！我烂脚丫子讨点狗油擦擦总可以了罢”。众人不禁大笑起来。 何管理员忍俊不禁，刚收起板着的脸，还没来得及说话，这人便已跑到桌前。 伸出树枝便来挑油。众人也随着一哄而上，一刹那之间桌子上的残尸剩肉就无 影无踪了。
众人笑着、叫着在田埂上鱼贯而行，叫骂着
“以后农场的猪给偷走了也没人管了”。那天晚上，我和小张连生美美地 吃了一顿狗肉。小王是场员，又是拘留所的厨子，平时吃得饱，就不和我们分享 了。不过，不知出于什么心态，何管理员吩咐道“狗就算了，不过盐是公家的， 烧狗肉不许放盐”。小王和另一个年老的厨子竟也不敢违抗。我们就这样吃了一 顿不放盐的白煮狗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吃狗肉，但却也是最美味的一次。 是不是煮狗肉应当什么作料也不放才最好呢，可惜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试过。
这样又过了几个月，小张连生果然如愿以偿，被送走了，他很高兴，肯定又 会有机会逃跑的，但谁知这样的流浪小孩将来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我也作为该拘留所的最后一名犯人于那年被释放到了分流分场一队。
第八章 分流一队
1965年夏，我在监狱内的监狱被关了两年半以后，又被放回了生产队。这 就是分流分场一队。分流一队位于分流庙拘留所的东北方向，这里集中了57年以 来到那时还没有解除劳动教养的，以及场员而再次被劳教的人。用他们的话来说， 就是一个老改造队。所以派来担任主管的张管教是一个很凶狠的队长，这只要从 他对待一位姓高的老者的态度就可以明白了。高、张两人原来是邻居，同为失业 之人，50年代，两人同去江西路的同一个失业登记处求职，姓高的走到了民政局 的窗口，而张则去公安局的窗口登了记。不久，通知下来两人都得到了安排。张 当了警察，而高则到白茅岭做场员。57年农场性质改变，高的地位急剧下降，在 困难年代又被判了劳动教养；张则也从上海被派到白茅岭，恰好成了高的顶头上 司。可是就我所见，张对高决无宽容之意。从这两人的关系也足见机遇之作弄人 了。
我到了一队又碰见了许多老朋友，大多是比较性格倔强的人，或者是所谓的 有历史问题的人，因为后者的解除劳动教养与否根本与表现好坏是无关的。我到 了该队日子并不好过，因为我早已成为了白茅岭的知名人物，谣传我如何如何地 “反改造”。所以第一天那张队长就叫我去训话，叫我要“老实些”不要找他的 麻烦。
重逢的朋友中有同船来农场的温健、原右派队的彭君毅和林学成。彭原是上 海机械专科学校（即国立高机）的教师，是极为爱护学生的一位好教师，还曾经 是地下共产党人。他为人刚直，是右派队中最受人尊敬的人之一。在分流一队也 受尽歧视。80年代平反后已届退休之年，住房得不到解决。有一年夏日炎炎，居 处不堪其热，不得已而去外地谋职，在广州市火车站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
彭的妻子胡女士是位家庭妇女，对丈夫忠贞不渝，也不畏强暴。有一次来 农场探亲，那张队长在让他们见面前先来个下马威，对胡无端训斥一番。胡女士 答道“你说他反动，他如不反动也不会到这里来了。政府既然把他交给你管教， 我又不和他生活在一起，倒是我应该责问你为什么没有把他教育好？怎么你倒 说起我来了？”张管教队长无言可对。
林原是某轮船的三副，随船于50年“起义”回大陆。回来后就明升暗降调 在陆地工作，再也上不了船。平反后在港口工作，95年患肝癌去世，家属欠下医 药费万余至今未获报销。这些都是后话。
分流一队也有一些来历很神秘的人，这都是由游民场员而转变身份来的， 例如有一个姓潘的心脏病病人，常年不能劳动，当他忽然死了以后，仍有大笔汇款 寄来，而汇款人的地址全是假的，无法退回。据说此人还是国民党的一个中将，又 与共产党上层有关云云，
但传说的事就不去管它了，且说有一个名叫李妙龄的故事。李妙龄在读中 学时，在一位爱国教师的影响下随许多同学一起去了浙江省四明山抗日根据地， 加入了三五支队打游击。那支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战胜利后，他曾来上海做地 下工作。他很得意地说起，有一次他受命在大柏树骑着摩托车待命等人，当有人在 他肩上按暗号拍打时便载着那人向市区驶去，再次暗号时则将搭车人放下，但不准 回头看那人。果然那人按时来了，当车行至虹口体育场时，听见后面爆炸声响，次 日读报方知是江湾军火库被炸了。后来由于王孝和破坏发电厂案被捕，他们慌忙逃离 上海。于是他辗转到了苏北根据地，曾在一电台工作，又做过李立三的司机，后来在 进攻上海时，他是陈毅的司机。他说：
“忽然前线传来上海已解放的消息，大家都感到快得有点意外了，陈司令员高 兴得不得了，马上带着大家出发去上海。我开的是第一辆车，心里想会不会有地雷？ 为了首长的安全，就把车往边上一靠，说是抛锚啦。让其它的车走在前头。”
进了上海以后，他仍是陈的司机，并负责做司机的小组长。他部下的那些司机 大都是接管过来的人员，即留用人员。有一天，一个原上海籍贯的参谋对他说：
“小李，开我去一次某地。”
他心想肯定是这参谋想要坐车回家炫耀一番，就回了一句：
“是公事还是私事呢？”那参谋愣了一愣，李又说了：
“不是我不肯开，司令员说过了一滴汽油一滴血，不能私事用车呀。”那参谋 只好作罢而去。
过了几天，他因琐事和手下的一名留用人员司机争吵，那司机回嘴说：
“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从前也因某事被批斗过。”
李想这事该司机如何得知？必是那参谋因用车不成，怀恨在心于背后挑动那 些司机不服他管。他说：
“那时我们还很民主，我和那参谋是一个党小组的。在开会时，我就此事 对他提意见。我越说越激动，那参谋被我说得直冒汗，我看他将手伸进裤袋，我 一时情急就掏出了手枪。但其实他是在口袋里摸手帕。
“这下可糟了。我被缴了枪，关了禁闭。禁闭后我就被调往吴淞口处的一 个电台工作，那是一个干扰台，我被安排去管发电机。可是那电台的台长竟就是和 我一起上四明山的同学，还是个女同学！我这个大男子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我就闹情绪不干，跑回上海，去军管会找粟裕，他是个好人，对我好言安 慰了一番。我坚决要求开车，但结果只能让我去开运输卡车。我终于不服，闹情绪， 最后以无理取闹的罪名被送劳动教养。但我来农场后还是受到很好对待的，不久脱 了帽，当上场员。但我又怎能安心一辈子就这样呢？
“我逃跑到上海，站在大世界门口，靠在铁栏杆上望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 车辆，不胜其伤感。这时，忽然有一只小手来拉我裤腿，悄悄地说：爷叔，你饭吃 过吗？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他有钱，要我带他去吃馆子。原来这是一个小偷，他 靠摸口袋偷的钱，可是人小怎能独自上饭馆呢。
“于是我们去了饭馆，我们点菜吃喝，完了他从桌下把钱塞给我，我付了 账还有钱多！这样我就干起了这一行。当然，我不愿回农场又能有什么生活出路 呢？最后，好景不长，我以教唆犯的罪又来劳动教养了。”
我听了他的故事也很为他惋惜，要是能给他以出路又何至于此。
再说我在禁闭和拘留中度过了两年半，实际上是更进一步地与世隔绝了， 那几年发生的四清等运动，我都不知就里，但从一件事看已可见那时对毛泽东 的个人崇拜已发展到可怕的程度了。那是有一次我因开大账买东西，去到管事 务的一个队长那里，另有一个人掏出香烟来敬那事务长，后者说不会吸，还说 抽烟有害的话，前者看见身边一张报上有毛泽东的新闻相片，随口开玩笑说
“要是毛主席给你香烟呢。”事务长马上不加思索地回答
“那我连烟灰都吞下去。”说时那脸上一脸的谄笑简直令人作呕。但他 们两人嘻嘻哈哈，不以为耻。
却说到了11月中的一天上午，我刚到田里劳动，忽然被叫回去，队长指 着一个干部说
“这位是总场的某队长，你现在马上回去取些随身替换的衣服，他带你 回上海探亲。”张队长的态度从来没有象这样的和颜悦色，我知道这绝非坏事。
我并不怀疑家中有什么不幸，因为劳动教养的人，即使家中有丧事也绝不 可能请假回去的。我在路上问那个带我的队长，他也完全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们 搭便车到了总场，在那里我知道这个队长是两个押送一批人出场的干部之一。我 遇到了几十个出场的场员，他们都兴高采烈，大多是回了上海再转去其它乡下的 人。我们一同被用客车送到湖州后乘船到上海。在上海码头，队长说，
“你回家好好看看，到时候我们会来叫你回去的。”至于什么时候，他们也 说不上。
回到家中，见到了父母，兄妹和妻子，当然非常高兴。我这才知道了是怎么 回事。原来我父亲有一个老朋友，名叫孙厚生，老先生是老同盟会人，跟随孙中山 先生革命的，在广东省时曾任造币局局长。国共合作时期结识了周恩来、董必武等 人。50年代，他与一个姨太太蛰居上海，因为路近，常来我家闲谈。他那时靠在文 史馆挂个名，每月领取60元钱生活费。平时根本不去，逢到有事则去锦江饭店吃一 顿，在诸如反对美帝的宣言上签个字而已。谈起蒋介石时，他眉飞色舞崇敬得很， 说见到他两眼炯炯自有一番威严，和现在的人不好比啦。可是，他并不惧怕蒋的威 严，有一次为此和共产党加深了关系。
那是在宁汉分裂之时，有一天蒋介石找他去谈话，蒋说
“你年岁大了，何必还要和董必武通信来往呢。”
孙糊涂地顶了一句说“国共合作是总理的遗训呀。”
蒋便无言以对，说“那好，哪哪哪你先请坐。”
蒋就走开了。孙枯坐了一会儿，见无人答理他，便起身想走。那知警卫不让 他走，就在蒋的公馆里被软禁了半个月。
解放后，他以此居功，说是为了共产党吃蒋的官司。每隔几个月便要写 信给董或周，诉穷要钱，每回倒总也能要到一些。后来他眼花手抖，不能写信， 便常请我哥哥代笔。
早在我劳动教养之初，我的一位堂兄就出主意要我父亲请他为我事写信求 情，但都为我父所不许。后来孙厚老故世，孙的姨太请我哥哥写信给周恩来，要 求到澳门去跟她侄子过。周居然派了统战部的人来送她走了。
这时，我家有董、周的私人通讯地址。我堂兄和我哥认为再错过机会就没法 了，便不管我父亲的反对，以我父七旬老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周。不久，统战部 来了两个人，问我父亲情况，有什么要求。我父亲说只要我回来。他们说这不那末 容易，
“这样吧，先让他回来陪你两个月吧。”
我就是这样回上海的，其实我父亲和周恩来并不认识。然而，统战部来 人的话也并未完全算数，半个月后，来了电话，叫我当晚在火车站等那两位队长， 一同回农场。那两个队长是从铁道公安局提了一个农场逃跑的场员回去的，我们 一行四人便回农场去了，一路上，队长很客气，我提到了路费，他们说“能报的 话我们替你报了吧。”就这样我连路程共自由了二十天。
回农场后，谁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但队长的态度显然变了。在临近春 节的时候，忽然一天被叫到队部去，宣布我解除劳动教养了。我于当日就被送到 分流四队。那是一个场员队，但我的厄运并没有结束，还刚开始呢。
第九章 分流四队
分流四队是个场员队，其实所谓的场员仍是在社会的最低层，谈不到 有什么自由的。场员不经请假批准并不能外出。和劳教队不同的只是每年有 几天探亲假，我因为刚探过亲，就轮不上了。此外，吃饭是用饭票买的。至 于买东西，则身上虽可以有现金，但因不能外出，仍需集体登记购买。场员 的工资是平均每月20元，但按农时不同，冬天每月17元，夏季农忙则有22元。 为了刺激生产，采用工分制，每天劳动下来，要分小组地各人记下工分。这 看来象计件工资，其实不然，每月到月底，将全队的工分加起来，得出总工 分数，然后再将总的预定工资与之相除，才算出每个工分值几钿！如果对照 马列主义说计件工资是资本主义最大的剥削的话，则这是更进一步的发明了。 然而人到了这个境地，自私自利的劣根性竟仍然大发作。有些人就是很肯干， 把工分值降到了只有二三分钱一个工分。于是弄得劳动力差的人饭也吃不上 了，便将工资中的6元钱拿出来做基本工资，而将其余的让大家凭力气去抢。
我在这里结识的人中，政治思想犯并不多。有一位许鸿宾（其实他是分 流五队的，知道了我在四队，溜过来看望我。）原是复旦时比我高两班的同 学。他60年时有一天在马路上看见一个人拖住一个小孩子，小孩吓得哇哇叫， 一问之下，原来那孩子拿了一块肥皂想和人换粮票，被那人抓住，逼着追问 他父母是何人。许就打抱不平说“你难为小孩子干什么！”小孩趁机跑了， 不料那人是个便衣警察，一闹之后把许抓了进去，就此被捕送劳动教养。
另外还有一些人犯的是所谓“叛国投敌”罪，例如有位余吉利，他本是 解放军中的一个运动员，是全国的拳击冠军。后来拳击这个体育项目被取消了， 他感到没前途，想到香港去求发展。这样就算是“叛国投敌”。
其他很多人是自称犯生活问题的，其实即是有了婚外情，这叫做“搞腐 化”，当然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必须改造了，如果婚外恋的对象是个现役军人， 那就不是劳动教养完事的了，那叫做“破坏军婚”非得判刑劳改不可。
但那时候劳教也不一定比劳改好，我在涛城时就遇见一个徐姓的人，他是 个中学生，和他哥哥两人不学好，与一帮流氓混在一起。有一次流氓们要在襄阳 公园打群架，约好了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