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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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海军将领的才能充分得以展现。
郑氏家族靠海上活动起家，而清军不习海战，这是郑军能够长期活跃于东南沿海的重要原因。因为郑成功处置失当，施琅投入了清方怀抱，使清廷能够建立一支足以同郑军相抗衡的水师，这对后来局势的发展是关系匪浅的。
从1651到1652年（顺治八至九年），郑成功在福建沿海地区多次击败清军，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郑成功对清廷来说，有如芒刺在背。从1652年起，顺治皇帝利用被软禁在北京的郑芝龙，开始与郑成功和谈，历时两年。为了表示诚意，清廷还将1651年攻入厦门掠夺郑成功等人家产的福建巡抚张学圣、总兵马得功、兴泉道黄澍交三法司审讯。但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会审时，张学圣、马得功、黄澍一口咬定“城内没有财物”，抵赖得干干净净。三人暗中用赃物买通了一些官员，三法司在定罪时游移其词，最后不了了之。但逮捕巡抚、总兵、道员一举，实际上是对郑成功表示一种和解的政治姿态。
清廷让郑芝龙出面写信，动以父子之情，并表示只要郑成功剃发归顺，即可保持自己的军队，仍旧镇守福建沿海，不必进京，借以解除郑成功担心重蹈父亲覆辙的疑虑。而郑成功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劝降书信迅速作了回答。
在这里，人们有机会看见了郑成功一生中最狡诈的表演。他真的考虑降清吗？他对落在清廷手中的父亲和其他亲属的命运真的无动于衷吗？或者，他拖延谈判是为了筹集战争资金和保护他的父亲？
显然，郑成功把“和谈”看成是一种缓兵之计；而清廷的目的则是“招抚”，就是说，让郑成功心安理得地投降。在这样各怀目的的情况下，双方自然永远达不成协议。郑成功表面上为自己赢得了时间，但因为清军一贯的不善水战，满清同样也赢得了时间。所以在和谈失败后，双方都急切地要一决雌雄。
1654年（顺治十一年）年底，清帝命郑亲王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率师征讨郑成功。郑成功则立即出兵收复漳州，并包围了泉州。这个时候，郑成功写信给泉州守将，说你们先投降我，我再带你们投降清朝。郑成功的态度似乎有些游移不定，到底主和还是主战，是为清还是为明，但其实他是为了自己的地盘。郑成功的这种信件当然起不了任何作用，反而被福建巡抚佟国器回信斥之为“侈口而谈，骄蹇满纸，殊堪喷饭”。
面对清方主力的迫近，郑成功采取的对策是扬长避短，把兵力集中到海上。为了避免清军凭城固守，他下令拆除了大陆上邻近厦门的大多数城市和据点的城墙。同时，清廷颁布了第一道海禁命令。
之后不久，郑成功派人会同张名振部收复了舟山群岛。但不久后张名振去世，死因众说不一，一说为郑成功派人毒死。张名振在临终前把自己的旧部托付给监军兵部右侍郎张煌言，郑成功却下令由陈六御接管。但次年清军再度占领舟山，陈六御阵亡，张煌言成了原鲁监国系统军队的主要领导人，继续同郑成功联合作战。
济度于1655年九月到达福建，他的军队由于长途行军而疲惫不堪。直到1656年四月，他才有能力对金门岛发动一次进攻。随后的战斗被飓风打断，结果清军舰队全被摧毁。
本来形势对郑成功十分有利，但这个时候又出现了海澄事件。
郑成功御将之道一向以严著称，但他的性格过于刚强，往往失之偏激。左先锋苏茂因为曾经掩护施琅逃走，一直为郑成功记恨，借小过将他斩首。最不可思议的是，郑成功在处死苏茂之后，立即派因同样的过错被责备的黄梧和苏明（苏茂族弟）镇守海澄县。这里“阻山临海，两城对峙，夙称天险”，郑成功动员大量人力修建了坚固的城墙，屯积大量军械、粮食，使之成为进可以战，退可以守的大陆前进基地，同金门、厦门组成犄角之势。黄梧既牵连受责，心怀二意，就同“痛兄苏茂被戮”的后冲镇副将苏明密谋降清。1656年（顺治十三年）六月，黄梧、苏明带领部下叛变，把海澄县献给清方。海澄之失，对郑成功是一个重大打击，迫使他提前开始他的北伐。
1658年（顺治十五年），清军三路进兵西南，李定国等战败，永历朝廷形势危急。郑成功见清方主力集中于西南，认为这是扩大以自己为首的东南抗清基地的大好时机，决定率领主力乘船北上，展开长江战役。几次长江之战在张煌言一篇中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多提。总之，由于郑成功的私心自用和坐失良机，郑成功的长江战役最终以失败告终。时为1659年秋。
【十一 收复台湾】
在进攻南京战役失败以后，郑成功把目光转向了台湾。郑成功为人志大才雄，遇事独断于心，具有极其坚毅的性格。在决策收复台湾问题上又一次显示了他的这种性格特征。
当时许多人都不赞成郑成功的决策复台，因为当时的台湾远在海中，又是一个疾病流行的蛮荒之地。张煌言还认为郑成功复台的目的是脱离抗清前线，仅从郑氏一家私利考虑，取远离大陆的台湾为安身立命之所。但是，从当时的局势来看，清廷已经比较牢固地稳定了在大陆的统治，郑成功必须面对现实，为解决数十万兵员和其他人士的粮食、物资供应，光靠金门、厦门、南澳等弹丸之地是绝对支持不下去的，而台湾地大，可以垦荒种田，加上靠近东南亚，可以大力发展贸易，能够解决绝大部分军需。郑成功正是有见及此，不顾张煌言和部下多数将领的反对，毅然决定收复台湾。台湾之役也使国姓爷（Roksing Koxiga）之名随着“海上马车夫”荷兰人的败退显于欧洲。
荷兰在历史上有过一段耀眼的辉煌。十七世纪上半叶，它拥有商船一万六千艘，是法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四国商船总吨位的四分之三。荷兰人垄断了世界的贸易，荷兰商人的足迹遍及五大洲各个角落，因而荷兰人被称之为“海上马车夫”。荷兰十七世纪上半叶对海上的垄断权，当成为后起的英国海外扩张最大的障碍和威胁之时，战争就不可避免了。英荷战争（1652～1674年）后，尽管荷兰在军事上没有完全输给英国，但从整体上说，荷兰海上实力大为削弱了。荷兰在经济、贸易、海运方面的实力大为下降，从此“海上马车夫”把海上霸权让给了英国，沦为欧洲二流国家，英国成为海上霸主。英荷战争因此成为“海上马车夫”永久的憾事。
再来看看台湾的历史。台湾是中国第一大岛屿，岛上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然而，在荷兰人据台统治及明郑时期之前，台湾原只是一个海上荒岛，一个尚无文字记载的原始社会，原住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而在中国的史料中，也只留下“夷州”、“流求”等无法确定是否就是台湾的记载。即使在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时，台湾仍旧在航线之外。直到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葡萄牙水手的一声惊叹：“福摩萨（欧洲人对台湾的称呼），美丽之岛！”才唤来了西方国家对台湾的注意，也把台湾推上了各方海上势力觊觎、驻足的舞台。
对海上贸易集团来说，台湾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从台湾往东可达日本，往西通过台湾海峡可抵福建泉州，取得中国内地的丝绸，由泉州横越南海，则可到西班牙大航海时代的大型贸易站马尼拉，经过马尼拉，还可以南行到印尼，或横向途经旧金山绕到墨西哥。因此，从十六世纪开始，台湾就是太平洋贸易区往来的中继站，所以才会引起国际航海帝国主义的重视与争夺。
然而，对于当时中国东南沿海的渔民、各路海盗或海上非法贸易集团而言，台湾仅是个歇脚避风、躲避政府追剿之地；对明朝当局来说，台湾只是一处瘟疫蔓延、土著凶悍的化外荒岛。汉人真正开始移民台湾，迟至明代中叶才开始。
当时因部分倭寇、海盗以台南为基地，不断扰乱附近的海域，使得大陆东南沿海居民与台湾原住民皆深受其害，明朝廷因此几次派兵讨伐，与原住民有了初次接触，也开启汉族移民之始。闽粤一带陆续有居民因为逃难、捕鱼、经商等目的移居台南，在一鲲身（即今安平一带）、北线尾沙洲一带逐渐形成聚落。
1624年，原占领澎湖的荷兰人被明朝军队所逐，转而进据台湾南部。从那时候起，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将台湾作为他们在西南海岸的一个贸易殖民地。荷兰人占领台湾的这一年，恰好也是郑成功在日本出生的一年。
台湾的荷兰人同垄断东南沿海海上贸易的郑芝龙的关系一直不好，但同郑成功的关系更加不好，因为郑成功为了进行抗清的战争，经常干扰贸易。当时东印度公司中已经有人担心郑成功在沿海遭受挫折后会占领台湾。1652年，台湾发生过一次反抗荷兰人统治的起义，这次起义被荷兰人认为是郑成功派人煽动的。所以从那时起，荷兰人对厦门周围的每一次出征都很紧张，生怕郑成功将入侵台湾，特别是当他在南京失败以后。当时，荷兰在台湾的兵力只有一千多名；但设在巴达维亚的东印度公司总部无意在台湾投入更多的军队，也不大相信谣言，没有采取步骤加强殖民地的防务。
公元1661年（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三日中午，两万五千名郑家军在金门岛东向的料罗湾，登上了近四百艘战船。晌午时分，旌旗飞扬的庞大船队，乘风破浪驶向台湾的中继岛，澎湖。次日，船队来到了澎湖，泊峙内湾，郑成功派出船只到大员附近海面侦查，并在澎湖整装，等候顺风出发。
二月初六夜，为了抢潮水，郑成功决定冒险启碇，在强风巨浪中向东南方航进。次日黎明，数百艘高挂着郑字旗帜、漆着太阳与月亮并存的日月旗军船，在蒙蒙雾中，悄悄来到鹿耳门外港，于北线尾岛外的海边下锚。
中午过后，郑成功在船头摆下香案，向天祷祝，祈求一战成功。不久，鹿耳门水道开始潮涨，顺风吹送下，船行如飞，战船趁势涌进鹿耳门水道，进入台江内海。此时船队已分成三批，一批留在北线尾外海原处，另二批陆续鱼贯进入鹿耳门海口，散布在台江南北两面和热兰遮城、普罗民遮城之间。
傍晚，郑军水师冲过荷军防线，先在赤嵌楼以北的禾寮港（约在今台南市忠义路靠成功路附近）登陆，接着进占赤崁，直逼普罗民遮城。五月四日，普罗民遮城的荷兰守将弃城投降，结束了这场“鹿耳门之战”。短短五天，郑军便攻陷了战力薄弱的普罗民遮城，迫使荷兰人全数退守在隔着台江水域、位在普罗民遮城对岸的热兰遮城，双方开始了长期的对峙交战。
次年二月一日，热兰遮城里的荷兰人终于不敌郑成功军队的围困夹攻，终于与郑成功签订缔和条约，历时九个多月的郑荷对峙交战局面，最后在仅仅数天的缔和过程中划下句点。自此，郑成功正式统治了台湾。
郑成功写下这首《复台》诗：
〖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
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
三十八年前，公元1624年，荷兰人在福建巡抚的默许下占领了台湾，而这一年正是郑成功在日本平户出生的一年；没想到三十八年后，郑成功踏上台湾这块土地，驱逐了荷兰人，开启台湾汉人社会的历史新页。
由于郑成功的母亲为日本肥前田川氏之女，过去，郑成功一度被日本视为占有台湾的幻想，而他赶走荷兰人这段历史，至今仍被视为日本的荣光。在日本的传统戏剧中，有一出《国姓爷合战》，讲的就是郑成功打败荷兰人那段历史。而在中国历史上，郑成功是前明的忠臣，是清朝可畏的敌人，而在当代大陆与台湾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下，郑成功则被强调为“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
为了促进台湾的开发，加强对部下的控制，郑成功命令把将士和官员的家属送来台湾。“时东荒初辟，人不服水土，多死，又惮法严，皆迁延不行”。此时台湾还处在开辟阶段，条件非常艰苦，郑成功急于求成，立令过严，在军队中特别是镇守金门、厦门、南澳等大陆沿海岛屿的将士中引起了抵触，人心不平，流言也随之兴起。有人流传镇守南澳的忠勇侯陈豹（即陈霸）因不愿送家眷入台，已同清朝建藩于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暗中勾结。郑成功没有弄清真相，就轻率地下手谕给世子郑经，命他带领舟师去南澳平叛。陈豹无以自明，被迫率部卒乘船往虎门向清方投降。
郑成功愈来愈不顺心，他惩治部下的行为严厉到近乎疯狂。
1661年（顺治十八年）十月初三日，清廷见郑成功毫无受抚之意，把拘禁中的郑芝龙和他的儿子郑世恩、郑世荫等全家十一口“照谋叛律族诛”。消息传到台湾，郑成功深感悲痛，尽管他在给郑芝龙的最后一封信中已经指出，由于他父亲“自投虎口”，就必须承担后果。他对此后果也早有思想准备，但父亲和无辜的弟弟、侄儿满门抄斩，毕竟不能无动于衷。
1662年四月，林英从云南逃回，报告了永历帝在缅甸被清军俘虏，西南抗清武装只剩下李定国率领的残部退往边境地区的消息。这意味着东、西遥相呼应的局势已告结束，清廷将集中力量对付郑军。郑成功利用永历朝廷于西南牵制清军相当一部分主力的算盘破灭了。他此时已经陷于进退失据的尴尬局面。这愈发导致郑成功心理失去平衡、举动乖张。
郑成功心中｛“文｝郁积的｛“人｝忧闷终｛“书｝于因为｛“屋｝一件极小的事情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世子郑经留镇厦门，同四弟的奶妈陈氏通奸生了一个儿子，这类事情在豪门大家中并不罕见。开初，郑经向父亲报告侍妾生了个儿子，郑成功因添孙高兴，赏了一点银物。不料，郑经的妻子是原兵部尚书唐显悦的孙女，虽“端庄静正，而不相得”，意思是唐氏不讨郑经欢心。唐显悦为孙女鸣不平，写信给郑成功，大加非难地说：“你儿子跟奶妈私通生了儿子，你不加责备，反而赏赐，像你这样治家都不严的人，怎么能治理一个国家呢？”
唐显悦写这封信纯粹是为了发泄私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