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第2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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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军内一小撮，这口号是错的，打乱了我们的军队，这是自毁长城，我讲行对不对（对！）你们不明白，即使我们军队老干部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但一旦打起仗来是勇敢的，是跟毛主席的。你们到处揪一小撮，搞喷气式，这是什么人提倡的？我们是反对的，你们这么搞，什么人高兴？我这不是说军内有少数错误不能做检讨，我是批评这口号到处揪某大麻子、某老谭，到处套，这是别有用心，想打乱阵营。人民解放军是人民保卫者，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提出这口号到处搞，乱轰轰的，我很气愤，我要是战士，要是夺了我的枪，我就开枪，这样说可能过火，现在大炮也夺了，一天打一万多发子弹，就是左派也不对（总理：要是到越南能打多少敌人！真是败家子。）是左派也该批。另一个锋芒是针对革委会，做了错事就要打倒吗？这对吗？这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我这个人就时常说错话，包括你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都是新生事物，有一点错就打倒？斗争锋芒错了，不是对准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本单位一小撮走资派，而是对准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对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这样做错了！但他们不一定是坏人，改了就好。总之先进的北京就是搞斗批改，大联合、三结合，制止武斗，把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个我上次讲过的，不知讲清了没有？没有准备，大家考虑对不对？我现在重申几个问题：北京有苗头，昨天有四、五百人冲中南海，去年在红卫兵成立时，我说过要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中南海、钓鱼台，另外还有大会堂、外国使馆，不准冲，反使馆可以在外面嘛，怎么钻到里面去了？这是国际惯例，否则，那人家也可以进我们的大使馆，揪我们的人。最近搞了英国代办处，结果我们十几个人在那边就挨了打。黄浦港援越物资也被抢了，这不是左派，是有坏人挑动，要警惕，该不该专政？国防部不能冲，京西宾馆不能冲，要开会嘛！今天我们在人大会堂开会，外面有人冲进来，你们看行不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新华社、电台等不能冲。还有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要保卫。我看了材料，光明日报昨天被抄了，怎么能随便抄？还抢了资料，不知什么人干的？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还搞这一套，这不行，光明日报还要坚持办下去，（谢：要查谁抄的）（总理：卫戍区马上去查）这个风要打下去，一个报社一下子就去抄，能这样随便，有了“六·六通令“还抄？打砸抢这股歪风一定要刹住，西单商场打得那样，不管那一派，坏头头一定要抓起来。这已是刑事犯了。专政要正常进行嘛，要正常手续办。以上可能有遗漏，大家说对不对？还有西山重要地方大家不要去，还有宾馆。有的破坏国家财产，国家荣誉也不要了，当着外国人打砸。这是坏人利用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挑起来的。还有什么革命呢？光去革人家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怎么行。我告诉你们，我永远忘不了在延安的三年整风，作自我批评，肯定自己又否定自己，再肯定自己。那象你们，自我批评象挤牙膏，不许人家批评，不是冷静考虑问题，情绪一上就干起来了。现在说一下聂元梓同志，我上次开会批评了她，我批评她的缺点和错误，没有说要打倒她，对她好的就支持，错的要批评，对同志们也一样。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两大功劳，我们不会忘。她是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之一，另外，她揭发了安子文叛党集团。但是聂元梓背了这两个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对不对（对！）有了错误你们也不给个机会。“红旗飘”的牛辉林上次的发言不好，也不见得高明。“红旗飘”里有坏人？群众是好的。（谢：还有一些大字报很庸俗。）牛辉林到处去抢、抄。（康生：杨勋、杨炳章在什么地方？）（聂：前些时候卫戍区要放，我们不同意）杨勋、杨炳章是特务。（康生点点头说是特务。）我希望聂元梓同志要放下包袱，我们来记你的功，一个共产党员做一点好事是本分，完全应该。做错了要改，要不断地为人民立新功。聂元梓同志就是吃老本，还做了许多错事，最后被揪住了，甚至连她的组织都要垮台。组织是好的，她的助手不好，那个助手叫什么名字？（答：孙蓬一）出了许多坏点子。其他学校的头头，有什么缺点、错误、也要小范围谈，要与人为善，惩前毖后，不要一棍子打死。聂元梓同志要丢掉包袱，丢掉错误，重新上阵。蒯大富也是这个问题，要丢掉包袱重新上阵。我们不愿人家打倒你们，还有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也是这样。还有几个人，我们记不清了，不要被一点功压得喘不过气来，要天天记住为人民立新功。我讲得不对，可以火烧，可以炮轰、打倒都行。但是我是满怀热情对同志们讲话。
伯达：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很重要，大家要注意，要认真讨论一下，是代表小组的，代表中央说的。我们跟你们开这样的会，说这样的话，不是随便讲的，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的重要的，战略性的讲话。
江青插话：“五·一六”表面反总理，但实际分多少个方面军。有的方面军对我，有的方面军对伯达同志。这是个重大的事件。他们就是想从“左”的方面，从右的方面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想乱我们的套。“五·一六”是反革命组织。
伯达：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头，党中央发出这样一个重要号召，大家不要轻视，你们是不是接受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答：是）如果是就认真讨论江青同志的讲话。最近在北京有些同志不听话，代表中央的意见不听，我们讲了话，你们贴大标语说好得很，但你们仍干自己的，是一小部分人，这是不允许的，这种不听中央的话，自己干自己的，给自己造成垮台的条件，失败等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违背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就一定会垮台，不要以为一时人数很多，那是表面现象暂时多数会变少数，暂时少数是会变成多数的，是会得到胜利的。现在有一些同学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无政府主义，不择手段为自己创造活动方便的谣言，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不允许的。谢富治看到一个福州来的电报，上面写的北京来电，内容是说什么我们受中央文革委托，派三千人，先派一千人抓军内一小撮，最后再来人，其余的随后就来，口号是打倒韩再道，这是瞎闹，这是谁干的？完全有他的政治目的。完全是荒谬的，用这样一个办法捞稻草是办不到的。一个革命者不能这样干。福建是前线，我们正和福建的两派谈，就接到这么一个荒谬的来电，完全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假借各种名义，搞这一套，这难道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行为吗？革命能这样搞吗？这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我请谢富治同志找红代会的同志谈谈。江青同志说，文化革命初期，北京许多学生到外地煽风点火，做了很大成绩，告诉了我们许多不大知道的情况，但你们夸大了，好像没你们就不行，想包办代替，到一个地方，就说我是代表红代会的，什么响当当的左派，我从不欣赏这个词，过去货郎担响当当的，是招摇过市。有人还科学些，说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刚几个月怎么坚定了呢？坚定左派要在长期大风大浪中考验。北京下去的学生，有无产阶级革命派，也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反动派。说响当当，像卖膏药的，你们大概没见过卖狗皮膏药的，摆个摊子，敲锣打鼓，说膏药多么好。我说的过分些，多数人是勤勤恳恳的，我是说少数人，有些人上了当，人家拍马屁就高兴。你们不要把自己丑化，不要丑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的讲话是内部的，不要贴大字报说“好得很”，怎么能说好得很呢？现在许多地方受北京少数人的歪风影响，大家要注意，全国都注意北京，要搞出好样子来，有一个人说，你北京就搞出好榜样，当然他讲这话不全面，但这句话值得我们反省，北京要做出好榜样来。大批判、大联合、斗批改都要在北京做出榜样。所有外出串连的统统都要回来。因为他们在那里变成“响当当”，出了不适当的错误的主意，在江西的，福建的，谢富治同志派出去几个人？（谢：只派了几十个人。）除中央派出去的调查组一律都回来。
第一机床厂过去搞垮捍卫团是对的，是先进的，但现在打内战从先进变落后了。仪器厂我们去了，石头都扔下来了。学生搞两派，工人也搞两派，搞武斗是错误的，我反对。（谢富治插话：武斗都有两派支持，搞宗派是错误的）清华有个团派，有个“四·一四”。我和戚本禹同志本来去帮老蒯忙的，蒯慌“忙”装喇叭，装机器，“四·一四”稳坐钓鱼台，站在我旁边，“四·一四”当了主席，还当了我的翻译。还有那天我到北大去，是帮聂元梓的忙的，从大方向帮忙的。当时我提了三条协议：第一、全国一千多人的动态组撤回来；第二、撤销航空版不搞了；第三、还有他们那儿有个保卫组，就是二组，我说不要了。但我走了两个钟头就去 抄了，也不商量一下，不要这么匆匆忙忙嘛。这是派性高于一切，不是无产阶级党性高于一切，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抄家算什么革命行动？有少数同学，还有工人，有时是他自己的东西，也去抄，搞鬼，过去抄家还要批准，封建时代是皇帝批准，现在是想抄就抄，头脑乱烘烘，派性高于一切，而不是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而是自己小团体利益高于一切。我再三说过，你们不要上当，不要上坏人的当，没有坏人挑拨离间，你们不会上当，有黑手，有敌人，你们年轻，在这严肃的阶级斗争中要注意那些打扮成各种各样的人，有从极“左”方面和从极右方南面打乱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同学们，工人们，要注意保护毛主席的战略部团，象保护自己眼睛一样。遇到问题，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毛主席在延安给新华社题字就是“多思”要多思多想，不要头脑乱烘烘的，以毛主席的章程为章程，以党中央的章程为章程，章程就是轨道。
那天外事口一个会上说，十几年来外交完全脱离了中央，怎么能这样说呢？外交具体是听周总理的，外交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周总理执行的，开国以来都是这样，陈毅有错误是另一回事，怎么叫我们的外交部是卖国主义外交部。刘邓路线是卖国的路线，破坏了出卖我国利益的是刘邓。
康生：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是刘、邓、王稼祥搞的，陈毅同志有错误是另一回事，我国外交路线是毛主席制定的，不要把这些混杂起来，从对英斗争 120 多年，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在我国建了个代办处，你们去烧英代办处，也不请示周总理，我们打电话去（那时还没有烧）帮你们，你们不听，这里很可疑有反革命，脑子里没有敌人，没有敌情观念。
伯达：康生同志说的完全对，这里有坏人，不听我们的，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坏人插手，化工部抢档案，中央文革打电话不听，那里有许多国家机密，不能看就是不能看，看那干什么！去年就给你们打了招呼，你们说这样干好得很，一次二次可以原谅，继续犯错误，是不允许的，不管是左派还是保守派，都不准破坏国家财产，要有责任感，我们到西单商场里看过，我们感到痛心、落泪的，是毛主席领导的国家。不要搞武斗了，我们看够了。（谢富治：听说北京还在酝酿大规模的武斗戚：西商场武斗挑起者，康老说了不管是那一派的都要抓。）（康：如果抓错，我一块坐牢。）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强大的，不能允许这样干的，不要觉得我们是什么革命行动？（戚：反革命。）（康：强盗。）凡是破坏生产的头都要抓（戚：包括革命委员会委员）今天到会的大多数是市革命委员会委员，我向你们致敬，但在座的就有个别搞武斗的。有一个人做了坏事不认帐，他说陈伯达讲话 70％ 都是错误的，你不要太狂妄了！有些革命委员会委员不称职，可以按巴黎公社原则撤，通过群众讨论。
谢富治：分两大派，都是想撤自己反对派的委员会委员，我们希望他们自己撤自己那一派的。上海不分两大派，北京的学生到上海搞两大派，反对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革命委员会。
伯达：北京这种风到处飞，自己地方还未搞好，就到处跑。
（这时康生同志写了一张条子给张春桥同志，问张春桥同志今年还欢迎北京学生吗？）
春桥：我来回答康老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上我代表六个省市发了言。在 4。20 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北京学生去年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贡献，充分感谢了北京学生那个讲话仍然不变。直到前一段，我在北京，听说北京的同学到上海，我还是给上海的同志说要欢迎，做好接待工作。但最近有些不大值得欢迎的事情，北京的一些学生说上海革委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某人，姚某人要靠边站，北京好多同学对上柴“联司”这个组织支持，说上海镇压了“联司”。上海群众对“联司”的行动我是完全赞同的。其实上海革委会并末表示态度，群众说我们右倾。“联司”这个组织性质变了，在工程武斗一年多了，是一些走资派挑动两派武斗，后来把所有反对市革委会的力量集结起来，反对市革委会和上海最大的革命工人组织工总司，到处打人，打死人不交凶手，解放军由工厂调查被打出来，革委会 20 人到工厂劝他们生产被扣起来，这样群众就开了十万人大会，会完了包围了工厂，要他们交出凶手，他们不但不交反而主动出去，因此群众气急了冲进去打了歼灭战，打了个漂亮仗。群众到那里是要“联司”交凶手，不是砸商场。但北京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