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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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能顶上我们全天的粮食定量呢。这粒粒 金贵，无比美味，能救人一命的炒麦子啊！
那个甘肃人和大个子河南‘职工‘吃完炒麦子，立即转身走了，几年的劳改犯生活，训练了 他们的警觉性，他们知道这儿不是多待的地方。
小个子河南‘职工‘还和我闲聊了一阵。他说，他常去一个家属家里，给送去麦子。这个 家属有个两三岁的小孩，男人是右派，去高台了，那个家属对他挺好。显然，饥饿的女人用 温情和肉体为她和孩子换来了粮食以维持娘儿俩可怜的生存。我平静地听他说着这些，无以 答对。他还说：‘那娘儿俩怪可怜的，我每次去，她都给我做吃的，她对我挺好，她确实好 ！‘他找到了我这个可以倾吐私情的对象，大约十分兴奋，尽管拙口笨舌，仍不能自已地絮 絮地说着。他眼睛明亮，流露出憨厚、真诚的情态。大概，他并未想及他的行为是对他人的 侵犯。他俨然以那女人的保护神的架势向我诉说着这一切。我能谴责他吗？从内心里说，我 也不想怪罪他。欧阳夏的话还回响在耳边：‘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应该说，威胁 我们大家生存的那一切才是最大的犯罪。
小个子河南‘职工‘的谈兴一告终，我们就各自走了。我走进大病房，看见里间屋里的炕上 坐着机耕队的小张，他原是张掖航校的工作人员，是从十工农场来的难友。他 来四工农场不久，脸就瘦削下去了。我们原来常见面，他开的拖拉机领柴油都要经我的手。 论说，他工作各方面的条件都还可以，我们吃麸子馍、水煮干萝卜缨的时候，由于工作条件 的关系，他一直和干部工人吃一个灶，没受太大的罪。但他个头高，身体棒，饭量也大，在 十工农场放开肚子吃惯了，一到四工农场就受不了。他大概也是取消了工资的人，没 钱再买其他吃食。我和他第一次在场部相遇，他就叫苦不迭地说：‘这儿叫人吃不饱饭，真 受不了，受不了！‘由他的坦率，我又联想到，十工农场以平等态度对待我们，他在习惯的 轨道上行进得久了，已忘了他自己的右派身份。情况变了，他的应变能力跟不上，不能低三 下四，说话又随便，这儿的干部工人能容得下他吗？机耕队丁队长也常到我们办公室来坐 坐，我是以语言的谨慎，绝对的谦逊和礼貌，工作上的勤勤恳恳，来获得他和颜悦色的对待 ，小张除了工作上没话说以外，其他方面恐怕都差一筹。这样，人家对他这个‘阶级敌人‘ 起码也是疏远的，有了为难之处得不到原本可以争取到的帮助。他是我在‘医院‘里见到的 唯一的右派难友。
小张一见到我就高兴地问：‘咦，你怎么在这儿？‘我问：‘你怎么来了？‘他说：‘身体垮 了，他们就送我来这儿了。‘说话间，长长地叹了口气。他还向我打听：‘这儿的条件怎么 样？‘我只好安慰他：‘还可以吧，你就在这儿养着吧！‘这样回答，我不禁有些黯然，也有 点为他担心。不过，看起来他的状况比同屋的‘职工‘病号要好一些。
在大病房里忙了一阵，我走出大病房，只见旁边小病房的门口斜放着一辆架子车，门大开着 ，两个‘职工‘男护士和干杂活的大个子河南‘职工‘，正从病房里往外抬人。两个护士中 ，一个是上海人，前两天曾和我攀谈过几句，对于3年的刑期满了以后仍然有家归不得，含 蓄 地流露过他无法诉说的苦衷；另一个就是曾给过我一瓶鱼肝油丸的武山人。上海人也很年轻 ，看见我，他紧皱眉头，连连摆手，示意我快到一边去，不要过来。我立即也就明白了，他 们抬出来的是一具尸体，他怕吓着了我一个出现在‘医院‘里的唯一女性。但我不想躲 开，我已不是原来的我，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已知农场天天死人。我想，我已承受了太 多的苦难，如今又面临着无法逆料、不允许诉诸语言的大灾大难，我能躲得开吗？看看死人 又怎样呢？苦难已使我无所畏惧，我不必躲避一个死人，要来的一切总归会来临。我忽然觉 得我、这些正在抬死人的‘职工‘，同死人之间并未拉下太大的距离。死亡，不也很平常吗 ？就在今天这个时刻之前，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有人要永远地离去，而眼下死神却已悄然 来临。一个‘职工‘的死去，没有人为他流泪，也没有任何送别的仪式……因为他的身边没 有一个亲人，他的留场割断了亲人们对他的记挂，对他的悲伤。现在，一切都已终结。不过 ，我还是站在原地，不再往前走了。这就样，一切还是看得清清楚楚：抬出来的尸体毫无 遮拦，几乎是被扔到了架子车上，只见他一头又黑又乱的头发，瘦棱棱的脸细成了长条，从 脸面直到脖子都是难看的蜡黄色，双颊不干不净，眼睛紧闭，一只蜡黄色的瘦手还搭在了架 子车栏杆上。大个子河南‘职工‘拉起架子车，两个护士在后面紧紧跟随，一起往外走，蜡 黄的瘦手跳动了一下，掉到了车里。他们很快地走出了小院，车上的人是安静地找到了自己 的归宿，还是含恨离开了人间？我相信，这些为他送行的人没有谁会跟这寂寞的灵魂进行交 流……他们干这种事已不是第一次，尽管无奈。近来这种例行公事大约干得比较频繁，已使 他们自己麻木不仁。话说回来，我自己又怎样呢？我自己就不同于这些‘职工‘了吗？事实是 ，看着这一切，我也只是呆滞地站在那里，麻木不仁，沉默无语。我闭住了自己的嘴，让所 有的感叹、思绪都深深地埋在心底。我只能这样。那个上海人居然还想到我是个女人，试图 阻止我看见死人，他的这份人的感情，想一想，也还有点可贵，要使人性完全泯灭似乎也难 以做到，即使在这种严峻的时刻。以后，像这种在大白天往出抬死人的事我还遇到过。
当天晚上，我没敢向同屋的女伴们说及我看到死人的事。欧阳夏说了的话：‘我们要为自己 的生存而斗争！‘我知道是个最正确的行动口号，但说出来挺吓人，我更不敢给她们说。记 得在反右斗争的批判会上，常有人左分析右分析，受到批判的右派在鸣放时如果说过‘斗争 ‘二字，比如，说过要向某种不良的社会现象作斗争，向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 作斗争，等等，都成了问题。在批判发言中，不良的社会现象是不存在的，党的整风报告中 提出的‘官僚 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经个人用事实说出，便成为子虚乌有，这样，右派分子所谓 的‘斗争‘究竟是把矛头指向谁，就不言而喻，从而受到严厉的批判，或不断被喝问，要求 老实交代。那些斗争会的场面已经过去了两三年，在我仍余悸犹存。我绝对不敢说出欧阳夏 的原话，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很现成的问题就摆在眼前，为了自己的生存，你要跟‘谁‘斗 争啊？当然，我还不能牵连欧阳夏。这样，那句话便只能深深地藏在心里。但是，我还是用 我自己的话，反复地告诫女伴们：‘我们一定得想想办法，我们得活下去。‘由于我已在医 院待了两天，从我严峻的神情，低沉的语调中，她们想到的一定比我说了的要多得多。
其实，她们每个人为了自己的生存，都已经紧张地思考了好些天了，只是都还鼓不起勇气说 ，心里还都有些顾虑。是石天爱第一个打破了沉默，她沉稳地说：‘我们其实早就该商量商 量了，像现在这样下去，我们一个个都得玩完！‘小徐接着说：‘那我们就商量嘛，依我看 也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说：‘原来我一直想着头上的帽子，心想总得争取先把帽子摘掉 再说，现在……‘不等我说完，她们对我的这种呆气都来了气，争先恐后地一顿痛击。石天 爱说：‘你现在还只想摘帽子，就别想活了。‘小徐原来也一直念叨摘帽子的事，此刻却说 ：‘都什么时候了，只想摘帽子也太没意思了。现在谁还管摘帽子的事，那些干部们对每天 死人的事还制止不住呢！‘我一想，真也是的，同死人相比，摘帽子又算什么事，何况那些 干部们本来就对给我们摘帽子没多少热情，我们如果头顶上没有了那顶‘桂冠‘，他们还能 管得了我们吗？一贯专别人政的人，一旦失去了专政的权力，会不好受的。王桂芳大概因为 蹲过监狱，一向对摘帽子的事不很热心，此刻，她最关心的也还是怎么活下去。我们心里都 清楚，为了活下去，她已经聪明地把丈夫送到能够活下去的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她催促大家 说：‘咱们就好好商量一下嘛！‘这时，大家都饥饿难耐，下午饭早已消化得精光，就像没 吃过似的，不仅胃肠空得阵阵作疼，脑袋木愣愣的，昏昏沉沉，浑身疲软无力，就更不待说 了。11月以来，我们愈来愈觉得晚上的时间特别难熬，饥饿对生命的威胁似在步步进逼。
我们议论了一阵怎样活下去。平时耻于说出的‘偷‘，竟成为当晚非干不可的唯一的大事。 我们都知道，财务科后面的院子里堆放着用帐篷布盖着的一大堆棉子，大家都说先拿点棉 子 来吃，棉子有油，吃点也顶用，即使被发现问题也不大，反正是肚子饿，又没偷粮食，当时 偷粮食可是罪莫大焉，看得挺严重。谁去呢？都认为我应去，因为原来我每天晚上都到财务 科记账去只是近来去医院烧炕才暂停，要路过那儿，遇见人也不显眼，再就是场部干部 一般对我印象还可以，如被发现也不会出大问题。这样，进行冒险行为的第一人便非我莫属 。
天还未黑，我带了一方包棉子用的大手绢，就动身了。走进小院，院子里正好没人，一眼就 看 见棉子堆，从哪里动手呢，只见帆布篷布到处都用木板等物压得很严实，我第一次蹲下去就 没能揭起来，后来，瞅见有个篷布角没压住，就急忙蹲下去揭，谁知一只手刚抓住篷布角， 就听见一声喝问：‘谁？‘吓得我一回头，再也没想到，问话的竟是和我一起演《梁秋燕》 ，同我一起争取婚姻自由的小生春生，庆阳人王××。我知道他不会把我怎样，虽说十分紧 张，我仍在大手绢里胡乱包了些棉花子，才急急地往回走。王××看着我，再什么话也没说 。我甚至也没有回头再看他一眼。他当时可能已摘了帽子，在场部值班守夜，我们虽同在场 部，平时极少见面，偶尔在办公室遇见几次，也像不认识似的，并不说话打招呼。这样做， 符合了场部那些干部们的要求，只是我就无法知道他在干这种差事。我们这一对在舞台上谈 情说爱争取婚姻自由的人，现在竟然见了面连话都不能说，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想当 初我们受那些干部们摆布，在舞台上认真演戏以娱他们少数人的耳目，真是愧对自己的人格 和灵魂！
第一次行动出师不利，偷回的棉花子吃着也不顶什么用。我们又一起商量再三，还是决定由石天爱和王桂芳从机磨坊偷面粉出来。石天爱说：‘最好的东西还是精面，碱菜子有什么营养？屁用不顶。我们还是想办法吃面粉，上个月粮减成24斤，我就自己想办法了，每天上工时偷空从机磨坊带点精面出来，说是上厕所，到木工房要一缸子才开的开水，回到房间用开水一冲就吃。我那时候就想到不能再硬扛下去了，身体缺了粮食哪能一直支撑下去？‘我们同住一个屋，石天爱从上月就自己独个儿想办法了，我们竟毫无所知。现在，形势十分严峻 ，我们相互间再提防，再避讳，就什么也干不成。为了大家都活下去，我们得同舟共济，共 同走出困境。
偷面粉出来的大原则定下来以后，我们进一步讨论，偷回来的面粉怎么个吃法。石天爱说， 她在家时和面就有绝招，她怕手上多沾面，只用一个食指搅拌，就能把半盆面粉和成团，过 后只要洗去食指上的面粉就行了。可是面团又怎么处理？用屋里半死不灭的炉子烙饼，烙饼 的味道会从破门缝、窗子缝里散发出去；我们的宿舍就在机修厂车间旁边，门口经常有人走 动，饥饿的人对食物的嗅觉特别敏锐，一旦被别人发现，随时都会有人冲进来查看；做成面 条或面片之类在炉子上煮，只要有人进屋一眼也会看见。而且，只要查出我们宿舍有人偷 面 粉，王桂芳和石天爱就会立即从机磨坊调出，我们的面粉来源就会断绝，我们大家的生存都 会受到威胁。唉，唉，偷回面粉要吃进肚子也还这么难！
第二天上午，在场部路遇杜绍宇，我心事重重，立即就想到，他人在站上，或许可以搞到粮食，应该抓住这个机会问问他，向他求助。因为我知道，他胆子大，头脑灵活，绝不会在这个危难时刻坐以待毙。来农场后，我们在十工相处就不错，只要他真有些办法，我相信他不会拒绝我的求助。看见旁边无人，我就直言不讳地小声问他：‘能不能偷到麦子！‘他没有 回答‘能‘或‘不能‘，却告诉我：‘你在这等一下，我就来。‘刚一会儿，他就返身回来 ，把一小坨牛油给了我，这对于我就是最珍贵的礼物了。饥饿与多日来未见荤腥的我，抓起 牛油就咬嚼着吃了起来。杜绍宇看见我咬嚼牛油的情形，觉得一点也不奇怪，转身就走了。 多年后，杜绍宇才告诉我，他后来回到一站后，又被站上派去出外买肉，因而他自己也搞到了肉。那坨牛油原本是他送给场部邮局的小伙子的，为给兰州的家中寄牛肉，作为贿赂已给 了小伙子，因为意外地遇见了我，他又跑到邮局从小伙子手里取回给了我，答应以后再给小伙子另一坨。在四工农场，我们已没有原先在十工农场随意往来的自由。他是在场部意外地 遇见了我，我又张口向他求援，所以我就意外地得到了这坨牛油。
我仍继续去烧炕。烧完炕，就进大病房看看，小张一看见我，就大声说：‘哎呀，你烧的炕 到天快亮时就冰凉了，冷得我都发抖，你能不能把炕烧得再热一点！‘他形容惨淡，语气 急躁，一副难以忍受的样子。我没有想到，烧过的炕竟然还把他冻成那样，前几天我遇见张 股长，张股长还高兴地说：‘那些职工几天 没烧热个炕，你去了，那些病号都说才睡上热炕了。‘这显然是在表扬我，可我弄不懂那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