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我心-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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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了阮巡在信息里的求婚，我们终于走进围城，把自己放进婚姻的盒子里。有人说，不经历婚姻的人生不是真正的人生。我不知道这是否准确？也不知道我们婚姻的未来会怎样？我们能否会将婚姻进行到底？但我们还是迫切地想走进婚姻的殿堂，想体会幸福牵手一起变老的感觉。
和阮巡的同居生活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时候，体会到生活开始趋于平淡，我们从相恋时的新鲜、亢奋，到如今平淡、琐碎，这种过度是那样的自然，现在想起来，仿佛看不见一丝痕迹，可是，我们已经确实被改变了，变的更像夫妻，变的更婆婆妈妈，变的更相亲相爱……
有一点我感触较深的，那就是，两人世界是否长久？需要看彼此心态是否平衡？我觉得，心态平衡非常重要。很多夫妻最终分手，我想恐怕是心态没有找到平衡点的缘故，当然，这只是我对婚姻的感觉，我想肯定每个人的情况是不同的。
2004年7月22号，我和阮巡都很激动，他更是显得有些亢奋，我们共同走进海淀区万寿路婚姻登记处。这一天登记结婚的人很多，隔壁离婚办事处却一个人也没有，这似乎让我看到了希望，现实并不是象人们说的，时代在进步，离婚人群越来越多，我看到的是喜结良缘的温馨场面，这是好兆头。
因为人多，我们排队，办事人员大概认出了我，很友善的说，你先来吧。我不敢冒然。
结果，快中午了，我们还没有排上队，因为事先没有想到会这么久，中午我还要乘飞机去外地演出，实在没有办法，我和在我前面排队的一对小年轻商量是否可以在他们前面办理？那是一对看上去非常恩爱的小两口，男的是军人，很温和，女的小鸟依人般可人。
“没有关系，你们先办吧。”他们同时说。
我和阮巡赶紧进到里屋，把准备好的照片还有材料递给办事员，办事员看见我们的身份证抬眼看了看我和阮巡，我俩象商量好了似的，都装做没有看见，低头填写表格。办事员很郑重的让我们念表格上的字，阮巡字正腔圆带有话剧般的磁性嗓音，听起来十分悦耳。
在等待证书制作的过程中，我们看见几位工作人员来回的在身边穿过，很善意的打量着这一对“特殊”的小两口，我和阮巡一直保持着优雅的笑容。当一位很和蔼并且漂亮的中年妇女把我们领到被红色包围的房间的时候，突然，有一股神圣和神秘的感觉令我肃然起敬。
在漂亮的中年妇女宣布我们为合法夫妻时，我和阮巡幸福的相视一笑。因为完全没有想到领结婚证该想到的一些细节，所以，连喜糖也没有准备，为此，我们很抱歉的请她们谅解。
我捧着结婚证书，心情复杂的走出了登记处，看着阮巡喜滋滋的笑脸，仿佛看见幸福婚姻的曙光。
说实话，阮巡对婚姻总是充满信心，看他从不想未来我们彼此间的差异的样子，我就想笑，真的，他往往总是把重要的事情，看的很单纯，而经常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这就是我的爱人……阮巡。
不管怎样，现在，我们都很爱对方，这就够了！
将来……我们不知道。
未来……让未来去说吧。
有一天，他跑到我面前问：“老婆，你说我们老了是什么样子？”
“老了？老了就是老了的样子呗，满脸皱纹，牙也掉了，不过也许我装假牙比现在更好看呢。”
他点点头表示赞同：“对”。突然，他大叫，“那半夜我要是醒了，转身看见你没有牙，那太可怕了，肯定吓死人。”
我仿佛看见他已经被老态龙钟的我吓坏的样子，笑得腰都直不起来。我说：“这一天会来到的。但是，我们并不一定还睡在一张床上。”
“你又来了，我不跟你扯这个。”他说。
彻底的告别了独身，希望在拥有爱与被爱的日子里，我们仍然不失真诚与自由。关于“幸福”这件事，我想说，那完全是每个人内心的感受，是看不见摸不着说不出的。笑了，而且笑的那样温馨愉悦，有可能，心，正与幸福对话，和甜蜜握手。当然，幸福是否会永远与我们心心相印？恐怕不是谁可以左右。
那么，就让我们快乐的过每一天吧，这是最重要的。
自己的故事第四章：我与黄梅
谁料皇榜中状元（1）（图）
七十年代考艺术学校，也象考状元一般，一个县只中一名，我是幸运的那个“状元”。
十三岁那年，我开始学唱黄梅戏。这以前我也喜欢唱，可我只喜欢唱歌，大都是电影里的歌。印象最深的是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里面所有的歌我都会唱，我就是唱着“红星照我去战斗”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战斗”到安徽省艺术学校，“战斗”到黄梅戏队伍里来的。十三岁，多么小的年纪啊！现在想起来，什么都不懂，是艺术学校的老师一点点的教，为我们费尽心思，才让我们迈进了这道门槛。那时候老师们都好年轻，我想，她们也一定很想登台演出吧，可是她们为了我们选择作为一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我们。我永远尊敬他们。
1975年夏天，我背着行囊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离开了长江边上的繁昌县，走进安徽省艺术学校。清楚的记得，当我站在迎接新同学的敞棚大卡车上时，那种快乐自由的感觉象风一般飞扬。我对妈妈说：“我要唱戏了。”我妈说：“那有什么好，不过是为家里减少一张吃饭的嘴呗。”
我是第一个进学校报到的学生，可见我是多么迫切的想离开家。和现在的孩子相比，一个十三岁的女孩独自去遥远的地方，恐怕是大人小孩都难以接受的。刚进艺术学校的时候，我还经历了这么一件事，那时候很盛行露天电影，无论是我们学校或是工大（工业大学和我们是邻居）只要放电影，就有很多人前来观看，那天我们学校开了一场，电影内容已经没有印象了，只记得电影一开始，坐在我身旁的男生就开始做小动作，我很奇怪，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在我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这家伙竟然把手伸到了我的胸前，我一下子恼怒了，一个小女生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我猛的站起来，抓住那人的衣领，一个巴掌就煽了过去，大喊到：干什么？流氓。那时侯，“流氓”这个词就很流行。大家正安静的看电影，突然发生这样的喊叫，场面就混乱了，双方打了起来。学校的老师和男同学都很仗义，把那帮臭小子赶出了校门。为了防止意外，怕他们晚上找来报复，老师们一直陪我们到深夜，并且把所有的门窗都检查了一遍。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十三岁的我，便给大家留下很泼辣的印象。
我确实很泼辣，象山里的小辣椒，但我更热情，我不是班级里年龄最大的，却经常把自己扮成大姐的角色，把所有的激情和热辣都放在了这个集体，快乐的为每一位新到校的同学擦床铺，打开水，买饭，每一位送女儿来学校的妈妈都喜欢我，夸奖我重视集体、关爱同学，并一致选我做班长，这更激起了我的荣誉感，似乎也觉得自己有责任肩负这样的重担，把集体当作自己的家，一心一意的为这个“家”疯忙。
那时候，学校都要安排新生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概就和现在的军训差不多吧。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地方叫小汤镇，十八个女生住在一间大屋子里，都是地铺，用稻草铺成的。白天我们到田里摘棉花，清晨和傍晚在晒稻场练功或学唱，突出的劳动成果并不能掩盖我在业务上的笨拙，因此，专业课上我常常是被老师骂的对象，也是一些同学私下取笑的素材。那时的老师都很严厉，对一些没有专业基础的学生总怀有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所以偶尔我还会挨老师的鞭子，特别是练习跑圆场（戏曲表现奔跑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我是扁平足，既跑不快也跑不漂亮，挨鞭子就很正常了。所谓挨鞭子，不过是老师狠狠的举起，又轻轻的放下罢了，一点不疼，样子吓人，最要命的是丢脸。但是我并没有因为业务落后而沮丧，依然热爱劳动，关心集体，也有属于自己的那份成就感。日子就这样在劳累、开心和新鲜中快速的飞过，我也越来越爱这个“家”。
不久事情起了变化。
有一天，看见几个同学笑得好开心，便凑过去问：说什么呢？这么好笑？她们一怔，突然谁也不说话了，表情怪怪的，我很纳闷，便知趣的走开了，心想他们一定是在议论我吧。果然刚走几步，又听见了她们的笑声：“这么胖，跟个小猪似的，也来唱戏？她也就能唱唱老旦，干干杂活吧。”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傻楞在那里，不知道是应该跟她们吵一架，还是就这样沉默着。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转。我没想到自己热心为着大家竟然会得到这样的回报，那些轻蔑的话，象一记闷棍，把我打成了哑巴，但我选择了沉默。那一刻，我由一个快乐无忧的少年突然间长大，才懂得妈妈说的那句话：在外不比在家。
心里长了牙，事情就能咬住。我发誓要干出名堂来给他们看看，我一定要在业务上拔尖。我把自己的练功计划排得满满的，什么圆场、基本功、毯子功（戏曲舞台翻打的一种形式），什么唱腔、念白、小品（那时我们也排小品），我都要争取第一。很快，专业成绩上去了，而我离那个集体也渐渐远了。1976年初还有“白专道路”这一说，十四岁的我虽然对此理解不深，但也切身感觉到阴郁的天空随时有可能降临狂风暴雨。
记得有一天晚自习，我刚刚练功结束，发现教室的灯已经亮了，想起要开班会，我紧赶慢赶抱着刀枪、靠旗（戏曲里将士在战场上穿的服装，很威风的，但要是耍好看了，得下很大的的工夫）汗流浃背的跑进教室，看见有的同学拿眼睛瞪我，有的爱搭不理，明显大家对我迟到不满，都在等我。准确的说，没有我参加，这个班级会就失去意义，它是为我开的，因为我是大家“评判帮助”的对象。看见这个阵势，我一下子蔫了，全没有了适才穆桂英驰骋沙场的那种神气，低着头默默的走到最后一排，轻轻的坐下，可怜兮兮的两只眼睛不知道往哪看。“帮助”会上，和我一般大的小女生们，拿起报纸上的文字来对照我的行为，什么“资本主义道路”，什么“白专道路”，最后竟然有了“叛徒，特务”这样的词，令我如云里雾里般糊涂。我一句话没有说，心想，管你叫我“叛徒”还是“特务”，反正我不要做小胖猪。现在想起来，那不过是一群完全不懂事的女孩们在一起玩闹，十三、四岁，谁懂那些呀，不过是跟着瞎嚷嚷，象是一出搞笑剧，这也看出当时我们少女般天真纯良的心。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只当过这么一回班长，历时一个月。
谁料皇榜中状元（2）
后来听说，每一届黄梅戏表演班新同学进校，老师都会向同学们隆重推出我的事迹，以我做刻苦勤奋的榜样。老师们说，每一个夜晚，都可以看见一个身影在月光下舞蹈，一双白色的鞋子象在水面上飘荡，似人似仙。每一个清晨，都可以听见一个声音在河边吟唱，穿过晨雾迎来太阳，如泣如诉。这样的描述，我感觉象不是我，而像我的传说。
学校的老师，同学对我的印象恐怕就两个字：刻苦。
刻苦，是因为笨拙，所谓笨鸟先飞，其实我是后飞。如果我有更好的天赋，哪用如此傻练？所以每次听见老师同学这么赞叹我的时候，我以为那不是什么优点，更不值得炫耀，只不过是我对笨拙的一种安慰吧。但值得高兴的是，我终于摆脱了胖小猪的形象，成为班级的优秀生，这让我自豪。所以在学校期间，我排演了像《杨门女将》中的穆桂英，《三请樊梨花》中的樊梨花这样的武戏，也排演了《女驸马》这样的传统文戏。
对于学艺的孩子，老师若说这孩子开窍了，那就有戏啦。1976年的春天，我，突然开窍了。我那又亮又脆的嗓音开始引起同学们羡慕的目光，特别是那些嗓音变得像老鸭叫似的男生。每次，我的唱念考试都是第一名，这让我非常得意，甚至有些不可一世的轻狂。
我做事的极端和任性是出名的，有时这很可怕。当我把兴趣和热情转到业务上的时候，除了练功练唱，我仿佛不食人间烟火。我常常把练功后的脏衣服汗袜子扔在盆里好多天不洗，直到闷出馊味儿，害得几次卫生检查全班都评不上先进，同学们气坏了，为此和我大吵了一架。还有，练什么都不惜力，不仅自己如此，对合作的人也不放过，如排戏的搭档，只要有空就一起练习，还有，戏曲学校常规课程打“把子”，（一种虚拟化的武打，虽然不像电影武打那样逼真，但这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却有非常强的审美价值，通常看见戏曲舞台上举枪弄刀的武打戏，就是我们学的打“把子”课）。一般是男女同学搭配，男同学拿枪，女孩子举刀，双方配合必须默契，否则很容易出故障弄伤对方。当时，我和蒋建国分在一组，蒋建国现在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院长，也是小姐妹吴亚玲的丈夫。我们“打把子”的趣事很多，现在大家见面还总是要取笑我一番。蒋建国说，那时就怕我在楼下喊“打把子”，只要我的声音出现，男生就起哄。有的时候，刚刚吃过饭，还来不及放下碗筷，我就大喊开来了，经常“把子”打到半截肚子就岔气儿，也不好意思停下，只能忍痛坚持。那时我们男女生是不说话的，他们就在背后给我起了不少绰号，其中流行最广的是叫“大把”，是因为我打“把子”太狠，还是因为我的脸太圆象圆粑粑，我一直不清楚，反正，这个绰号，他们背地里偷偷的喊到毕业，叫我好生奇怪。
艺校的生活，真的有一点久远了，所以每次想起来总是朦朦胧胧。还记得，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我们的道具库来了一位新保管员许和他的朋友方，他们都是上海人，长我们七、八岁，和蔼可亲，我们女生经常往他们那里跑，听他们讲故事，讲大上海的故事。他俩也很鬼，买来整麻袋的花生，我们这些女孩子便心甘的帮他们剥，就是为了听他们讲大上海有一条南京路，南京路上有大碉堡……在他们编的故事里，我们剥出了一篮又一蓝花生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