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战争回忆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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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的枪支很陈旧，套筒枪为数最多，甚至还有九响毛瑟枪，寥寥无几的“汉阳七九”，算是最新式武器。但我们对所有武器都很喜爱，保护得很好，擦洗得没有一点污痕。
由于共产党的领导，开始在部队中废除体罚，实行官兵平等的新型革命制度。上级命令必须坚决服从，但在党的会议上，大家都是党、团员，不分上级下级，均可互相批评。最初，有人对如此严格的军事训练不习惯，党组织立即进行思想工作，说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武装问题，要有大批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干部，派到部队里去，才能掌握武装，并与士兵同甘共苦，成为士兵的表率。我还记得有这样一段对话：
教员：“艰苦与死何者更难受？”
学员：“死更难受。”
教员：“不对，艰苦比死更难受。死只是一瞬间的事，而艰苦则是长期的、时刻都会遇到的。如果你们能战胜艰苦，那么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
经过一两个月以后，我们开始习惯甚至喜爱起军队生活了。身体锻炼得异常结实，青铜般的面孔，鼓起肌肉的臂和腿，我们手执武器，再也看不出一、两个月以前那种自由散漫的学生样子了。当然，这样严格的军事训练，确实使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人动摇了，他们吃不了苦，偷偷地开了小差，成了革命队伍中可耻的逃兵。在当时坚持下来的同志，则绝大部分都成了坚强的革命战士。在伟大的革命熔炉中，钢和渣就这样分出来了。
参加起义
武汉风声紧张了。当陈独秀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收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支自动交给唐生智总部时，使我们异常愤慨。由清一色的党、团员组成的教导队，更受到敌人的嫉视，他们想缴我们的械。教导队奉命离开武昌，经大冶、黄石港向九江进发。为了在途中减少目标，将各个中队改名为手枪队、迫击炮连、监护连等等。我所在的一个中队，以后便成为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警卫队。
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担任警卫任务期间，我经常见到恩来同志出出进进。他对我们警卫队的同志非常亲切，每次走过哨位，总要和战士打招呼，这和当时有的领导人对下级军官和士兵动辄训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见到恩来同志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那间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亮到深夜，甚至到天明。七月末的几天，担任警卫工作的我们看到负责同志们忙碌非凡，经常是夜已很深，还在开会，大家都预感到将会有什么严重的事件发生。果然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我们就接到“擦洗武器，补充弹药，整理行装，待命行动”的命令。天黑后，大家全副武装在宿营地待命，坐在背包上窃窃私语：“要打仗了吧！跟谁打？是人家打我们，还是我们打人家？”正在这时，恩来同志从我们旁边走过，他停了下来，对我们说：“同志们，要准备打仗了，怕不怕！”大家齐声回答：“不怕！”恩来同志接着又说：“好！这次打仗，我们是有完全胜利的把握的，你们准备接受光荣的任务吧！”时间已是半夜，但我们谁也不想入睡。突然集合的哨音响了，班、排长到中队长处受领任务，才知道我们是要去策应一个部队的起义。远处传来了稀疏的步枪声，接着机关枪、迫击炮也轰鸣了。我们向着三军军官教育团驻地跑步前进。到达目的地时，营内吹起欢迎号，军官教育团全部起义了，领导起义的就是朱德同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朱德同志，当时他蓄着长长的胡须，态度和蔼而慈祥，他立即被接到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八月一日上午，朱培德留在南昌的部队全部被缴械，南昌已为我党领导的军队占领。后来我们才知道：参加起义的除十一军二十四师和三军军官教育团外，还有四军二十五师和贺龙同志率领的二十军。
南下广东
南昌起义后，决定南下广东。八月六日，我们警卫队奉命随军南下，担任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警卫，并负责押运南昌缴获的大批武器弹药。每人除驳壳枪及子弹外，还背了两支步枪、两百多发步枪子弹，加上背包、军毯、水壶、饭匣、洋镐、铁铲，共重三十公斤左右。另外，每班还抬一个大帐篷，每人还要照管一个挑着枪支的民夫。八月的天空，连一片云彩也没有，每天三四十公里行程，真是又热又累，在第一天行军中，七十七团就中暑死了十几个同志。当时的民夫，不同于在以后的战争年代从根据地动员组织起来的民工，随时都有乘隙逃跑的可能，使我们在思想上十分紧张。警卫队中有一个年纪最小的战士，一不留神，民夫逃跑了，只好自已挑起枪支，但走不多远，就挑不动了，结果还是由指导员替他挑了。正因为这样，缴获的武器弹药在沿途丢了不少，这是非常可惜的。
这是一次长途行军，从南昌出发，经抚州、宜黄、广昌、石城、瑞金、会昌、长汀、上杭、大埔，直到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占领潮州、汕头，整整走了一个多月才停脚，而先头部队则已进入海陆丰地区。沿途在瑞金以北的壬田寨打了一次胜仗，在会昌又打了一次大胜仗，歼灭敌人一个多师。警卫队的战士们虽然万分疲劳，但精神振奋，始终保持着高涨的情绪，保卫着起义军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的安全。占领潮州后，我们这个排奉命留在那里，担负后勤部门和物资仓库的警卫任务。
南国风光的潮州，许多东西都是从未见过的，引起了我们很大兴趣。当时我方后勤人员正在潮州忙于筹粮、筹款和收集军用物资，前方正向揭阳、汤坑（今丰顺）地区的敌军发起进攻。我们在炮声隆隆中期待着胜利，不料情势却突然逆转，我军进攻失利，伤亡很大，退了下来。九月三十日早晨，炮声由远而近，到当天中午，潮州城郊响起激烈枪声。当时留守潮州的战斗部队数量很少，坚持到黄昏，被迫撤出潮州。我们也于仓卒间奉命撤离。仓库中许多物资、饷银和武器弹药，无法携带，绝大部分抛弃了，真是令人心痛。
撤出潮州后，我们东渡韩江，向饶平方向前进。到饶平时，朱德同志已率领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从三河坝撤到那里，我们同这支队伍会合一起了。接着就在朱德、陈毅同志领导下，开始向闽赣方向作战略转移。这又是一次长途行军，经饶平、平和、大埔、永定、武平、信丰到达南康、大庾地区。由于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减员很大，加上一些意志不坚定的战士和干部，对革命产生动摇，陆续离开了部队，到达信丰一带时只剩七八百人。因为部队成分不纯，加之基层党员太少，沿途军纪不好，于是将部队整编为一个团，朱德同志任团长，陈毅同志任团指导员。他们亲自整顿部队纪律，加强政治工作，坏分子被淘汰，留下来的同志更坚定了。形势变化得极快，将过旧历年的时候，我们进到湖南宜章，消灭了该县反动武装以后，即公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正式打起了镰刀、斧头的红旗，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湘南起义。
第三章激流归大海
一九七八年五月，我有机会重新登上井冈山，回到阔别五十年的革命圣地，一一重访了当年战斗过的旧址、遗迹。特别是在砻市（今宁冈）的会师桥头，在召开庆祝会师大会的建军广场，在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第一次见面的龙江书院，故地情景，勾起我对多少往事的回忆。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他们高大的革命形象，在我脑海里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使我永远不能忘怀。从潮汕失败到井冈山会师这段历程中，我是在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领导的部队中工作。这两位令人崇敬的杰出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国民党叛变革命，南昌起义部队进军广东又遭失败之后，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胆略，冲破千难万险，为保留革命火种，继续高举南昌起义所开创的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旗帜；为改造旧式军队和建设无产阶级的新军队；为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率领我们登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经过历史的检验，这两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立下的不朽功绩，已经成为矗立在人们心目中的丰碑。
正确的决策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周恩来同志和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下，胜利地举行了南昌起义。当时我在起义军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的警卫队当班长。八月三日起义军开始向广东进军。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占领潮州、汕头以后，我们这个排奉命留在潮州，担负后勤部门和物资仓库的警卫任务。
正当后勤人员在潮州城内忙于筹粮、筹款和收集军用物资的时候，大约是九月二十七、八日，从前方传来了隆隆炮声，我们知道，这是起义军向揭阳、汤坑（今丰顺）地区的敌人发起进攻了。当时广东境内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第八路军。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只要战斗进展顺利，把广东境内的反动部队打垮，就可以重整旗鼓，以广东为基地，组织第二次北伐了。
九月三十日早晨，炮声突然由远而近，并且愈响愈烈。接着，我们的一些零散部队撤下来了。从他们的口中得知，我军进攻敌陈济棠师和薛岳师，起初节节胜利，后在汤坑附近受挫，伤亡很大，部队正在后撤。就在当天的上午，潮州城郊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敌第八路军副总指挥黄绍竤亲率三个师，正沿韩江西岸向潮州扑来。我留守潮州的战斗部队，仅有第二十军第三师的第六团一部分和教导团一个总队，仓卒应战，坚持到黄昏，不得不撤出潮州城。因为事先完全没有估计到要撤退，后勤部门已经筹集到的大批冬衣、物资和几十万元军饷，绝大部分都丢掉了。我们撤出潮州时，得知敌人在帝国主义军舰配合下，已经攻入汕头，到汕头去找革命委员会是不行了。于是我们在后勤部长带领下，找到了几只船，东渡韩江，向饶平
（今三饶）前进，打算经饶平去三河坝，同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会合。从潮州到饶平多是山道，我们每人负重七八十斤，走得非常吃力。途中，又传来一个更加不利的消息：革命委员会撤出汕头西进至乌石一带，与从汤坑转移来的主力部队会合后，被敌人重兵围攻，遭到覆灭性的失败。这一连串不幸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使我们感到意外地震惊。
我们到达饶平时，二十五师和教育团已先撤到饶平。原来，他们在三河坝和敌人激战了三天三夜，在朱德同志的卓越指挥下，仗虽然打得十分艰苦，但打得非常出色，给进攻之敌钱大钧部两个多师以很大杀伤。他们得知汕头方面的消息不好，便主动转移到饶平。这时，师和团的建制还存在，约两千人。加上从潮汕撤下来的零散部队和人员，共有两千五六百人。
当时我们这支队伍的处境极端险恶。敌人的大军压境，云集于潮汕和三河坝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有五个多师，共约四万人左右，其势汹汹，企图完全消灭我军，扑灭革命火种。从内部来说，我们的部队刚从各方面会合起来，在突然遭到失败的打击之下，不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相当混乱。这时与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起义军总部已失去联系，留下来的最高领导人就是第九军副军长朱德同志。虽然下面的部队绝大部分都不是他的老部队，领导起来有困难，但在此一发千钧之际，他分析了当前的敌我情况，作出了正确的决策。
朱德同志认为，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八一”起义这面旗帜绝对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现在的情况是，反革命军阀部队已经云集在我们周围，随时都可能向我们扑来，我们必须尽快地离开这里，甩开敌人重兵，摆脱险恶的处境，否则我们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当时条件下，能脱离险境和保存力量就是胜利。于是，朱德同志率领我们在饶平略事整顿后，立刻出发，经平和、永定、象洞向西北转移。一路急行军，排除沿途反动地方武装的堵截，于十月十六日到达闽赣交界的武平。
我们向西北转移的行动，很快被敌人发觉了。他们立即派钱大钧部的一个师，紧紧尾追，十月十七日追至武平城，逼着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打了一个退却战。朱德同志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进攻，随后命令我们这个排占领武平城西门外的山坡，掩护大队转移。敌人进入武平城后，追出西门，遭到我们的阻击，又退回城里去了。我们排在完成掩护任务后，立即紧跟大队行进。由武平城向西北走十多华里，进到石径岭附近，这里都是悬岩峭壁，地形十分险要，只有一个隘口可以通过，却被反动民团占据了。这时，朱德同志突然出现在队前，他一面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荫蔽，一面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敌人惊恐万状，纷纷逃跑，给我们让开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同志亲自杀开的这条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