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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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部供职。1954年莫洛德用一张假护照来到加拿大，在那里搞到一张芬兰裔加拿大
人的出生证，并改用戈尔东·阿诺尔德·朗斯代尔这个名字。1955年他以加拿大公
民朗斯代尔的身份来到伦敦，报名参加了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国家研究院举办的汉
语学习班，用克格勃的资金开办了私人企业，成为几家专门出租乐器。玩具、和商
用自动装置的公司的老板。10年后他回到莫斯科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学习语言并
没占去他很多时间，因为他的汉语已掌握得相当好，只是瞒着老师和同学而已。他
的同学中有很多西方情报工作人员，莫洛德进培训班就是为了策反这些人。后来在
总部和人谈话时，他只爱回忆他一个同学的话：“戈尔东，在这儿除了你我，大概
都是间谍。”莫洛德把自己企业的成功引为骄傲，他曾给戈尔季耶夫斯基看过他的
一家电子锁公司的照片。1960年这种锁在布鲁塞尔国际发明家协会组织的展览会上
获金奖。很快莫洛德的间谍活动已经不需总部补贴，尽管他还必须付给自己手下的
间谍大量经费，但仍然给克格勃带来了巨款利润。后来莫洛德在与一名苏联记者谈
话时说，“我想请你注意：我们四家公司的所有周转资金和利润（价值几百万英镑）
在我的经营下每年翻番，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的财产’。真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
莫洛德对待自己的英国间谍简直厚颜无耻，这似乎是冷战期间克格勃职业间谍
头目们的一大特点。
“间谍头目，又称‘上司’，他们招募间谍（按我们的说法叫‘帮手’），根
本不像是在“发展自己的力量”，简直就是买一些他们需要的情报……而间谍的手
脚一旦被捆住，就无法逃脱。如果一个间谍具备以下条件就是个好间谍：例如在军
队机构供职，职务不高但很关键，能够接近机密；本人升迁无望，是个失败者（比
方说，因为得病失去了“美好年华”，没有念完总参军事学院）；喜欢喝酒（这笔
开销可不小！），爱女人（这也不会少花钱！）；对本国政府持批判态度而对招募
者的政府怀有好感。”
莫洛德承认间谍有“良好的思想基础”便是最好的。但遗憾的是像“五杰”和
乔治·布莱克那样的思想进步的间谍，在战后的英国少而又少：“英国人普遍不问
政治，他们对谁是自己的领导人，他你把国家引向何方根本不放在心上，也不关心
‘欧共体’的前途，他现只对自己的工资、工作和妻子是否满意感兴趣。”
莫洛德甚至不知羞耻地认为，间谍不能有专注的感情，只能满足于沾花惹草：
“间谍离不开女人，但也不能与女人终日厮守。我的一位同事在吃尽苦头后就是这
样做的。经常有年轻姑娘从法国来英国进行语言实习，这就叫来‘配对’……她们
的最大好处就是只呆3 个月。他常同这些年轻漂亮的女士们招摇过市。三个月后只
需互相说一声：‘拜拜，我亲爱的姑娘”，“再会，先生！”一些小礼物，如大衣、
戒指一类通常是对这段美好时日的纪念。”
在谢罗夫领导期间及此后一段时期，莫洛德的这种态度在克格勃是非常典型的。
谢罗夫坚决反对在实际情报活动中使用妇女。他认为妇女只能用作诱饵或仅仅用于
招募其他女人。严重的偏见也使他反对在办公室中任用妇女。尽管有雷布基娜等几
名声名显赫的妇女在第一总局任领导职务，谢罗夫仍坚决禁止招募妇女从事间谍活
动，这个禁令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莫洛德同他的大多数克格勃同事一样，
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犹太人也有成见。1964年他回到莫斯科以后，当时在C 局负责
文化工作的戈尔季耶夫斯基给他搞到一张莫斯科“罗曼”茨冈人剧院戏票。几天后
莫洛德在走廊里碰到戈尔基耶夫斯基，气愤地问他：“你跟我搞什么名堂？你告诉
我那是茨冈人剧院，我去了——可那里全是犹太人。”
好像是命运的捉弄，莫洛德在伦敦6 年期间的技术保障由一对来自美国的犹太
夫妇莫里斯和洛拉·科恩负责。他们就是彼得和海伦·克罗格尔。在美国时他们加
人罗森堡的小组，以旧书商为掩护身份，而且生意做得很红火。1961年，军情五处
和政府专门机构进行刑事搜查时，在伦敦郊区的科恩夫妇家中，发现一架藏在厨房
地板下的发报机，其功率足以把信号传到莫斯科；一台用来收听莫斯科高频广播的
短波收音机；藏在手电筒和打火机中的密码本；装在粉盒的微型计算机装置以及用
于通讯的其他附件；炉子底下的罐子里还发现了用于快速拍发“莫尔斯”电码的磁
铁氧化物，几千英镑和美元，大量通行证和7本护照。
在莫洛德控制下、由科恩夫妇提供技术保障的英国间谍中只有两个人被起诉—
—加利·哈夫顿和他的情人埃特·朱。莫洛德回到莫斯科后写道，绰号为“老将”
的哈夫顿完全按英国间谍的老一套行事。他在波特兰的水下武器总局作职员，有在
档案馆工作的埃特·朱的协助，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搞到有关对潜水防御和核潜艇方
面的情报。军情五局从中央情报局在波兰安全局工作的间谍米哈尔·戈列涅夫斯基
那里得到的有关哈夫顿的情报中发现了莫格德的踪迹。哈夫顿出狱10年后所写的回
忆录雄辩地证明，莫洛德如何欺骗了他。莫洛德在莫斯科接受采访时也明确表示，
他认为像哈夫顿这样的间谍是一群倒霉鬼。哈夫顿幼稚地认为（如同瓦萨尔回忆起
他同罗金的首次会面一样），“他们第一次见面就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尽管哈夫
顿也曾对从事间谍工作感到后悔，但他也承认他是迫于压力才开始干的；在同莫洛
德热诚的友谊影响下他付诸了行动，他也喜欢这种工作，因为“我们被一种真正的
同志情谊团结在一起”！虽然莫洛德在性方面很开放并有不少情妇，但他还是说服
了哈夫顿，“同他们中任何一个都不能推心置腹”。
1961年，法庭判处莫洛德25年、科恩夫妇ZO年、哈夫顿和朱各15年监禁。1964
年莫洛德通过交换人质被释放。克格勃未作任何努力以便其他人也能获释。当然也
有几个莫洛德的间谍没有被揭穿。莫洛德在回忆录中强调，他从波尔顿一达乌纳的
细菌研究中心（他称之为细菌战中心）得到信息是公正合理的。他的附有评论的回
忆录在菲尔比帮助下准备交由第一总局复核，其中有一个非常荒谬的观点，即莫洛
德在波尔顿一达乌纳的主要任务在于阻止纳粹分子实现他们疯狂的计划一向英国传
播鼠疫新疫苗，然后嫁祸于克格勃：“有什么能比粉碎狂热分子企图制造毒药和细
菌加害人类的计划更高崇的工作呢？”
有一个事实可以证实莫洛德的意义，那就是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第一总局工作期
间，他是唯—一个被列人第一总局荣誉室侦察英雄名录中的战后间谍。莫洛德1970
年去世，他是由于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持续饮酒而丧命的，年仅48岁。盛放尸体的棺
材停放在捷尔任斯基俱乐部的休息室中。他的同事们把他得的众多的奖章用天鹅绒
做座垫陈放着。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亲自到场以表示对这位肃反工作者的
高度重视与评价。但是莫洛德的荣耀也引起了其他克格勃间谍的嫉妒。一位在西德
工作了15年和他年岁差不多的间谍曾苦恼地向戈尔季耶夫斯基抱怨：“莫洛德不怎
么样。他把事情搞糟了，而为了救他付出的代价可不小。我干了15年没出过一点差
错，可还是无名小卒一个！”
苏联间谍在法国暴露的人数比在英国少，但工作开展得并不逊色。1966年以前
因为北约总部设在巴黎，莫斯科总部对其尤其关注。打人北约内部的苏联间谍之一，
乔治·帕克就是1944年在阿尔及尔被首批招募的。帕克战后曾在第四共和国几个部
任办公室主任和顾问。1958年底，在戴高乐将军出任总统的第五共和国建立前夕，
帕克开始专门负责国防问题。在后来的4 年中他一直被获准接近秘密军事文件。他
起初在法国参谋部，然后在国防研究所，后又到北约总部工作。他同最后两任上司
尼古拉·利先科和瓦西里·弗拉索夫每周见面两次，把有关巴黎周围几个目标的文
件交给他们。他所提供的文件全是北约的西欧防御计划。他们还一直使帕克相信，
他的活动直接影响着苏联政治。帕克为人好虚荣，因此让他相信这一点毫不费力。
后来他还把I961年柏林危机和平解决的功劳记在自己名下，声称危机后是在他的帮
助下才筑起了柏林墙：
“公路被切断，航空线受到威胁。赫鲁晓夫在试探西方军队的战备水平。正在
此时我和苏联使馆经常同我见面的一名参赞（实际上是克格勃的间谍）谈了一次话。
他对我说，他们的政府将坚决。把自己的政策贯彻到底。我针锋相对地说，西方也
有这样的决心。他问我，能不能提供一些文字证明材料。当时我把有关西柏林的防
御计划给了他。大约两星期后他告诉我说如果赫鲁晓夫作出让步，那么就是因为我
提供的情报的缘故。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保卫和平。正是因为我，和平才维持
了下来。”
帕克还一再表示他曾见到过赫鲁晓夫亲笔写的致谢信。他执著于自己的特殊作
用，根本没想到，在他刚刚获准接近北约文件时，就有另外一个克格勃的间谍开始
在北约总部工作，此人便是赫尤·黑勃尔顿。他是一个会说两种语言的加拿大侨民，
早在1951年国家安全部就开始培养他。从1957至1961年黑勃尔顿每两周同苏联上司
阿列克谢·费德罗维奇·特里辛见一次面，把大量从军事计划到经济预测的文件交
给他。 为此克格勃的间谍头目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岑巴尔 （他就是1954…
1959年在巴黎工作的罗戈夫）不得不组建一个特别小组从事加工整理文件的工作。
这个小组在岑巴尔的下任安纳托利·伊万诺维奇·拉扎列夫任期内仍在继续工作。
有几次黑勃尔顿和特里辛会面时，后者直接开来一辆黑色大篷车，里面是克格
勃为就地翻拍文件而装备起来的一个工作室。
同帕克一样，黑勃尔顿作为安全委员会的情报人员也有着长达20年的非凡经历，
此后与其说他们是为信仰而奋斗。不如说他们的工作是以自我价值意识和冒险精神
为基础的。特里辛竭力为黑勃尔顿的自负煽风点火。比如，他不止一次对他说；他
提供的北约文件是“足金”，它们价值连城，政治局委员都阅读过。后来黑勃尔顿
被请到莫斯科同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共进晚餐并讨论国际关系问题，这使
他的自负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冷战时期克格勃在法国最成功的一次行动，就是打人法国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
1961年安纳托利·戈利岑叛逃到西方后不久，就证明说在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中活
动着一个代号为“蓝宝石”的小组。他还证实，1959年第一总局领导人亚历山大·
萨哈罗夫斯基手头有一份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的完整计划，该计划是由对外情报和
侦察机构负责人波列·格罗林将军制定的。萨哈罗夫斯基还定期收到该机构这一报
告的副本。戈利岑也提供了一些有利于1963年逮捕审叛乔治·帕克的材料，这使他
的证词听起来更加可信。他还透露，克格勃已经知道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准备成立
一个在美国收集科学情报的分部的计划。该部于1962年开始行动。但是戈利岑只有
一些关于克格勃在法国行动的断断续续的消息，大部分情报都不涉及具体问题。即
使是那些促成逮捕帕克的消息， 实际上也只是将最初怀疑的圈子缩小到7人而已，
后来也是在对这7人进行监视之后才查出了帕克。 戈利岑的坦诚在对外情报和侦察
机构广为人知，因此不可能像对帕克那样对他进行长期的秘密监视。戈利岑作了上
述声明之后，一种阴谋理论得到传播，使调查进一步受阻。在美国类似的理论使得
詹姆斯·恩格尔顿开始怀疑中央情报局“社会主义国家”部的领导人大卫·梅尔弗。
在英国则导致彼得·怀特等人对军情五处处长罗杰·霍利斯爵士的怀疑。同英美相
仿，法国的“阴谋”理论发明者在许多情况下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对外情报和侦察
机构的文献表明，尽管“蓝宝石”小组最后被查出，但“大鱼还是溜走了”，所以
法庭并没有就此作进一步的调查。
冷战期间法国没有公开揭露一个苏联间谍，但这并不说明苏联间谍在法国的活
动不积极，恰恰说明了法国反间谍机构的软弱无力。反间谍毫无结果的原因，部分
在于法国没有破译出标志着“五杰”和原子间谍时代结束的“维诺纳”密码。帕克
案件之后，60年代中期，美英两国重新分析了“维诺纳”联络中出现过的全部有一
一关法国的材料，分析的结果转交给法国国土安全局（法国反间谍机构）。
这些材料表明，战前法国航空部中活动着一个苏联间谍小组，其成员都是30年
代招募的。在法国沦陷前的几年中，他们在情报总局的间谍亨利·鲁宾逊控制下工
作。作为组员之一的学者安德烈·拉巴特（代号为热罗）于1938年离开航空部，开
始主持几个国家级研究实验室的工作。 他是首批加入戴高乐将军1940年6月在伦敦
领导成立的“自由法国”协会的成员之一。有几个月他出任戴高乐将军武器储备部
门的负责人，但因为同戴高乐的近臣们不和后来退出了“自由法国”协会，在伦敦
创办了《自由法国》月刊。后来他还负责BBC 对法广播的工作。他在伦敦曾给一个
化名叫阿尔贝特的苏联人发送过政治军事情报。1943年拉巴特出任设在阿尔及尔的
“自由法国”临时政府的新闻部部长，乔治·帕克当时领导“自由法国”电台的政
治新闻工作。战后巴特主要靠从事新闻工作谋生。
皮埃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