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烟杂感随笔集－-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秦经验的大反思与对治国、戍边、削藩、运兵之道的系列论述等均可为此佐证。而地摊所吞吐的样式与呈现的姿态，就注定了文化谋略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
地摊之所以属亚文化圈的族群，关键在于它所表达的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内在精神而非文化外在的知识、观念结构等。它是一种文化依据，而非文化轴心。由于受文化主流圈的长期熏染，地摊所存留的文化智识虽早已面目全非，但它所展示的文化精神与气质却并未作古。它像所有文化亡灵一样游移在主流圈之外，以其超乎寻常的生命力驾驭着文化的马车。
这里面有一点遗传学未曾抵达的研究领域。地摊的遗传方式，归根到底就是人文气质与独特智慧延续的方式。比如一个文盲甚至一个盲人，他不必经过任何知识训练，也用不着研究任何古代的计谋文本，但他举手投足、言说行为、处事方式等可以无一不是此文化中人。他可以不知道二十五史、三十六计，但他同样可以胸有城府，狡黠多疑，非常自然地运用各种权谋之术制造令人讶异的异质性文化突围。他不通过文化本身的间接领会，而是直接参预生活习俗、故事、表情乃至情绪氛围的影响，从而在亚文化圈内通过自然生命在生活习惯中浸染的方式来养成一种独特的智慧，因此，他完全可以不是一个文化人，但却比文人更为顽强地承续着中国文化的精神。由于他对中国文化的内在气质不是通过理性研讨来达到认同，而是通过自然生活习惯来长成的，其达于文化骨髓的程度甚至可以比文人更深更远。
这个暗示，决定了地摊文化在亚文化圈内的地位。地摊没有任何强大的文化背景，它的背景是一堵生活的墙。因而显现的文化气质是单纯的、清静的。它把人的智与识分门别类地串联在一起，让主流文化圈内的有识之士通过各自的应对、领会，从而在人的灵魂深处发生一代又一代的智慧回响。不管是文字狱还是文化革命，不管有多少政治与文化的激烈冲突，地摊仍然埋头沉思，不管多么飘摇，总以一苇渡江的精神气质传来亚文化的福音。
所以，中国的文化人都对地摊抱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结。偶有蹲下的时候，灯光照着盗版的古籍，你会看见古人精心设计的文化饥渴（你可看作“文化谋略”），正被现代的另一种饥渴破坏然后替代，而这种现代饥渴之中隐隐透出的狡黠正算计着你蹲下来的目光。
2004/9/18于深圳
第三篇：拍卖孔乙已的衣衫
第三篇：拍卖孔乙已的衣衫
拍卖孔乙已的衣衫
◎烽烟
“这里没有文化。”孔乙已抖动衣衫
掉下一颗茴香豆。孔乙已轻巧伏身
秋天的叶无声落下。有一枚甚至飘到
修葺一新的拍卖行。孔乙已需要在这里接受采访
“我和茴香豆一样是游民，我比它好，我有文化。”
孔乙已面带微笑，左手不停安慰衣衫的皱褶
右手搓揉着我手中哭泣的纸巾——
摘于烽烟元素自选诗《采访孔乙已先生》
鲁迅先生在翻动《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时，也掘开了中国游民部落和随之而来的游民文化根源。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鲁迅先生需要一个参照体，他想到了孔乙已先生。这是很正常的，他的政治上的敏感惯性以及尖锐的文化触觉促使他要完成一个文化典型的塑造，这个人当然非孔乙已先生莫属。
说到孔乙已，不能不先说说三国。大凡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对桃源结义耳熟能详。但相信对其中关于游民意识的情节却未必深有体会。在六十年代出土的明成化（1465~1487）年间刊刻的《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四种》中，其中《花关索出身传》一开篇就写到刘备、关羽、张飞三人一见如故，“在青口桃源洞”“姜子牙庙王”之前对天设誓，打算以后干一番大事业。在这盟誓的噪杂声中有一特殊的声音牵引着我的神经，这声音属于刘备：“我独自一身，你二人有老小挂心，恐有回心”。就因这“回心”，演绎出一段游民意识下的杀戳行为－－
关公道：“我坏了老小，共哥哥同去。”张飞道：“你怎下得手杀自家老小？哥哥杀了我家老小，我杀了哥哥底老小。”刘备道：“也说得是。”
于是，关、张二人约定互相杀光对方的家属。张飞跑到关公老家蒲州解县，杀死了关家大小18口，只是因不忍心才带走了已经长大的关公长子关平、放走了已经有身孕的关公妻子胡金定，后来生下小英雄关索。而关公则杀了张飞全家。办完这些事后：
将身后回到桃源镇，兄弟三个便登呈（程）。前往兴刘山一座，替天行道作将军。
这个残忍而怪异的故事情节，悖于中国民族意识中家庭的传统观念。为何竟被江湖说唱和精英文化所忽略呢？我想，这就是游民文化抗击打的能力作怪了，因而一切大传统都被广义的游民意识所掩盖。
现在，请允许我记录下采访孔乙已先生的某些片段吧，为这个游移的部落写下第一篇序，或者，你们认为是最后一篇关于孔乙已先生的争论。
烽烟元素：孔乙已先生，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今晚鲁迅先生已经安睡，你想对他和他的支持者说些什么？
孔乙已先生：我谢谢鲁迅先生的敏感和回避，我已经习惯了这种关于文化的采访。接受采访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产生的过程。过去是一种必然，现在也是一种必然。
烽烟元素：我发现你身上有一种文化现象——游民文化。对此你能谈谈这种游民文化现象产生的根源吗？
孔乙已先生：游民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礼记·王制》之中——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
儒家认为周代实行的是井田制，在这种制度下，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并无游民。如果田居受到破坏，则人民由于受到生存威胁，势必脱离原来的田居之地，因失业而迁移，则游民诞生。
先秦法家认为只有务农才是本位，庶民以其他事情谋生都是“游食”，即游民。
这种把不务农就视为游民的看法成为几乎支配整个封建社会的主导舆论，直到明太祖朱元璋还说：“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明实录·太祖实录》）
“末作”是一种职业，大多是指手工业，类似现在所说的第三产业。
到了清代，统治者改变了游民的定义，把流民与游民区分开来。形成游民的第一次细分：
平日居民有不农不商不工不庸者，令绅保查造保甲山时于姓名下添注“游民”两字，再按册抽造游民册一本，查系某都某甲之人，即饬该处绅保督令力食谋生。不遵者送案究治。（严寄湘《救荒六十策》）
游民与流民不同，流民是指成为“流”状态的而离开其故土的人们。他们有可能并没脱离其所处的社会秩序。而游民则完全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形成独立的个体行为。
游离的实质就是意识的大逃亡。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大系中，意识文化的不断更迭，是造成游民越来越纯粹化的根源。
“五四”新文化运动曾让我看到了文化的希望，因为过去不受文人士大夫重视的通俗小说和通俗戏曲以及白说诗歌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这种文化现象终究受缚于中国大传统文化的狙击。这时候，江湖艺人的言说方式受到亚文化圈的广义关注，成为“文化民间”的言说代表，应该说，文化在这时候出现了转折的契机－－
“追求信念的传播，曾是游民意识中最为人言说的核心。但现在……”孔乙已慢慢掀起长衫，秋风中传来瑟瑟凉意。
这时候，我想说再多都是无意义的。
中秋的拍卖行一直进行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拍卖会。“游手无赖之徒，鲜衣美食，无家室之顾，昼夜游行城市，唯图饱欲。”这拍卖会已经沦为市井之徒游走的地方。
孔乙已先生与我并肩走在去拍卖会的街道上，月洁白而安静。他看上去已经没有往日的豪情，多了一分萧索之意。我注视到他身上那件已经污染了的“名牌”衣衫－－曾经代表游民文化的衣衫，在每一次抬肘中露出文人的窘况。
我想，孔乙已先生怎么会是游民呢？
2004/9/19于深圳
第四篇：身体写作，一条蠕虫病毒
第四篇：身体写作，一条蠕虫病毒
身体写作，一条蠕虫病毒
□烽烟
我是你们现在憎恨的理由，
哦，是的，我的转身使你们
更加丑陋。
你们是我现在存在的理由，
哦，是的，你们的转身让我
无比忧愁。
或许我将是孤独的，但毕竟这条马路
会将我的生命容留；
或许你们是欢悦的，但毕竟这条马路
将把你们的笑容送走——
烽烟《理由》
木子美的《遗情书》第一版就推出10万册，网上的点击率更是飙升迅猛，据说仅新浪网在连载木子美日记的那一段时间，日点击率竟由平常的2000余万飙升到3000多万。这个惊人的数字横扫我们的眼球之际，也不由得让我们低下头审察自己的身体。
性毫无疑问是一种权力，而且是那种人的最基本的权力。揭示性的生理性当然也是必要的，但这个工作是否应该交给性学专家来做？是不是因为这些专家学者对性的展示和描述太没艺术性了，从而让性的存在变成一种缺乏生活气息的“欲望远离”？文学作品是否有“普及”性知识和性行为的权利？……我想，这些问题都应该塞到木子美的床上而不是摔到市场上去。
性，应该是美的，如果它属于文化之外。伊沙和沈浩波把诗歌“肉身化”并核心化，造成中国诗歌大面积的语言“肉搏”。在他们揭示诗歌过去的不足时，同时也消极地把诗歌的最终意义终结在身体的某类器官上－－阴道和阴茎。这是一种简单扼要的定位。不可否认，这是我们都熟悉的两种器官，它们的确可以达到一种视觉上的平衡。但这并不代表诗歌的发展方向得靠它们的运动来完成，诗歌和别的文学体裁一样，都有一共性：不是暴露阴道，而是揭露阴暗。这种揭露阴暗的过程其实也包含一种人类窥视物种的心理，从文学的角度讲，它既能满足传统的写作需求，也能满足现代写作的观照，关键点在于如何揭露，这才是文学作品变化的源泉。小说与诗歌的现状表明：写手正逐渐忽略文学作品首先面临的不是定位而是定性这个问题。
赵凝认为自己的“胸口写作”就是用生命去写，其中包含了女性写作的全部含义－－热血、激情、怦怦跳动的心脏、情欲、哺育，等等，“胸口写作”就是女性写作“以血代墨”的完善和补充，一个女人，全身心地扑进文学之中，只有“血”显然是不够的，“血”不可以代替“墨”，除了血之外，还需要很多东西，比如说“身体在场的感觉”等。
这种“身体在场”明显展示的是身体的某个器官而不是整个身心。它是一个晃动的乳房，而不是心跳。不管是木子美还是赵凝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有一点却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她们仍然保持着女性写手的“性别写作”。这个共性使她们的文字更接近内分泌失调者为市场做的广告。这个广告不仅让女权意识提到案台，而且还有迫使男性的公众权力退伍的意味。这种带有自我摧残的情色呼唤的文字，一方面属于“公堂”前的击鼓，希望藉此完成女性“对簿公堂”的愿望，这显现了某些女性一定程度上的对自身存在所产生的自觉；另一方面，这种自觉意识也聚集了大批处于生命与生活双重茫然境况的先锋写手到“公堂”前寻机“喊冤”。
其实，李清照也喊过，只不过喊得比较有情趣，比较低调；池莉也曾《有了快感你就喊》，终究有些力不从心；九丹高喊要做忠实的“妓女作家”，却雷声大雨点小；卫慧不断搓揉自己的身体，可惜只是在私人浴室或女人澡堂里；春树也不过是在京城青春季节的拐弯处小便了一下而已。我佩服木子美和赵凝的勇气，不同方向同一归属的文字行为（异质性写作）。仅仅因为，她们做到了让中国的批评家们从床下坐到床沿来，并讨论中国文学中关于女性写作的问题。
写作越来越变得容易，是因为批评家批评得太随意；写作越来越身体化，是因为文学越来越市场化。这一不算定论的存在，无疑使文字的生命力变得单调而最终会无趣。拉康认为，“欲望”是与“需求”相区别的概念，因为“需求”总是对一个特殊对象的需求，而“欲望”是与匮乏相联系的，即欲望是超越了需求层面而产生出来的。欲望只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产生，主体的欲望是对他人的欲望，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欲望便成了主体和个人形成与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于是，从一个能指转向另一个能指的可能性是没有终结的欲望运动，欲望匮乏而不断蠕动，以求获得匮乏的满足。
我们经历的“文学革命”由于受社会压力的影响，变成了个人角色化的转换，写作者的高度自恋，使文学作品展现的仅仅是一些卑微灵魂的卑微生活，以及卑微的欲望和卑微欲望的些许满足。不再具有文学自身的超越性和提供他者经验的参照性，而仅仅沦为对自我身体的欲望抚摸。虽然这种抚摸是合法的，是人的心理所需要的一种自慰，但当通过语言或文字变成文学性作品时，这就需要一个合法的表达前提：私人欲望的合理性。作为写作的共性－－人与神的达成、人与兽的界限仍然是考量文学作品的价值意义的标准。排除过去出现的神话灾难和杜绝将来的兽性爆发成为当下写作的重要基座。
“仅仅是展示欲望并不能说明文学拓展了什么，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