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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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每去看他一次，都要窝一肚皮的气，走的时候，就发誓永不再来，可是隔不了半月二十天，想想父母含辛茹苦把我们这么一大群子女抚养成人所受的艰辛，现在没有了母亲只留疾病缠身神经兮兮的老父一人，想想他既是我们一大群人的父亲但也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普通的社会人，他想有一个异性伴侣的想望也无可厚非，就又对他牵肠挂肚地思念了，就又买了食品去看望他。最最让人生气的是，你无论买了什么好吃的东西，父亲从来都不正眼看一下，他从来对买东西看他表现出不稀罕。母亲在世时，孩子们谁拎包东西回家他不正眼瞧的理由是：像瞧亲戚。现在还是这样，但大家就是不想给他钱，认为他没有要钱的理由。
父亲却认为他的理由很充足，不久，他就把向子女们要钱的理由说给了我并责成由我出面把此事给促成。
父亲说，他要去北京或武汉去治疗他的心血管病。
家事 第九部分
第四十章 事与愿违（1）
手术在紧张地进行着。
为了缓解恐慌心理，大家自然地分成了一个个小组，彼此相互询问着对方的工作和生活，说一会儿话就走到手术室门口隔门缝朝里望望。其实也望不到什么，因为手术室分里外两间，手术是在里间进行的，充其量只能望见有人匆匆到外间拿什么东西。可以说，在中午十二点以前，大家的心境是平静的。既来之则安之，父亲既然进去了，着急担心都是没用的，有一会儿大家甚至说什么说着说着还放声大笑起来。过了十二点就不行了，大家的心都提溜到了嗓子眼里，因为事前医生告诉过我们，手术顺利的话，十一点半就可以结束的，可是已经十二点多了，还没有结束的迹象。
终于有人从里将门打开一道缝探出头来，我们轰地围了上去。
“结束了吗？”几乎是异口同声。
“就是要告诉你们家属知道的，手术不太顺利。”
那医生告诉我们，手术不像预想的那样容易，原定在三条血管上搭桥，由于父亲的血管钙化得太严重，到目前只做成功了一条，有一条根本不敢动，第二条已经截断但一直做不成功，专家正在想补救的办法。
看！看！果然叫我们猜对了！那血管已经钙化得支架都不敢安放了咋还敢截断搭桥呢？是不是那血管都脆得经不起针了，一扎就会破就像烂布衫一样不能缝裢了呢？
好几个人几乎是一齐这样问医生。
那医生显然不愿意给我们这些医盲们多说什么，他的任务大概只是要告知我们做家属的知道，手术不能按原定时间结束，要我们有个思想准备。
门又死死地关上了。
以下的情况读者不看也会猜想得到，我们的心都绷得紧紧的，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在手术室门前团团转，尤其让我们焦急的是，上午从来没人支使过我们，而到了下午，仅到距医院二公里外的血站取血浆就指派我们做家属的去了三次，参加手术的六七个人一直都没有工夫吃饭，直到三点半时才见有人送进去一筐子盒饭，同时出来的一个医生，身上的白大褂从腰际到双肩至领口都被汗水弄得水湿……
“大夫，手术咋样？……大夫……”
下午四点一刻，从门缝里才陆续挤出来两个医生模样的人，我们赶忙围上前去询问，一个不理我们径直走了，一个向我们挥挥手说：好了！马上就出来了。
又过了将近二十分钟，手术室门大开，昏迷不醒的父亲被推出来了，有高举着输液输血瓶的，有拎着鼓囊囊氧气袋的，还有一个人弯着腰手拿着一个与父亲下身有牵连的呈红色溶液的玻璃瓶，总之是忽忽啦啦一大群人，有一个护士不断地朝欲围到跟前去的我们摆着手拒绝我们接近，我们只能在他们身后亦步亦趋地跟着。父亲没有回他走前的病房，而是被送进了一间特殊的监护室。
特殊的监护室不准我们进去，里面有专人护理，这是我们在手术单上签字后商量如何护理时院方就说清楚了的，但我们还是想派代表到父亲跟前去看一看。我们小心翼翼地对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护士长说了，护士长瞟了一眼特护室说，就别添乱了你们！有什么不放心的？没看医生、专家都还在密切关注着吗？
我们遭到抢白但也没有生气，因为我们发现父亲身边的护士、医生的确成群，尤其是那个也参与动刀的胡主任和那个北京来的专家，他俩是每隔十来分钟就要亲自来观察一次，脸上的表情一次比一次焦灼和严肃，大概在出手术室快一个小时的时候，我听到那个专家在离开监护室时对胡主任嘱咐说：再过二十分钟出血量如果还这样大，就要再次打开！
啊！是止不住出血啊！是还要打开重做二遍啊！我们一下子全被震撼了。
一定是哪里没有缝合好！不要是错动了哪个血管吧？看，那个在地上放着的玻璃瓶子里红红的溶液，就是他们说的从体内渗出的鲜血，它是增加得怪快呀！
每人都根据自己所具备的可怜的一点医学知识，在判断父亲手术不成功的程度和父亲生命的安危，夏更是须臾不肯离开监护室的门缝，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用胶管子与父亲身体相连着的不断增量的装血液的玻璃瓶子。
第四十章 事与愿违（2）
终于，在距专家与胡主任说可能得重新打开的话还不到二十分钟的时候，一群白大褂又步履匆匆地把父亲推进了手术室。
我看了一下手表，父亲二次进手术室的时间，是下午五点四十分。
此后的每一分钟，都像有利刃在宰割我们的心。同时，对父亲的抱怨、对医院尤其对胡主任的恼恨的话语也相伴而来。邹霞可能是出于对父亲的爱怜，也可能是为了推卸怂恿父亲做手术的责任，竟不断地破口大骂胡主任不是个东西，声言老头子这次要真有个好歹，她非要找他算账，非告他个狗日的不可！
没有人接她的话茬，但不少人心中则在说，老头子若真有个好歹，要毁的第一个就是你这个小娼妇！
在差一刻就要到午夜十二点的时候，父亲又被推出来了。……
正如那个胡主任所说，父亲他身体总的素质还是不错的，在经历了一般人都不可能生还的二次手术折腾以后，父亲他还是如期顽强地苏醒了。
第四十一章 无奈的选择（1）
在术后两个多月身体本应一天天康复的时候，父亲的情况却一天比一天糟糕。一个月左右时，遵照医嘱已经能够勉强下地行走锻炼，慢慢地父亲说他疼得厉害他下不了地了，我把这情况反馈给兄弟姊妹或他们前去看望亲自听父亲这样说时，大家由于对父亲的成见而对他说的情况表示怀疑，认为即便心脏血管的“桥”没如愿搭好也不至于时间越长越下不了地，有人私下说父亲就是生怕没人心疼他而总爱把自己的病说得严重，为的是让人时时惦记着他，有人干脆说还是为了要钱，你想嘛，要是能下地行走生活基本能自理了，咋还有理由叫大家兑钱再多雇保姆咋能帮小老婆养娘家人和让她多攒钱呢？
这里有必要交代的是，父亲手术后一直低烧不退。我们曾问过医生，医生解释说是身体里有炎症，说输的水里就有消炎的药，后来说长期用消炎药对身体也不好，通知叫出院时就不再输水了。回家养病的一个多月里，又输了几次消炎药，但体温总是偏高。人都说久病成医，不管医生是怎样解释和别人是怎样认为的，父亲本人一直怀疑自己的身体里存在和正在发生着很大的病变，所以，在距动手术三个来月的时候，父亲还是坚持着又住进了医院。
按照父亲的意思，他是还要去给他动手术的那家医院，他说一定要那个北京专家来给他一个解释。我们都劝他不要再去怄这个气，因为那专家到下面来都是利用星期天，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很可能是利用休息时间下来干私活的。我们也曾向胡主任索要过他的联系电话，胡主任是怎么也不肯给。现在他工作留下的隐患自然应该由胡主任辈来解决，可眼见他们并没有解决的能力，加之责任问题，他们唯恐推脱不掉又如何会积极采取补救措施？而且我们分析，怎么能补救？终不成再次把胸腔打开？父亲说打开就打开，反正他们不把我弄好不行！我们说若再打开的话，父亲您可能就不再会有机会找他们辩理和他们生气了，我们惹不起躲得起，干脆不理他们去中心医院吧。手术不是中心医院做的，该院在诊断和治疗时起码不会有故意掩盖以前错误的顾忌，而且中心医院的资质比他们也高，病若能治他们一定会给治好的。
到中心医院不久，胸部缝合部位从里面开始化脓，不是全线溃烂，而是这里鼓起一个包，把脓抽掉治好平复后另一个地方又鼓起来。父亲身体的持续低烧原来就是这里在作祟。在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内，胸部伤口几乎反复了两遍才重新愈合，愈合是愈合了，外貌酷似核桃皮样的疤痕像是已长结实，但低烧仍然不退。
医生说，这已是骨髓炎了。
骨髓炎？太可怕了，不至于吧？
怎么不至于？听说因父亲的骨质疏松，胸部缝合前为了使胸骨卡紧，他们在中间填充了好多人造的什么东西，那东西能不带有细菌？后来又溃了一遍脓，那炎不是就深入到骨髓里面去了吗？
输了那么多的血，那些血都合格吗？没得败血症没得艾滋病就不错了！
医盲们自然又是按照自己的推理将胡主任辈庸医痛骂了一遍又一遍，将固执己见不听儿女们劝阻的父亲埋怨了一通，将无名的牢骚发泄了无数，当父亲问：我的病怎么办呢？大家是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谁也说不出办法。
我要出去，到北京或上海去治，我不能躺在这里等死。父亲说。
自从父亲提出要去北京、上海治病，别的姊妹还敢去看他，因为他们对父亲的要求爱莫能助是显而易见的，父亲一点也不怪罪，我和蓝峰就不行了，我们是吓得轻易不敢与他照面了。因为我们明白，父亲这个难题是出给他这个在他们单位有那么一点小小权力的女婿的。
蓝峰一反他温文尔雅的常态，对我直言不讳地牢骚说，他想上美国去治都行，让他直接给单位说去，单位同意他去他若也有钱他情去了，可别想叫我去说和叫我替他借钱，我是张不开口！单位连老干部在内，全部员工每个月的医疗费是十二万，他一个人除做手术时花的十来万外，现在每月都在一万以上，上下虽有怨言但他是老干部，有病又是实情谁也奈何不得，可要说去北京去上海，骨髓炎又不是短时间能治好可能是一辈子都治不好的比较难缠的病，怕的是他一去就回不来，在那些地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花着也是松松的，单位上千号人谁敢开这个口子？即使同意去也是不肯借支钱的……
第四十一章 无奈的选择（2）
“不管他！他有能力想上天都行！我们是没力量支持他，你也不用说这些丧帮子话。”我不等蓝峰说完就打断了他，我实在为父亲的事感到很懊恼。
我觉得有与父亲坦白地谈一谈的必要，所以就在又一次他召我去商量他的治病事宜、问我为什么不见蓝峰来看他的时候，我对他说，伯，蓝峰不是不来，是不敢来，因为他知道你并不想他，你想的是要他拿出你下一步治病的方案，他确实拿不出办法，他不敢保证不惹你生气，因为您想去北京治病而他却不能保证单位里能支付出您的开支，单位里拿不出钱我们自己又支撑不起，所以……父亲不等我说完就摆了摆手，痛苦地闭上了双眼。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着说了下去，我说，伯呀，一个农民的父亲病了，这个农民儿子把父亲送进乡镇级医院救治，大家伙都认为他尽了做儿子的心意；一个一般干部病了，能在县一级医院治疗，也就说得过去；依您老的资格，有病能保证在地市级最权威的医院治疗，单位已经是尽到了责任，至于到北京去到上海去，单位就是不支持也无可厚非，终不能谁有病都要到首都去，如果谁都要到首都去，那国家领导人有了病怎么办？去英国去美国去周游世界才算国家尽了心？生老病死本是自然规律，历史上那么多皇帝，当代那么多伟人，他们有多么好的医疗条件，不是照样……
还没等我说出：不是照样逃脱不了死亡这几个字，父亲他猛地伸手朝我头上挥了一下，吓得我猝不及防地向后打了个趔趄。他并没有大吼一声赶我“滚！”而是剧烈地咳起来，大概是剧烈的咳嗽震动着了胸部没长牢的伤口，疼得他双手捂着胸部，身子扭成麻花，脸痛苦得几乎变了形。
一种罪恶感顿时从我心中升起，我的心里像撞倒了五味瓶不知究竟，在邹霞慌乱地为他端水喂药和软语宽慰的时候，我悄悄离开了。
第四十二章 最后时日（1）
父亲的送老寿衣，早在八年前就做好了，那是在母亲害重病的时候，那还是大嫂李菊花的手艺。我那时想，父亲身材高大，万一有个好歹怕一时买不到合身的，就在为母亲做时顺便给他也做了一套。人都说贴身的衬衣用柞蚕丝好，用柞蚕丝裹身不散骨尘，虽说现在时兴火化，但子孙们还是要用柞蚕丝做贴身穿的衬衣以表孝心。做好拿回来后，不会说话的母亲见了高兴地用手抚摩了好一会儿，我以为也会得到父亲的夸奖，谁知父亲听说也有他的一套后非常生气，把它看做孩子们等着他早早死去的证据。等母亲去世后那东西干脆就不见了，谁也不敢问他把它弄到了那里。以后的这些年，因为他身体总有病，孩子们去探望时又没有什么话好说，他总是没事找事地安排他的后事，譬如要节俭，不要给单位找麻烦，不要开追悼会，要善待邹霞，等等，但就是没提过送老衣的事。有一次我看他情绪好，就开玩笑地问他那套送老衣的下落，他正笑着的脸马上就阴沉下来，没好气地说：烧了！他做手术前我又问邹霞，邹霞说她与父亲结婚后就没见过家中有什么送老衣，我便确信父亲是把它烧了，因为他曾焚烧过我母亲生前的一些旧衣物。由于怕父亲手术有什么不测，在术前我私下里已吩咐二弟夏用他开布匹门市部剩下的蓝毛尼料子给父亲定做了一件父亲喜欢穿的考究的长大衣，想着即便有个好歹，有了这一大件就不致太慌乱。
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