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为人-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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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得了这种欺侮！便和警察吵了起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发火，气愤得直发抖，大有要拼命的意思。几年之后，他看到一个警察训斥一位骑车带孩子的妇女，等耀武扬威的警察罚了对方钱把妇女打发走了以后，他把车摇过去，心平气和地对警察说：如果你自己的妻子每天必须要带着你的孩子送幼儿园的话，你又会怎么想？大家活着都不容易，应该心怀善意。
他变了，变得平和了，变得洒脱了，变得宽容了。丁玲曾经邀请他和几个青年作家到家里座谈，由于对名人的敬，也由于对名人的畏，他拒绝了。后来，丁玲的秘书张凤珠同志又一次去邀请，他才答应去。过了没多久，丁玲去世了，他用一张白纸写了挽词来表示自己对这位文坛前辈的悼念。他对我说：年龄可以是一堵墙，但墙可以有门和窗。一个人，不管有什么样的政治见解和文学主张，只要是真诚的，是自己的，她（他）的死都是一座纪念碑。
以前，有人为什么事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竭力用自己的观点去说服别人。比如对爱情的看法。他认为爱情的标准应该是或者一百分，或者零分，对于除此以外的其他恋爱观念他总是很不以为然。现在，他的思想方法改变了，他认为任何观念都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重要的是要符合双方的意志，强加是最最错误的。所以现在有人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引导别人弄清楚双方的意愿。似乎这很现代，可他自己却仍然传统。强烈的怀旧情绪、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很难使人和他的经历联系起来。小学校的一棵白杨树，一个扎着翘翘辫总是和他争第一的小姑娘，使童年的回忆罩上了一圈儿玫瑰色的光环。为此，他常常摇着车到他母校的门口去转转；吹糖人的小贩使他对奶奶的怀念变得那么真切、那么温暖。为此，他追上去买两个，像是完成了一个宿愿；除夕夜，从“小板凳、摆一排”唱到“让我们荡起双桨”，从《三套车》唱到《走西口》，唱出了他三十多年歪歪斜斜的脚印和颠簸的车辙……在这往昔的回味中，他舔干净自己的伤口，丢下了许多委屈和怨恨，但却不曾忘记如何去同情、如何去爱。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日，一清早他就到了我家，神情显得特别沉重，他只说了两个字“噩耗”，然后拿出刚刚收到的西藏青年女作家龚巧明遇难身亡的讣告。我们都被这意外的消息惊呆了，谁也说不出一句话。长时间的沉默。他说：“错了，全错了！死的应该是我，而不是她！”龚巧明是我有生以来最尊敬的女性，一九七九年我们认识时，她还是四川大学的学生，已经有了个五岁的女儿。她的小说《思念你，桦林》表现了一位女性作家的细腻、柔美，就像她的人一样，晶莹、洁白、高贵，她执着追求的人生哲学深深地影响着我，她待人热情、善良、真诚的态度极大地改变了我。时至今日，我仍然感到，如果我在生活中忽略了这些影响，我将无颜面对亡友的在天之灵。也许，这就是人之所以需要朋友的真正意义吧？巧明和铁生认识是在她去了西藏以后，她送给他一把漂亮的藏刀，现在还端放在他的书柜里。就在那年初春，她来北京出差，还请郑义、铁生、我和我爱人在东兴楼吃饭，半年以后，却无端地死于车祸。据她的姐姐说，她的遗体葬在拉萨的公墓，她上小学的女儿小妮子在葬礼上焚烧了一封长长的信……现在，当我写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就像发生在昨天，她仍然穿着那件橘红色的滑雪衫，站在西藏晶莹的雪地里，高原的太阳照着她，她微笑着通过山口向人们走来……我没想到，巧明的死会如此震撼铁生，他和我们一起，摇到团结湖通知北岛，又摇到戏剧学院通知万之。他嘱咐我，一定要尽快发一封唁电，嘱咐我一定要尽快把这个消息告诉郑万隆和李陀。一直到分手他仍然一遍又一遍地说：“她有爱人有女儿，死的不应该是她，而应该是我。”我相信，不是他要这样说，而是他想不到可以不这样说。如果他的死能使巧明起死回生的话，他是绝不会犹豫的。
如果你不光是读过他的作品，不光是仅仅见过他一面，而是同他交谈、交往，那么他给你留下的这些交叉、矛盾、模糊的印象，就会被他具有的吸引力糅合在一起。不只是他的喜怒哀乐，就连他不管春夏秋冬总是喝凉开水的习惯，都是他个性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他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人的假象。
小伙子们到他那儿谈球赛、谈长跑；姑娘们到他那儿去谈失恋的痛苦、谈对爱情的渴望；母校清华附中的女生去向他讨教人生、北京四中的男生去向他学习写作；老同学生了孩子让他给取名字、年轻朋友找了对象请他给当参谋；王安忆给他寄来了手织毛衣；内蒙皮鞋厂为他特制了棉靴……
是怕他孤独吗？是。也不是。更多的时候是感到孤独的时候都愿意到他那里去聊聊。这些年，每当我有什么烦恼时，已经习惯于先去找他一吐为快。并不是他能提供解除烦恼的妙方，而是你不用为自己的软弱或尴尬的处境而难为情，他绝不因自己的不幸而蔑视别人的不幸。他给予别人的，不是枯燥的说教，说几句迎合口味的话更不是他所擅长的，他给予的——至少，给予我的，总是他最宝贵的财富——对人生的苦苦思索。这是他能够写，而且写得好的依据。然而，他不像许多人那样，把自己的发现埋在心里，不告诉别人，生怕别人“偷”去。情感——欢乐也好，痛苦也罢，是任何旁人所无法取代的，分享或分担都极其有限，充其量是到他那里去说、去哭、去笑。这就够了。我们常说，人生充满爱，然而当我们扪心自问，你有多少时候、给过别人多少爱的时候，你才会懂得，能够耐心地倾听，陪着你哭陪着你笑的朋友具有怎样的意义。
也许有人认为，他活着，而且快乐，是因为写作，因为写作的成功。我认为这话只对了一半。的确，他一直在写，用心血而不是用墨水在写。他希望自己写得尽量好，但并不奢求百发百中。在他看来，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是允许发而不中的，否则就成了神枪手而不是艺术家。事实上，有些作品，他自己和读者都并非满意。他写作的速度很慢，一个短篇有时得写几个月，一个句子不满意，他能翻来覆去修改一天，写了上万字的稿子，只要不满意，撕了他也不觉得可惜。他坐在轮椅上、躺在床上欣赏聚在他周围的人的怪癖，观察人们情绪的起落，从别人无意识的谈话中搜集素材，他的许多构思都是想了几年而不是听任一时的灵感。
我的朋友史铁生３
我从未看到过一个知名作家面对崇拜者，尤其是面对真诚的赞扬，会显得那么不知所措；也从未听说过一个在文坛上被承认的青年面对新闻界会显得那么踌躇不安。一九八五年初，《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奖，全国数十家报刊、电视台的记者、编辑蜂拥到他家，把他“围困”起来。他是又怕、又烦、又愁。我们在一起商量“突围”的办法。我建议他白天到朋友家去躲躲，但都因为房门太窄手摇车进不去、房间太小轮椅转不了弯儿、或楼梯太高上下不方便而告吹。无奈，在冬天最冷的日子里，他只好全副武装，到地坛公园去“逃难”。好像是故意捉弄他，他躲了，倒没有一个人来访，他一在家，来访者又连续不断。在那段时间里，我甚至都恨起了我的同行。
他院子的门上贴着“敬告来宾”的字条，内容大意是：史铁生愿与各界新老朋友交往，但精力有限，不按规定时间来访者，恕不开门。他的房门上贴着“来客须知”的字条，内容是这样的：“史铁生不接受任何记者、报告文学作者的采访；史铁生一听有人管他叫老师就睡觉；史铁生目前健康状况极糟，谈话时间一长就气短，一气短就发烧、失眠，一发烧、失眠就离死不远；史铁生还想多活几年，看看共产主义的好日子。”有一段时间，他的轮椅上、写字台上、书柜上贴满了这类字条。
这是一个知名者的故作姿态、故弄玄虚、以奇取胜吗？其实，他只有在人后写条贴条的勇气，在现实生活中，他常常因为不会说“不”字而痛苦。对于健康人来说，换个环境，一走了之是再容易不过了，可对于他却有许多解释不清的困难：常人无法理解，他无处也无法逃避，因而无权选择来访者，个人意志受到侵害时的沮丧；常人无法理解，当他把极为有限的精力投入创作时，陌生人却要无端地夺去他的时间——他的生命时的恼怒。他说，有时候听见敲门他就害怕，看见来人他就想哭。这是怎样一种让人无可奈何的局面！他怕记者采访，因为他相信盖棺定论，一个人活着让别人对他评头品足，是非常令人难堪的；他怕编辑组稿，因为他不愿使写作成为“还债”。去年（一九八七年）夏天的酷暑使他彻夜难眠，让向他约稿的编辑部租间有空调的房子躲几天，并非不可能，但是他说，我不能为几天的舒服把自己卖了，我宁愿热，宁愿热得写不了，也绝不受那份罪。
有一次聚会是难忘的。聚会的理由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相邀的有力雄、潘婧、陈志伟和他怀着身孕的妻子。那是八五年初春，为了能把这些人装进我家的小屋，前一天还特意拆了炉子。大家聚在一起各自谈了许多趣闻轶事。当然，席间最中心的话题是谈吃。羊肉片的价格蹿着往上涨，使这几个酷爱吃涮羊肉的大为惊慌。对于涨价，铁生的哲学是，如果不打算“戒”掉，最好抓紧吃，否则明年还涨。然而抓紧吃需要钱，大家七嘴八舌不知是谁提出要搞点儿“涮羊肉文学”，也就是不费脑子、又容易来钱，来了钱不干别的，专门吃涮羊肉的那种通俗小说、电视剧本什么的。我们谈得很细，不光谈了怎么写，还谈了怎么“卖”，然后是怎么吃。如果把那天说的写出来，可能会是一篇不错的黑色幽默，可惜那点儿素材都让大伙儿当下酒菜吃了。酒喝了不少，饺子也吃了许多，午餐结束了，大家仍然谈兴未减，话题转到写作、往事、社会，最后谈到人生。尽管我仍然记得那一次谈话的调子，但具体内容却忘掉了不少，可有一点我却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铁生爱吃爆肚，我家又离北京最有名的“爆肚王”很近，他便把他的观点命名为“爆肚主义”。他说，只要是喜欢，吃爆肚和登珠穆朗玛峰给予人的享受是一样的，尽管在别人看来登山很苦很危险，就像不喜欢吃爆肚的人认为那很膻很脏一样，对于本人却是一种享受。之所以说登山并不比吃爆肚更为高尚，是因为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某种满足——英雄欲和食欲的满足，这种满足使人愉快，这种愉快正是人类所共同追求的自我实现。运用什么方式达到自我满足的目的固然有审美趣味、价值观念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只有在特定的社会范畴里才具有道德的意义，而就人的意义来讲，任何选择都应该受到尊重，因为事实上它们是同等的。
我不知道我的记忆力和理解力是否可靠，这样来表述他的观点是否准确，但我总也忘不了他的形象。为了寻找合适的措词，他会突然把谈话的对方甩在一边，不是仰头看着天花板，就是低头在轮椅的胶皮轱辘上蹭那半支熄灭了的香烟，眼里充满了紧张、急切的神情，等他考虑成熟寻找到了合适的词句，足以击败对方时，马上变得兴致勃勃，就像一个顽皮的男孩儿找到了自己心爱的玩具手枪，得意地玩味着自己的发现。天已经黑了，大家争论的声音很大，我直怕骚扰同院的邻居，一再要求他们把声音放低，却全然无效，直到每人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小豆粥，才把大家那口干舌燥的嘴堵上。
我之所以描述那次聚会，是因为那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至少，它使我进一步了解了他对人生的看法。他本人不是一个“爆肚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登山的英雄主义者，写作才是他得以自我满足的手段。但他的自我满足不是成功的喜悦，而是寻找的喜悦，用他的话来说，写作是为活着寻找理由。重要的是“找”，而不在乎是否找得到或找到的是什么。事实上，对于他来说，成功的喜悦和付出的艰辛相比，前者是那么微不足道，以至于当成功的现实摆在面前时，竟无暇去品味其中的快乐，更多的是为它带来的干扰而烦恼。
所以，确切地说，他活着，而且快乐，是因为他在写，而不是因为他写得成功。就像他在爱，在恨，在悲伤，在欢乐一样，他在用笔完成生命的过程。
也许有人说，他活着，而且坚强，是因为他悟出了佛性、禅性。
一九七二年，他从延安回北京治病，走着住进友谊医院，一年后被抬着回到家里，一个刚二十一岁的小伙子，从此永远失去了行走的自由。“我为什么活着？”他一次又一次问自己。然而，一个人在那样悲怆、迷惘的情况下，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对这样一个简单而又深奥的问题做出解释的。对于一般人来说，使人觉得值得活下去的理由是极其有限的，对于他来说就更加微乎其微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想到死，想到解脱。《人间》那篇散文写了亲人和朋友的爱如何温暖了他，把他挽留在人间。但人毕竟不是为他人而活，别人可以安慰你，帮助你，但没人可以替你忍受任何一点儿心灵和肉体的折磨。他必须为自己寻找到能够说服自己活下去的理由。
那么，他找到了吗？我说不好。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能够找出合理而又永恒的答案。我只知道，他从来没敢放弃，也没敢放松过寻找的努力。
一九八五年夏季的一天，正是吃晚饭的时候，他来到我家，丈夫背他进屋坐在专为他准备的躺椅里，一贯食欲极佳的他不吃不喝，连西瓜都难以下咽。我家那窄小而昏暗的小屋，以往盛得下他那么多欢笑，那么多诙谐，那么多神奇幻想，那么多连珠妙语，那天却盛不下他那么沉重而又深刻的痛苦和悲哀；我自以为得意的烹调手艺，常使他一饱口福、尽兴而归，这次却无法弥补他对人生无限遗憾和茫然于一隅。见他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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