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浮沉-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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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我又联系上ANDREY，他依然坚持他的观点，说我与这个事没有关系，应该放我们，他要与工厂老总直接对话谈判。黑脸警官征求领导的意见是，付款后放人，称我们涉嫌犯罪。意见这么不合，也就只好就此罢了。
我又给送回看守所。
一进门，他们都惊奇地看着我。
“我们还以为你回北京了。”小丁说。
“在饭店里给国外打电话，催款。”我说。
“外商同意付款吗？”
“不同意，他与公安局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你应该没有事的，中间人是不会有事的。”小何说，别看他年轻，但思想很老成。
“但愿吧。”
“在饭店里吃什么了？”小丁又问。
“吃了盒饭，你们这里的香肠挺好吃的。”
“算你说对了，这是我们这里的特产。”小何说。
他们很羡慕我，因为我在外面吃了肉和在看守所里吃不着的东西。
第十一章
又回到号子里的生活。
我计算着家里人应该收到我的信，如果他们能够按照我的想法去做，我将摆脱很多的问题，即便我被刑拘，但我出来后仍然可以继续做我的生意，客人不会丢掉。可是阿红能否收到我的信呢？这现在还是一个疑问。
号子里，小黑在律师接见时不知是怎么带进一盒烟和打火机，所以这些烟民们又开始骚动起来。我反正不吸烟，无法体会他们的痛苦和吸到烟后的快感。看守所规定，在号子里是禁止吸烟的。因此他们非常小心谨慎，不能让干部看到。特别是每半个月查号子时，如果被发现，那么连管号子的干部都要受到罚款。他们一个个地躲到厕所蹲着抽，表面上看好像是在上厕所。小丁作为老大先抽几口，然后小黑等等。但终有一天吸烟的问题出了格。一天傍晚，我们都吃完了饭，大家正在闲聊时，认识新货的一个外劳，突然从窗上扔下一盒烟和打火机，可是也就是在这同时对面的窗子前出现了张医生的身影。
“你们在干什么？”张医生实际上已感觉到什么。
“报告张医生，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小何因家里的原因与干部都很熟。
当晚没有发生什么事，大家还庆幸躲过一劫。没呈想，第二天的早上，李干部就怒气冲冲地从前面挨个审问。小黑先出去，然后是小丁，这种错位非常明显。我也被叫出去，但我是近视眼，的确是看不清的。
“你们谁和外劳串在一起，让外劳向号子里扔烟，必须自己主动讲出来，李干部还可以给你一个机会，否则那你就看着，我怎么去做。”李干部在问完之后，也许没有问出什么结果。但小黑进来后，总是说责任问题应该谁承担的问题。小丁把打火机交了出来。其实这些都是变相的认可。
“我让外劳一个个从窗前过，你们每个人都看一下，到底是哪个人扔的烟。”李干部拉开门又对我们说。
外劳一个个地走过去，然后李干部一个个地提审。
门再次打开，李干部站在门口：“我已经调查清楚，你们是哪个做的事，说不说。”他的话是严厉的。
我们笔直地坐在那里，没有人说话。
“王新，是不是你？”李干部直接点名。
王新，就是新来的，站起来，“不是。”
“你还说慌。”李干部非常生气。
“不，不是。”王新的防线彻底攻破了。
李干部上前给了王新一把掌，我从未看过李干部如此生气。
“你去擦地擦厕所。”李干部连打带罚。
从此，王新就不得不开始擦地和擦厕所。这是干部的指令，王新也无法怪罪号子里的人们。那个外劳也要闷号子了，就是要回到号子里。
小黑跟王新说：“你不能怪罪我们，我们并不想让你擦地擦厕所，这是干部的要求，你应该明白。”
风波暂时平静下来。不知道李干部是否要被罚款。我们不希望他为我们的错误去被罚款。一切又这么正常地进行着。
小于开庭了，但判决书还未拿到，他回来后估计是两年左右。因此他赶紧给家里写信，看看是否能托人办一下外劳。在看守所里干些活儿，总比到农场去好得多。号子里，小何的上诉已有了结果，给他减了半年，这还是家里人花了不少钱呢，他父亲也在给他办外劳，希望宝贝儿子留在身边，否则就得送到合肥少管所，小何他自己也在这两个选择中忧郁徘徊。小蔡被检察院带出去提审，让他马步蹲裆蹲着，着实给他蹲惨了，可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小丁的案子，刚收到律师委托书，可是他们没有人请律师，他自己更没有钱请律师。小黑他们的案子是，第一被告由于被判死刑而上诉，并等着最高人民法院的复核。小黑他们两个死缓不敢上诉，害怕检察院抗诉，加刑的话，就是面临着死亡。
月头一号，按照看守所的规定给加餐，就是改善伙食，这是我赶上的第一次。红烧肉，对我们在里面几乎吃不上荤的来讲，把这一时刻当成每个月最开心的，过去吃不了这么多的肉，现在是一看见就想吃，而且不顾肥肉和瘦肉。他们老饿的原因就是吃不到荤的，其实都饱了，还觉得饿。
另外就是大便成问题，新进来的竟然有一个月才大便的，我是三天后大便的，像小周那样一周后来大便的是非常正常的。
可喜的是小于和小何可以得到家里人的接见，这在号子里也是从感情上非常激动的时候，作为我们见不到家里人的，只能在号子等待他们回来后带一些家里给买的吃的，如鸡蛋，肉，等等，能不能吃到，还得看老大的脸色。
小黑是干部指定的老大，而小丁是号子里认定的老大，两个老大，弄得我们干活的不知道向谁请示呢？两个老大互相推，事情就不好做了。我建议小黑，号子里不能这样，反正小丁还有几个星期就开庭了，小黑就只好当了老大。他的性格太随意，故过去的一些规矩开始发生变化，有的人开始偷懒。
小蔡提出能不能不再洗碗，这时他家里给他送了几百块钱，所以小黑他们对他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最后经过权衡和考虑，让小蔡打饭。洗碗的工作就让周密承担下来。小丁对小蔡不感冒，总是挑剔小蔡的问题，一天晚上，小丁鼓动周密在铺被子时不给小蔡位置，我不清楚他们事先的动作，就对周密说：“我应该睡在哪里？”
周密不说话，脸憋得通红。
“你们是什么意思，至少给我一个位置吧。”我不会骂人，但说话的口气很强硬。
“你去跟老大说去。”周密推托道。
我又对小黑讲，我的位置在哪里。
小黑一看我有些急，就起来查看此事，重新又安排了铺位，把周密骂了一顿。小蔡获救了，和我又睡在一个被子里，否则他就要抱着自己薄薄的被子去盖，根本无法抗拒早来的寒冬。
第二天，开风时，周密悄悄地向我解释昨天发生的事：“北京人，昨天你让我怎么办，老大怎么说，我只能怎么办，你说不是吗？”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天气也在作怪，今年冬季气温很低，在这里是百年不遇的事，以往气温在零度为最低限，可是今年的一开始，温度已经降到零度，风场上的水池冻起冰。小丁今天心情特别好，看到这么冷，就提议每个人去外面洗澡，我负责给他们打水，冷水一盆一盆地从头浇到身上，身上顿时飘起了热气，除了我之外，每个人都脱掉衣服瑟瑟发抖地冲出去，大声的叫骂声，让人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刺激性，洗完后大家好像心情都好了许多。
小丁看我还穿着单袜子，就从他的衣服包里拿出一双旧袜子，“你穿吧，这样暖和些。”
“好吧，谢谢。”我从来不爱向人借东西，这次没了办法，我只穿丝袜实在是太冷。
吃完晚饭，天早就黑暗下来。外劳将窗户关上，但实际上也没有太大的用处，因为是纱窗，根本无法挡遇风寒。黑白电视开了，每天我们都跟小孩似的，津津有味地看着动画片《孙悟空》，每到片头曲开始和片尾曲唱起来时，整个号子都唱了起来，这歌声带着回音，仿佛整个看守所都振动起来。我突然被这样的情景感染了，此时此刻没有人再想到家里人，大家的精神都集中在小小的十七英吋的黑白电视上。每天只有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点高兴点。我躺在用我自己的体温捂热的被窝里，久久地不能入睡，也许我太多愁善感了。
第十二章
我已经刑拘三十五天，从道理上讲我应该有个结果，果然今天就又提审我。我没有看到老邢，但在提审室我隐约听到他在隔壁与警官争辩着什么。这回提审我的不是黑脸警官，而是与他共同办理此案的欧阳警官，他很清瘦，从没有看见他穿过警服，总是笔挺的西装，什么牌子，我没有仔细探讨。他的旁边坐着一个白净脸的年轻人，身着一件呢子大衣，在他旁边站着一个年龄大的人，一看是从北方来的，衣着不象这里人们的穿戴。
“坐下吧。”欧阳警官指了一下椅子。
我坐下，但这个屋子特别的冷，我不知道是由于心里紧张激动还是由于天气冷的原因，我抖个不停，我强压着，极力想保持心里的平静，但是反而越抖越厉害。
“你是不是冷？这是你家里带来的衣服，穿着点。”他指了指放在椅子旁边的一包衣服。
我打开一看，果真是阿红给我准备出来的，可惜的是我喜爱的防寒服上的拉链和四件扣全部给揪掉。我穿上防寒服，似乎好一些。
“这是你家里请的律师，这次是非正式会见，不能谈案情。”欧阳警官严肃地说。
我与律师握了握手，看到从北京来的人，我内心有一种无比的激动之感，眼眶里一下子噙满泪水，我强忍着不让它掉下来。
“我家里情况好吗？我爱人好吗？”我有些乞求地问。
“家里没事，你爱人他们也很好。”律师回答。“家里托我们给你带来衣服和五佰元钱，你知道你家里很困难，所以你要省吃俭用。”律师的一番话，像一只钢针猛然刺痛我的心。
“我们是你家里请的律师，以后我们将为你进行刑事诉讼辩护。”他例行公事地说，并将律师证拿出来让我看。
“谢谢。”我谢什么，不知道。
“好了，就这样。你们可以走了。”欧阳警官将律师与我的谈话中止。
律师走了，带走了我的希望，带给我的是痛苦。
“我们今天提审你，是向你正式宣布，站起来，晓升，你因涉嫌诈骗罪被检察院批准逮捕，请签字。”欧阳警官平静而威严地向我宣读了逮捕令。
“我没有罪。我不能签字。”我怒火冲天。
“你要注意你的态度，必须要端正。”他严厉地说。
“我不签。”我依然拒绝。
这时，律师又折回头来，与警官说几句话。我征询律师的意见。他劝慰道：“签字是没事的，并不能证明你有罪，只是证明你收到它。”
听了他的话，我最终决定签字。欧阳警官让律师签个字，给我家里带回去，律师坚持注明是“辩护人。”欧阳警官为之冷笑一下，对我说：“你看，你请的律师都不肯写上律师。”
我没有回答，也许在中国，律师的概念分得很清楚，“辩护人”是广义的，而“律师”则是狭义的。
“现在我们开始提审。”欧阳警官严肃说。“姓名？”
“晓升。”
“年龄？”
“三十八岁。”
“家庭住址？”
我还是背了一遍身份证上的地址。
“工作单位？”
“北京吉丝制衣有限公司。”
“婚姻状况？”
“离异。”
“因什么进来？”我觉得这是明知故问。
“所谓涉嫌诈骗。”
“请你讲一下事情的经过。”
“我以前都交代了，没有必要再重复。”我不软不硬地回了一句。
“以前交代是以前的事，我提审你，你就得重新讲一下。有没有必要是我们的事。”他有些不高兴地回了我。
我又将那个事情的过程简要地叙述一番。
我看到他根本没有记录这一叙述。
“继续说。”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你们认为还有没有交代的，你们就提示我好了。”
“你态度不端正。”
我没有与他争辩。
“你到工厂时，你对工厂的人讲了些什么？”
“你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
“你想一下回答就是。”
“大概就是谈到信用证的事，我讲万一信用证的客人检验证条款有问题，货权在手上，这样也不会有损失的。”
“国外是什么时候与工厂签的合同？”
“在四月份，价格条款是FOＢ离岸价。”
“信用证是什么时候开出的？”
“大概在六月份。由于信用证开来后，信用证上的价格条款和合同规定的不同，后来又征求买卖双方的同意后重新修改了合同。”
“但从合同上看日期是四月份的。”
“您可以看一下传真机显示的时间。”果然是六月份的日期。
“合同上你做了修改吗？”旁边的年轻人提问。
“由于信用证是从香港开除，开证人与合同的买方不同，所以为保险起见，我在征得工厂的同意后在合同上加入第一买方和第二买方，从而使合同完善起来。”
“你这是擅自更改合同。”年轻人又说。
“我所修改的合同全部由工厂同意的，并非我擅自更改合同。再说，我这样作对工厂是有好处的，否则出了问题，工厂都不知道向谁追索。”
“你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呢？香港公司不同意付款。”
“它想回避法律地位是不行的。”
“香港公司回复讲，他们只是负责开证，其它法律责任不承担。而且他们讲他们并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