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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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极为分明，戴凤翔所代表的不仅是他自己。要求罢免海瑞的奏流继续送达御前。支部根据各种参劾的奏流提出意见，说南直隶巡抚海瑞实为“志大才疏”，应该调任闲曹。这情形是如此微妙，一年之前没有人敢于非议这位朝廷上最正直的忠臣，一年之后他却成了众矢之的；一年之前文渊阁和吏部还因为海瑞的抗议，对他另眼相看，一年之后他们却建议皇帝让他去重新担任不负实际责任的官职。愤愤不平的海瑞终于在1570年春天被迫辞职回乡，在提出辞职的奏疏中，他痛斥“举朝之土，皆妇人也”。这种一概骂倒的猖厥之气，使他在文官集团中失去了普遍的同情。
两年之后，万历皇帝登极，张居正出任首辅。这位文渊阁的首脑和海瑞一样，尊重法纪而讨厌苏松地区的地主。由此，海瑞曾经和张居正作过接触，希望他主持公道。张居正给他的复信中说：
“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声钧轴，得参与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议，有深愧焉。”这种以委婉的语句阳作同情、阴为责备的修辞方式，正是我们的文人所擅长的技巧。张居正认为海瑞轻率躁进而拒绝援之以手，使海瑞赋闲家后达15年之久，一直要到1585年，他才‘被重新起用为南京右金都御史。
对于张居正，批评者认为他尖刻、矫饰而自奉奢侈；对于海瑞，则称之为奇特、怪僻而执拗。批评者没有看到他们那种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即希望寻找出一种适当的方式，使帝国能纳入他们所设计的政治规范之内。尤其重要的是，如果张居正的措施多少带有变法的意味，那么海瑞的做法却是力图恢复供武皇帝拟定的制度，这些看来似乎是古怪的政令都有成宪和理论的依据。
洪武皇帝两百年以前创建本朝，并确立了整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其主要的着眼点在于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当时全国的文官仅有8000人。所有办理文读和事务的技术人员称之为“史’，和文盲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如经谓之分明。官可以罚降为吏，吏却很少能上升为官。这些吏的新给极为微薄，仅足以供一家糊口。
即使对于官员，立法上的限制也十分严格。比如有一条最为奇特的规定是，所有的官员如果未经一定的手续批准，则不能越出城门一步，违者以扰民论，按律处死。他们和百姓接触的方式是派皂隶票传当事人前来官衙，三传不到，才能下令拘捕。洪武皇帝还亲自著成一本名为《大法》的小册子，通过具体的案例以阐述他实行严刑峻法的原因。百姓中每家每户都必需置备一册，如果遭受官府欺压而沉冤不能昭雪，有必要叩降鸣冤，这本《大浩》可以代替通行证。
农村的组织方式是以每一乡村为单位，构成一个近于自治的集团，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定订立自己的乡组一村内设“申明亭”和“摆善条’各一座，前者为村中替老仲裁产业、婚姻、争斗等纠纷的场所，后者则用以表杨村民中为人所钦佩的善行。一年两度，在阴历的正月和十月，各村都要举行全体村民大宴，名曰“乡饮”。在分配饮食之前，与会者必须恭听年高德助者的训辞和选读的朝廷法令，主持者在这一场合还要申饬行为不检的村民。如果此人既无改悔的决心而又规避不到，那就要被大众称为“顽民”，并呈请政府把他充军到边疆。
在为全国农村规划这样一张蓝图的同时，洪武皇帝又连兴大狱，打击官僚、纪绑、地方等高级人士，从朝廷内的高级官员直到民间的殷实富户，株连极广。据有的历史学家估计，因之丧生者有逾十万。没收了案犯的家产并把其中的土地重新分配，加上建国以来大批的移民龙田开荒，就使全国成了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1397年，据户部统计，全国仍能保有田产700亩以上的地主计有14341户。他们的名单被备案呈报御前，洪武皇帝批难他们保持自己的产业，但同时加之以很多服役的义务，件使其家产不致无限地扩大。
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对本朝今后的历史，影响至为深远。其最显著的后果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售”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在财政制度上，政府规定了按面积征收田赋，除浙西（当时的浙西包括今日的苏南）而外，其他地区的税率都比较低。征收不分贫富，其限制富户的办法即上述的服役。这种服役名目繁多，而且按累进税的原则分派，即家室愈是殷富，其负担也愈是繁重。比如各地驿站所需的马匹、船轿和饮食，完全出自大户供给，一年中的供应量又没有限额，旅行的官员越多，他们的负担也越重。
地方支出中数字最难固定的项目，即来往官员的旅费。这笔费用既由各大户分摊，所以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其财政开支大都根据固定的数字。同时又因为开支涉及的范围很小，多数地区均可自给自足。其有特殊情况不能自给的，按规定应由距离最近而有赢余的地区直接补贴。这种地方自给的财政制度推行到这样的程度，即在洪武末年5000名金吾卫军士的军饷不是由国库支出，而是指定应天府内5000个纳税人把他们应交的税米直接送到这5000名军士的家里。这种以赢补亏而不由上级机关总揽收支以节约交通、通讯、簿记、仓库管理等各项后勤支出的财政制度贯彻于本朝的始终。全国满布着无数的短途运输线，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到后来税收已由实物折为现银。这种原始的方式也由于积重难返，而且中级机构又缺乏组织，而无法完全改变。
显而易见，这种财政制度的弊病在于缺乏弹性，不能适应环境而调整。各府县的税率、税额长期凝固，即使耕地的收获量增加，其利益也为业主和高利贷者分润，于国库则无所研益。在传统经济中的主要成分农业的税收情形尚且如此，对视为本生的工商业，自然也是照此办的。
造成这种财政经济上凝固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持文官制度的统一和协调。各个地方官既已根据洪武皇帝所制定的原则，以农村的简朴为行政的着眼点，那么少数文官想要刺激较为活跃的经济部门例如商业，或者是想改革供应制度以总收专发，保持收入和支出的合理弹性，则势必在整个文官集团中另起炉灶，培养一批技术人员。其甄别，训练，管理，考核，升洲也都要和一般行政人员不同。这样，势必演变而为两套不同的法令和两个不同的组织。而在事实上，文官集团只能有一种传统的性格，而由于这个集团是本朝实际上的统治者，它就必然会以自己的性格作为标榜，而资成全社会向它看齐。俭朴本来是一种美德，然而在这种条件下提倡俭朴，充其量也不外是一种手段，意在使行政问题简化，以适应政府本身的低能。
现在又要回到海瑞。他把洪武皇帝提倡的原则奉为金科玉律，不准民间制造奢侈品，诸如怎靖凌云、宛红撒金纸、斗糖斗缠、大定胜饼桌席等等，都在严禁之列。他一意重农，力追往古，强调“两汉力田孝弟并科之意，隆礼相爱，惟上意向，唯民趋之，一归本业，力返真纯”。希冀以个人的力量，领导社会回复到历史上和理想中的单纯。但是他和洪武皇帝都没有想到，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政府的绝大部分收入出自农民，而在海瑞出任巡抚的时候，大部分农民又都身受高利贷的压迫和威胁。政府缺乏资金，农民无法从政府机构获得低利率的贷款。当时民间的借贷机构是当铺，明喷款利率之高自不待言；即便是亲戚邻右的贷款，也决不会温情脉脉地降低利率。既然如此，政府所规定的限制高利贷的条文就只能是一纸空文。
自洪武开国到海瑞出任巡抚，其间已历200年。很多的变化已经在这200年间发生。当年送达御前以备御览的14000多家富户，已经为新的富户所代替。这些新兴的富户，绝大多数属于官僚、土绅或在学生员而得以享受“优免”，不再承担“役”的责任。政府中的吏员，也越来越多地获得了上下其手的机会。因为全国的现金和实物不是总收集发，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会计制度加以考察，从间隙中漏出来的钱物就落于这些人的手里。更为重要的是，文官集团已经成熟。洪武时代的8000官员，现在已经扩大为两万人。当年不准下乡的禁令早已废止，但事实上他们也极少再有下乡的需要，因为很多的人对民生疾苦早已视而不见，而是更多地关心于保持职位以取得合法与非法的收入。
然则像大地主徐阶那样无限地扩充家产，巧取豪夺，则不能不与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发生冲突。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激起民愤，威胁了整个的官僚政治。无论出于阴还是出于阳，文官集团都不能允许他如是地独占利益，为所欲为。案情一经揭发公开，立即为全部舆论所不容，而使徐阶失去了防御的能力。文官们可以用皇帝和法律的名义加给他以种种罪名，使他无法置辩。他在海瑞罢官之后仍然遭到清算。他家里的全部土地最后据说落实为6万亩，全部被没收。他的一个大儿子远戍边省，两个小儿子降为庶民。如果不是张居正的援手，徐阶本人都会难于幸免。
然而对于农民的剥削，绝非限于这种突出的案件。剥削是一种社会现象，绵延数千载，代代相传，在当日则为文官集团家庭经济的基础。官僚家庭用做官的收入放债买田，为构成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家的没落和贫家的兴起，其间的盛衰迭代，消替流转乃是常见的现象。但这种个别成员之间的转变无碍于整个阶级的面貌，社会依然稳定地保持着剥削和被剥削这两个集团。海瑞的干预土地所有权，其伦理上的根据和法律上的是非姑且置之不论，只说他以个人的力量，只凭以不怕死的个谏得来的声名作为资本，而要使整个社会机器停止转动，也就无怪乎不能避免“志大才疏”的评语了。
使这位好心的巡抚所更加无法理解的，则是农村的信用贷款不能合理解决的症结。我们的帝国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这两个问题不解决，高利贷就无法避免。
币制的问题肇始于两百年前。开国之初，洪武皇帝下令发行的大明宝钞，既不能兑现，也不能用以交纳田赋。其发行的方式也不是通过商业机构，而是通过发放官俸、赏赐官军和赈济灾民等方式流通于社会。而且，最根本的问题是在这种通行票据发放的时候，政府并没有任何准备金。如果这种发行货币的办法能够成功，那确乎是重新分配财富的最简便的办法了。然而事实上其中的奥妙在一开始就被识破，虽然政府严令禁止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治以重罪，民间却置若罔闻。宝钞在最初就没有能按照面额使用，数十年后即等于废纸。
洪武即位以后，政府曾经铸造过洪武通宝钢钱。由于铜钱使用不便，洪武八年乃发行宝钞作为法币。这一生财之道既经开辟，政府就不再愿意继续铸钱，以免和法币发生竞争。其后由于形格势禁，再度感到铸钱的必要，但许多问题又随之而产电官方没有充分的现金收入，只能少量鼓铸，而所铸成的铜钱又有欠美观和整饬，其后果就只能为私铸大开方便之门。各种杂有铅锡、形制滥恶的劣质铜钱充斥于人民的经济生活之中，用者怨声载道，有些人就拒绝使用。这种情形造成了通货紧缩，致使商业萧条，失业者不断增加。面对这一严重的社会危机，政府不得不承认失败。于是无需鼓铸的碎银乃不可遏止地成为公私交易中通用的货币。
碎银通货君临于全国人民的经济生活之中，其“政绩’赫然也不能完美无缺。首先，碎银没有足够数量的铜币作为辅助，零售业极受限制。其次，这种货币既非政府的财政机构所统一发行，主管当局就无法作必要的调节，以伸缩全国货币的流通量。更为普遍的情况乃是一般富裕的家庭如不放债买田，必将金银埋于地下，或是制成金银器皿首饰（其方便之处，乃是随时可以复原为货币）。可是这种趋势，必更促使通货紧缩，使农民借款更加不易。以上种种因素刺激了高利贷者的活跃，而追本溯源，却依然要归之于政府的无能。好心的巡抚想要用一时的政治力量去解决这些财政和经济政策上的问题，无疑是舍本逐末，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
如果存在有效的商业法律，在信用贷款中还可以使用商业票据，以补足货币的流通量。但是本朝法律的重点在于对农民的治理，是以很少有涉及商业的条文。合资贸易、违背契约、负债、破产等等，都被看成私人之间的事情而与公众福利无关。立法精神既然如此，法律中对于这一方面的规定自然会出现很大的趋漏，因而不可避免地使商业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本朝的官僚政治把这种情形视为当然。因为立国以来的财政制度规定了财政收入由低级单位侧面收受为原则，无需乎商业机构来作技术上的辅助。地方官所关心的是他们的考成，而考成的主要标准乃是田赋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