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受暴 口述实录-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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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打酣，我打电话给翁新平的妹妹，他妹妹来了一看我的样儿，跳着脚哭：“天哪，怎么烫成这样呀！”他妹妹叫不醒他，打电话给他妹夫，妹夫来了，拿笤把子把翁新平的被子挑了，他说：“翁新平，你赶快起来，快送小向去医院。”
到医院，人家要15000元，我只有500元，3天就回来了，没钱了。翁新平该玩还是玩，不管我。我妈、我妹妹来伺候我。回来还是不能睡，我妹妹找收废品的要了点泡沫，给我支了一个像温室一样的架子。在家10天，烂了10天，满屋子都是臭味，浑身肿。我妹妹又去借钱，送我到消防医院，进去先消炎，6天后才开始剪皮，一天剪一小块，剪了11天，才把臭了的肉剪完。上午剪完，下午没钱了，没药了，只好又回家。翁新平被他妹妹骂着来医院看我一次，来了还找医生的麻烦，第二次都没去，他在菜市场打麻将给人家打破了头，缝了15针，他家的人还以为是我们家干的呢。回到家又继续烂，妹妹拿万花油给我擦，我妈给找了个乡下医生，也不行，妹妹弄点消炎药给我打针，越打越厉害，整个人都肿了。后来医生说，如果是开水泼的，烫的是表面一层，我是被开水浇的，里面深层的肉都熟了。到了6月，烂得厉害，里面生了蛆，又疼又痒，难受得我满屋子跑，因为没有表皮，身上的水像山洪暴发一样，全部流下来了，流得满地都是。人肉烂起来好臭啊，人来看我都用手捂着鼻子。好多人看见我都哭了，男的也哭，他们10块、20块的给我，让我吃个药。我爸一个月才二三百块钱，要养一家人，根本没有治病的钱。我妈我爸急得哭，他们说：“我们陪着你到火车站去讨钱吧，看你烂成这样，人家会给你的。”我说，我又不能晒太阳，都是要死的人了，还再去受那个罪。我想，跳楼死了算了，几次想死，城里也不像乡下有个水塘什么的。我妹妹去找翁新平：“你快去找钱给我姐姐治手，要不她的手要割掉的。”翁说：“不关我的事，死就死了。”我爸妈打个的，把我送到居委会，居委会主任说：“你二老住在这里，可是你女儿不住在这里，我可不能处理这事。”我妈又打车去找我们住地的居委会，唐主任去找翁新平，唐主任回来说，翁新平对她也是说“不关他的事”。
我们只好打“110”了。派出所来人把他带走了，问他：“你是想给你老婆治病，还是想呆在这里？”翁新平说：“当然是治病。”他们又问我的意见，我说：“我就一个目的，叫他借钱给我治手，好了我再还。”他从派出所回来，打了个的送我去湘雅医院，半路上联系借钱，联系医生。到医院，医生一看挺厉害，一个医生拿双氧水给我冲，冲出来好多蛆，我妈说：“难怪她难受起来跑，像发了毒瘾一样。”医生说我需要植皮，但是没有那么多钱，治了一段时间，又把我拖回家，我妈请了个乡下医生，花了7000块钱，慢慢好起来。
是他自己做的事让他坐的牢
我提出来离婚，他不肯。别人有知道我的情况的给我妈说：“你可以找妇联，让你女儿把离婚报告交到妇联去。”我们说：“不知道妇联在哪儿呀。”后来找到市妇联，妇联刘主席问：“3月份烫的你，怎么现在才来呀？”她一看我的伤，说：“哎呀，怎么烫得这么严重，给你开个证明，你去做个伤情鉴定。”我说，不去了吧。她说：“你的伤这么严重，不做给你做不了主。”我只好去了。7月24号在湘雅医院做的鉴定，28号拿到了结果，鉴定书说我是8级伤残。鉴定拿了我就放在家里了，我老公看见了，还有两份离婚报告，一份给妇联的，一份给法院的。他骂我：“别人谁吃了饭没事做管你的闲事，马路上轧死人都不坐牢，我用开水烫自己老婆还有牢坐？”他又说：“你若是去离婚，我杀了你，杀了你全家。”本来我不想交这个报告了，就想算了，他这么一说，我又去交了，翁新平最后去坐牢，也是他把我逼的。8月8号妇联把鉴定交上去，8月15号上午，我去买豆腐，有个派出所的人问我：“你是向敏华？”我说：“是。”“翁新平呢？”“还睡呢。”“一会儿你到居委会来一趟。”我把豆腐送回家，翁新平还睡着，到居委会，他们说：“我们是公安局的，你的伤是你老公烫的？”我就一五一十地说给他们听。他们说：“你回去不要告诉你老公我们来找你谈话。明天我们到你家去，你想办法留他在家里。”
第二天，翁新平要到乡下去，原来有人劝他出去躲一躲，他看到我的报告在家里，就以为我没再去告，就不去躲了。这一天是有事要到乡下去。早上起来，我问他：“你吃饭不？”我想拖延时间。他说：“吃。”我就去给他做饭，菜炒好了，我妹妹来了，说：“姐，下面有公安局的人。”我就催他快吃饭，怕公安局的人来了他吃不上。碗刚端在手上，公安局的人进来了，把逮捕证给他看。他说：“为什么抓我，我又没犯法。”居委会、妇联、办事处的人都说我：“上回110把你老公抓走，你又把他搞回来，这一回不要再去搞他了。”翁新平不承认他有错，他说法医鉴定是假的。说了几个烫我的理由，一会说是他没吃饱饭，又说是我做了丑事他才烫，又说烫我是为我好，他要让我做贤妻良母。我说你们随便哪一个去打听，我每天从早到晚做事情，他妈瘫痪，大小便失禁，4个媳妇只有我一个人伺候，他妈所有的衣服都是我洗，还要怎么贤妻良母？翁新平又不承认是他烫的，一会说是我自己碰掉了壶，人家说，自己碰的应该是烫着腿或者脚，不会烫到肩或者后背。一会儿又说是两个人抱在一起打碰倒了壶，人家说，那应该两个人都有伤，为什么你没有伤。又说是我自己伸手打壶，把壶打侧了水流出来了。就说是我自己打的，只能烫前面，不能后背上全是。反正他说的理由都和伤情不一致，法院没有听信他的，他到现在还说是我冤枉了他，公检法全冤枉了他，回来要报复我。
11月16号，区法院第一次开庭，11月25号第二次开庭。这期间就找我那个帮工小黄作证人。公安局四处找小黄，找到他之后，录了他的证词，他就是把那一天看到的情况说了一下，他说，他把我扶起来后，翁新平还把壶里剩下的开水浇在我腿上，这是他亲眼看到的。法院判了翁新平5年有期徒刑。
把他抓起来时，他家人都不理他，他让队长给我打电话，还是我送衣服给他。往监狱送时他们家人都来了，他大哥说了一句话：“小向，我看了电视，知道你说的是真言。我妈在世时就说，她不在了让我看住三伢子，不然小向要吃亏。我们也不能总看着他，他去坐牢我不怪你。”但是他们几兄妹还是有想法的，他妹妹就认为我不该让他去坐牢，离婚可以，他们同意离婚。他们认为是我说了很多的坏话才让他坐的牢。我说，不是我说他坏话，是翁新平自己做的事让他坐的牢。我这后半辈子就是残废人了，以前都是别人上门请我去做事，现在去找人家人家都不要了。去年还是有人请，一个月给800块钱，但我不敢去，怕拿了人家的钱做不好事。中午餐馆客人多，出菜要快，慢了客人不满意，我的手臂举不起来，炒菜不行了。翁新平的事上了电视，我原来在五里排的老板娘看了电视跑到我家哭了一场，她也说让我回去做，我说不行，我做不好，你再请个人不合算，我要为人家着想。现在我在这一家做，就是收收碗，洗洗碗，开始说一个月给我300块钱，不管吃。我跟老板说，我给你打个商量，让我的孩子在这里吃饭，我不要你的钱。人家答应了。现在妇联和居委会给我和儿子申请了最低生活保障金，两个人有360元，供孩子上学，我吃药。可是儿子学习不好，他说，他的爸爸在监狱里，同学们瞧不起他，他老不愿去上学，前几天老师还叫我到学校去谈话。
翁新平被抓起来后，我申请离婚，法院判离，孩子判给了我，房子也判给了我。他到监狱之后，我收到了他7封信，每一封信都是让我给他寄吃的，要花生米，要油炸辣子，要我去超市给他买腊肠，要我给他送衣服、送鞋，他好像不在乎我已经和他离婚，还认为我是他妻子。我给他寄过几次。
再有3年他的刑期满，他就要出来了，别人说，他出狱后没地方住，还是得回来。如果他说这里有他儿子，要来住，我也没办法。再说，他也真是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他肯定还是回这里来，我不知道到时候我该怎么办。
附
他为什么对妻子下毒手
叙述人翁新平，男访谈人范爱莲张捷明
访谈时间2002年3月10日
访谈地点湖南茶陵监狱录音整理范爱莲
文稿编辑宋美娅
问：在长沙我们见到了你的前妻向敏华，听说了你和她的事情，也看到了法院做出的刑事判决书，现在我们来到这里就是想对你进行访谈，请你从头给我们讲讲。翁：我叫翁新平，是湖南长沙人，1957年出生，我的父母都是工人，建国初期我父亲就患了肺病，不能做事，我家的经济很困难。记得那一年我8岁读书上一年级，家里连学费都交不起，我妈妈又生病住院动手术，是单位给出的钱。我上二年级的时候全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乱了起来。就这样我就没有读书了，所以我的实际文化水平是连小学毕业也没有。我是家里的老二，我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一个弟弟。1971年我就参加了工作，当了林业工人。开始我的工作的积极性很高，头一个月单位发给了15元钱的生活费，第二年又给长了点儿钱，发给了21块钱，第三年又给长了一点儿，发给了29块钱。1973年我又做了建筑工人，一次干活，我从四楼掉了下来，受伤了，手骨都摔断了，就在家休息。伤好后，因为原来的工作做不了了，我就找原来的区委的同志，他们就把我分到电器开关厂，搞了食堂的炊事员工作。后来，有些干部把那个厂子搞垮了，我也就失业了。我就到我们芙蓉区办的集贸市场上租了一个摊位，卖起了水产，就是卖鱼，干起了个体。
在农贸市场最早我还卖过水果。1985年的时候我认识了向敏华，当时她是在一个饭馆里给人家打工。我们俩人的老家都是在湖南常德，我当时看她个子不大，人很勤奋，有时我们坐在一起谈谈，我发现她人不错，我想我找对象也是要找勤奋的。认识了几年以后，我们就结婚了。后来就生了一个儿子，一家子就喜欢的很。我们结婚的时候她还是农村户口，婚后我们就打些短工维持生活。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打架是去她老家常德谋生时，那里有一个供销社的房子要出租，我们就租了那儿的房子，做起了饭馆生意。在开小饭馆时，也存在了不少的矛盾，我们当时跟供销社的人签合同租房子，后来和我们签合同的那个人调走了，供销社的人就不按合同办事了，就对我们不利了。在这时，向敏华就很生气，就怨我了，当时我也很生气，她埋怨我说我不该签这个合同。当时想着去她老家谋生是她提出来的，她老家还有个弟弟，我就去看了。经过一个月的调查，认为还行，可是因为没有开过饭馆，也没有经验，就把合同签了。开始头一个月生意还可以，马马虎虎，后来就不行了。有时我把饭卖的便宜了，比如说该卖8毛钱，我卖成了5毛钱，她就不同意了，我一急就骂她。她还有一种想法，认为我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认为我去了那里后就不爱她了。我当时有一部买菜用的小三轮车，有个妇女总搭我的车，她知道了，说我们有男女关系，这样我们就开始吵架。我就动手打了她，她也还手，她当然打不过我的。我们就是这样每天瞎吵架，每天动手打架。这就是我们婚后发生的第一次大的矛盾，也是我第一次动手打她。后来她就回长沙了，那时我妈妈还在世，她就带着孩子向婆婆告状，她跟我妈妈的关系还可以。我继续在常德经营那个小饭馆，她走了之后，我那个小饭馆又开始有了好转，保持了营业额没有亏损。一个月后，她又回来了，我妈妈劝了劝她，儿子就由我妈妈给带着。后来生意不好，我们就不干了，我们在那里总共干了有一年。我们又回到了长沙，我就又干起了水产买卖。后来我妈妈生病了，没有治好就去世了。我的父母去世后，我们就住在父母留下的房子里，房子总共有60多个平方，这时我们就在家里做盒饭，拉出去卖，又请了一个帮工。问：你认为向敏华怎么样？
翁：她人挺能干的，也很勤劳。后来我们的生活就有了好转，也开始置办了一些电器，买了彩电、冰箱，还安装了一部电话。这些钱都是我们干活挣的，那时长沙的经济发展得很快，我们每天早上都要进300斤的货物，每天早上3点起床开始干活。可是有次我干完活回来，发现她在家没有干活，在跟别人说话，我就很生气，就动手打她。她讲我经常打她、骂她，她很怕我。其实我这个人心里也很苦，我打她骂她都是有原因的，我认为她比我读的书多，有文化有见识，比我懂道理，但我做的事也没有越轨的事，都是为了这个家好。包括开这个小饭馆，也是我的老妹，她在商场做服装生意，对我说：“那里的人要吃家里做的饭，你们就给他们做吧。”之后我们每个月就给他们做盒饭。生意很好，他们都喜欢吃，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会做，不用请师傅。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经常打架。比如我买菜回来晚了，她就说我，我买的东西多了，她也说，我的心里就烦了，就动手打了她的嘴巴，我嫌她的嘴巴像老太婆一样啰嗦唠叨。
问：你们有没有闹过离婚？翁：有过一次。向敏华对妇联对政府都讲我虐待她，讲我一无是处，我个人认为我是脾气暴躁。反正我们在此之前也闹过一次离婚，那时是在我母亲去世时，我小孩七八岁了，她总是对我不放心，我就跟她急了。我写了离婚报告书，交给了办事处，我就出门干我自己的活儿了。她一气之下就跑回了娘家，孩子我只好交给我哥哥他们帮我带。后来我才知道，她不愿意离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