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学的智慧-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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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舜统管各个部门，根据每个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责任；汉高祖刘邦讲论功臣，对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人的才干各有不同的说法。何况一般人不能和这些人相比，怎么可以求全责备呢？
根据人的个性及其相应的长处和短处，刘邵的《人物志》大略概括如下：
性格刚正、志向高远的人，不善于做细致琐碎的事情，所以应当用全面的观点看待这种人——既要看到他志趣恢宏远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在处理琐碎小事时容易犯粗心大意的错；严厉亢奋的人，不会灵活处事，这种人在法理方面可以做到有理有据，正直公平，说到变通可能就会变得暴躁而不通情理；宽容迟缓的人，往往不讲办事效率，至于说到仁义，其为人则宏大周全而宽厚文雅，但对时势则不能迅速准确地把握；好奇求异的人，放纵不羁，追求新奇，运用权谋、诡计则卓异出众，以清静无为之道来考究，这种人往往违背常规而不近人情。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即帝王统治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实行王道德化的统治，适合于全局性、长远性的治理，用来处理具体事务就显得迂阔；讲究权谋的统治，适合于扶危救难，在安定太平的时局下就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匡正时弊的统治，适合于纠正奢侈坠落的风气，靠它来治理已经病入膏盲的国家只会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统治，适用于纠正朝廷里的邪恶势力，靠它来治理中央机关之外的不正之风就容易失去民众；威猛暴烈的统治，适合于讨伐内乱，靠它来管理和平时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太残暴了；注重技能的统治，宜于发展经济、富国强民，用来解决贫穷衰弱，只能劳民伤财，给民众增加困苦。
以上种种，都是针对某种流弊而采取的一时之计，对治理天下都不是长远的方略。同理，在用人方面也是同一个道理。
从前，商朝贤相伊尹在大兴土木的时候，用膂力强健的人来背土，独眼人来推车，驼背的人来涂抹，各人做其适宜做的事，从而使每个人的特点都得到了充分发挥。春秋时，管仲在向齐桓公推荐人才的时候说：“对各种进退有序的朝班礼仪，我不如阴朋，请让他来作大行吧；开荒种地，充分发挥地利，发展农业，我不如宁戚，请让他来作司田吧；吸引人才，能使三军将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让他来作大司马吧；处理案件，秉公执法，不滥杀无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如宾肯元，请让他来作大理（即法官）吧；敢于犯颜直谏，不畏权贵，尽职尽忠，以死抗争，我不如东郭牙，请让他来作大谏吧。你若想富国强兵，那么，有这五个人就够了。若想成就霸业，那就得靠我管仲了。”
张良的师父黄石公说：“起用有智谋、有勇气、贪财、愚钝的人，使智者争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志，使贪者发财，使愚者勇于牺牲。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性情来使用他们，这就是用兵时最微妙的权谋。”
《淮南子》里这样说：“天下的东西没有毒过附子这种草药的，但是高明的医生却把它收藏起来，这是因为它有独特的药用价值。麋鹿上山的时候，善于奔驰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时候，牧童也能追得上。这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中，任何方面的才能都会存在长短不同的现象，比如胡人骑马方便，越人乘船方便，形式和种类虽然都不同，但彼此都觉得很方便，然而一旦换过来去做，就显得很荒谬了。”
基于这一道理，魏武帝曹操下诏说：“有进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进取心。陈平有什么忠厚的品德？苏秦何曾守过信义？可是，陈平却奠定了汉王朝的基业，苏秦却拯救了弱小的燕国，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发挥了各自的特长。”曹操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他的用人观可以总结为：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
由此看来，如果当年刘邦让韩信当谋士，让叔孙通去打仗，让于公去游说，让陆贾去办案，谁也不会创立先前那样的功勋，也就不有今天这样的美名。所以，“任长”这一原则，做帝王的不能不仔细研究。
魏时桓范说：“帝王用人的原则是审时度势，合理使用人才。打天下的时候，以任用懂得军事战略的人为先；天下安定之后，以任用忠臣义士为主。晋文公姬重耳先是遵照舅舅子犯的计谋行事，而后在夺取政权时又因雍季的忠言奖赏了他。汉高祖刘邦采用陈平的智谋，临终时把巩固政权的重任托付给了周勃。”
古语说：“和平时期，品德高尚的人职位应该高；战乱发生的时候，战功多的人应该得到重赏。”诸葛亮说：“老子善于养性，但不善于解救危难；商鞅善于法治，但不善于施行道德教化；苏秦、张仪善于游说，但不能靠他们缔结盟约；白起善于攻城掠地，但不善于团结民众；伍子胥善于图谋敌国，但不善于保全自己的性命；尾生能守信，但不能应变；秦朝方士王嘉善于知遇明主，但不能让他来侍奉昏君；许子将善于评论别人的优劣好坏，但不能靠他来笼络人才。”诸葛亮所做的这些总结，就是用人的艺术。
一般用人，常常不能突破道德的屏障，因为这一标准有它的合理之处，无论怎么说，品德总是用人的第一标准。但是，“第一”并不是一切。如果是唯品德论，而看不到人的其它长处，或者是选拔任用了有德而无才的人，对任何一项事业都是有害的。正是针对这种传统的偏颇，曹操矫枉过正，提出了“唯才是举”的主张。虽然这个主张有些偏激，但却极有启发性。
《帝王学》的作者赵蕤引用了曹操的话说：“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他这番话意思是说，苏秦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先是到秦国游说秦惠王，出谋划策让他去统一天下；当他游说失败后，又转而到秦国的敌人那一方去游说——先是去燕国说服燕文侯，继而又说服了赵、齐、韩、魏、楚等国，身挂六国相印。像这种两头卖好的人，可说是没有“笃行”的无德之人。但是，他却可以使六国联合起来对抗强秦，六国也的确平安了数年。燕王如果不首先任用苏秦，那么弱小的燕国恐怕早就成了秦王案板上的鱼肉了。
还有陈平，他年轻的时候便是个游手好闲的人，甚至连老婆都讨不到，据说他甚至还有与嫂子通奸、收受贿赂的劣迹。当时正逢乱世，他先投奔项羽，项羽很器重他，他后来官至都尉。再后来，他又因与刘邦作战失败，怕被项羽杀掉而投奔了刘邦。可见，他也是一个没有“笃行”的无德之人。难能可贵的是，刘邦并没有因此而小看陈平，相反却比项羽还重用他。在后来的楚汉战争中，刘邦的许多奇谋妙计都出自陈平，并且在刘邦死后，陈平协助周勃诛灭诸吕，进一步巩固了汉王朝的基业。可以说，在用人这一点上，人没有好坏，只有短长。正如黄石公所说的那样，如果用得适当，连贪图小利的小人也可能很好地发挥出他的作用。
孟尝君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孟尝君田文在齐国的时候，养士三千，什么样的人他都愿意招徕，曾有门客对他这种做法表示反对，责怪他说他不该什么人都收留。不过孟尝君并没有听这个门客的，依然我行我素。等到孟尝君被困秦国，在他试图逃出城的时候，他的门客中有善于学狗钻墙洞的，这个人钻出墙外，偷到了通行证；还有一个门客善于学鸡鸣的，他居然引得全城的鸡都开始鸣叫，使得守城士兵稀里糊涂地打开了城门。最终，在这个节骨眼上，孟尝君靠着“鸡鸣狗盗”的人才逃过一劫。所以说，在善于使用人才的领导中，谁更会使用看上去不是“人才”或者是“一无所长”的人，谁就可以做到更胜一筹，“泰山不择细壤，故能成其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火眼金睛鉴英才
人与人是不同的，德有高下，性有贤愚。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之大，足以成为人与动物的首要区别——我们从来无法从动物中找到差异像人与人之间那么大的，这是大自然的道理。那么，在芸芸众生中，何为圣人，何为智者，何为英雄，何为豪杰，何为儒、法、术、道吗？知道了各类人等的确切定义，做人才能知道自己该做一个怎样的人，管人才能知道管的是些什么样的人。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重大差异，所以帝王学才堪称一门高深的学问，管理人也成为世界上最难的事之一，没有一定经验积累和天赋的人，是做不了这样的工作的。
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国家成就一统天下之基业的资本，没有比辨别人才之高下，并量才使用这件事更重大的了。如果在这一点上做得成功，那身为帝王的人就能使自己既显得耳聪目明，日子又过得安闲自在。
孔子说：“人分五个层次：庸人、士人、君子、圣人、贤人。若能清清楚楚地分辨这五类人，那么长治久安的统治艺术就全明白了。”
那些被称作“庸人”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严肃慎重的信念，做事马马虎虎，有头无尾，为人处事从不善始善终，满口胡言，不三不四。其所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唯独没有品学兼优的高人。他们不是扎扎实实地安身立命，老老实实地做事做人，而是见小利忘大义，自己总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迷恋于声色犬马，随波逐流，自制力差，总是把持不住自己——总而言之，有诸如此类表现的，就是没出息的庸人。
那些被称作“士人”的，有信念，有原则，虽不能精通大道和人道的根本，但向来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虽不能把各种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必定有值得称道之处。因此，他不要求智慧有多少，但只要有一点，就务必要彻底明了；言语理论不求很多，但只要是他所主张的，就务必中肯简要；他所完成的事业不一定很多、很伟大，但每做一件事都务必要明白为什么。他的思想非常明确，言语扼要得当，做事有理有据，犹如人的形体一样和谐统一，这样的话，此人就是一个人格和思想非常完整、独立的知识分子，外在力量是很难改变他的。所以，一旦他富贵了，也看不出富贵的生活对他有何增益；如果他贫贱了，也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坏的影响——这就是士人，亦即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
“君子”的特征是说话一定诚实守信，心中对人不存忌恨。秉性仁义但从不向人炫耀，通情达理，明智豁达，但说话从不武断。他们行为一贯，守道不渝，自强不息。在别人看来，他们显得平平常常，坦坦然然，并无特别出众之处，然而真要在人生的境界上赶上他们，却很难做到。这才是真正的君子。
对于什么是君子，荀子的看法是：“君子可以做到被人尊重，但未必一定要让人尊重自己；可以做到被人相信，但未必一定要让人信任自己；可以做到被人重用，但未必一定要让人重用自己。所以君子以不修身为耻辱，不以被诬陷为耻辱；以不讲信义为耻辱，不以不被别人信任为耻辱；以无能为耻辱，不以不被任用为耻辱。不被荣誉所引诱，不因诽谤而怨恨，自然率性地做他自己的事，端方正直地约束自己，这就叫君子。”
“贤人”的主要特征是品德合于法度，行为合于规范，其言论足以被天下人奉为道德准则而不伤及自身，其德性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损伤事物的根本。他们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却看不到天下有积压的财物；他们好善乐施，普济天下，从而使民众没有什么疾病和贫困。这就是贤人。
而所谓“圣人”，则必须达到自身的品德与天地间的自然法则融为一体的境界，来无踪，去无影，变幻莫测，通达无阻。他们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变化运行，有如神明，芸芸众生永远不能明白他们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大，即使见到一点，也不能真正了解其德性的涯际在哪里。所以，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是圣人。这样的人，古往今来也只有那么几个。
道家的祖师庄周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分析宇宙的精灵——人，并也谈到过圣人的人格。庄子说：“刻意崇尚自己的德行，使自己显得超凡脱俗，高谈阔论，冷嘲热讽，凡此种种，都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清高脱俗而已。这都是山林隐士与愤世疾俗者的做法，这类人远离红尘，形容枯槁，可他们偏偏喜欢这样做；言必仁义忠信，行必恭俭退让，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标榜品行美好而已。这是天下太平时那些读书人好为人师的做法，有学问的和当老师的，都喜欢搞这一套；一开口就是如何如何立大功，建大名，以及怎样事君为臣、匡正朝野，这都是为追求如何治国济世而已。在朝廷里当官的，为尊君强国而奋斗的，开拓疆土、建功立业的，终生追求的就是这些；隐逸山泽，栖身旷野，钓鱼观花，只求无为自在而已。这是悠游江海之士，逃避现实、闲暇幽隐的人所喜好的。呼吸吐纳，做一些诸如‘黑熊吊颈’、‘飞鸟展翅’之类的肢体运动，只不过为了延年益寿而已。这是导引养生、修练气功者如彭祖一样高寿的人所喜好的；假如有人从来不刻意注重某方面的修养而人品自然高尚，不讲求仁义而道德自然美好，不求功名而天下自然大治，不处江海而无处不安适悠闲，不练气功而自然高寿，一无所有而又无所不有，恬淡无欲而众美会聚，这才是大地之大道，圣人之至德啊！”
人们常常说，某位英雄豪杰做了这样那样的事。但是，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英雄豪杰”呢？
汉代有本有名的专讲谋略的书，叫《玉钤经》（亦即《素书》），据说是张良的老师黄石公写的。这本书中对所谓的“英雄豪杰”有这样一个定义：“如果一个人的品德足以让远方的人慕名而来，如果他的信誉足以把形形色色的人凝聚在一起，如果他的见识足以照鉴古人的正误，如果他的才能足以冠绝当代，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作人中之‘英’；如果一个人的理论足以成为教育世人的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