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学的智慧-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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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隆庆皇帝统治期间，明朝的国势到达巅峰。

也许，乾隆帝和正德帝的区别仅在于，正德南巡的时候，百官谏止，大臣们以死相逼，搞得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区区一件南巡的“小事”就演变成皇帝和大臣争夺权力的政治斗争。那么，在乾隆统治的时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历史上，乾隆南巡的时候，朝廷内外的文武百官们（其实是“奴才”们）想的是怎么样争取做个皇帝南巡的随从，以接近皇上，讨得欢心，遑论进谏了。乾隆驾崩后，从他的儿子嘉庆皇帝起，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大清朝的国力可谓是江河日下，扼杀人才的制度使得整个神州大地呈现出一片“万马齐喑”的惨淡局面。坏制度的巨大负面力量不幸地得到了证明。

总之，由于制度的原因，明末在各项政治规定上已经接近于近代，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哪个朝代的皇帝的自由最后萎缩到那么小的范围，连立太子都身不由己，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到了满清时期，异族统治下皇权的畸形强大是中国在满清时代落后于世界的根本原因。乾隆皇帝在晚年对于他统治下的朝廷有个评价，就是“本朝无名臣”，他的意思是，朝廷能取得那么大的政绩，身为“十全老人”的他自然居功至伟，他手下的大臣不过是给他跑腿办事的。其实，清朝大臣的能力并不见得比以往的朝代差，但是由于体制不同，一旦“万马齐喑”的局面出现，那么有多少人才也都会被制度扼杀掉了。所以，作为现代的领导者，必须要注意审视、反思自己单位制度上存在的问题，否则，不仅招不来人才，即使人才来了，也会被浪费掉，最终导致本单位的事业与利益受损。　






　
领导要提高自身修养
三皇虽然没有传下修身治国的言论，但是他们潜移默化的仁德遍布四海，所以天下老百姓不知把功劳记在谁的名下。历史上称伏羲、女蜗、神农为“三皇”。“帝王”一词的内涵，就是依照自然的法则，有理论，有法规，因此天下太平。有了功劳，君臣谦让，他们的美德，无形中变成了老百姓的行动，百姓当然不明白其中的奥妙。所以古代的帝王使用群臣不需要那么多的礼仪法规、赏罚奖励就能使臣下和美而不互相伤害。

作为五帝之首的轩辕黄帝，依据阴阳四时制定历法，按照农时所宜播种，充分发挥心智、体力和视听功能，节约使用山林江河的资源，在位时有土德的瑞兆，所以号称“黄帝”。颛顼高阳做领袖时，保护资源，治理土地，依据天象制定历法，崇拜山川之神，并按其尊卑秩序制定礼仪，依四时五行之气教化民众，虔诚地祭祀天地之神、祖先之灵。凡天下之物，活动的禽兽，静止的草木，大到名山大川的神灵，小到丘陵坟茔的鬼魂，遍及日月所照之处，没有不归顺的。帝喾（kù）高辛当领袖时，取山川大地的财物节约使用，抚养教育万民，引导他们谋利益，按照日月的升降制定历法，认识到鬼神的玄妙而虔诚地祭祀，整个部落的景象显得肃穆兴旺，社会风气也显得高尚。帝尧为领袖时，仁德涵养有如天空一样广博，智慧像神明一样微妙，人民如葵花向日般地追随他，像禾苗企盼云雨一样仰望他。那时候的帝王，富有而不骄纵，高贵而不傲慢。虞舜为领袖时，多么微小的好人好事也都要表彰，多么隐蔽的坏人坏事也都要揭露，他运用自然的法则来惩恶扬善，群臣心悦诚服而后让他们遵守各种制度。

综观五帝的治国之道，都能善用无为而治的法则，并在运用中使之体现为最高的和谐，天下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实惠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行为合乎道义却好像生来就有这种修养。这就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之仁德的具体表现。

如果说五帝是以德治国，那么三王（夏禹、商汤和周文王）的治国之道就是征服人心了，这道理可以用两个人的话来证明：

韩信曾经说：“项羽所过之处，杀人放火，恣意残害生灵，老百姓不顺从他，就用暴力劫持。这是以势压人，名义上是称霸天下，实际上丧失了人心。他的所谓‘强大’是很容易衰弱的。”

诸葛亮在劝说孙权联刘（备）抗曹（操）的时候说：“荆州虽然在名义上归顺了曹操，实际上是迫于大军压境，并非心悦诚服。现在将军（孙权）只要命令猛将与刘豫州（刘备）同心协力，合力破操，一定能胜利。”由此言之，人心不服，敌人的攻势很容易被打破，所以说，王者之道，降心服志也。出色的领导，往往是杰出的“心理学大师”。

制定方针策略以防衰败，为政清明，国防巩固，然而并不发生战乱，天下太平，君不疑臣，臣不疑君，国家稳定，人主安祥，群臣遵循仁义的规范，进退有序，那样也可以达到美好而无患的大治景象。

上古有过三代明王，开创大业，文采风貌虽然不同，但盛世的美名却是一样的。夏代推崇忠实，忠实过头了就产生粗野的流弊，最好的补救办法是崇敬；殷商时代，对忠的流弊进行了改革修正，推崇敬鬼神，讲尊卑，可是崇敬的流弊是迷信，最好的补救办法是文明教育；周代的统治者为了矫正殷商六百年的动荡不安，大力提倡文治，然而文治也有弊端，那就是人们会变得太虚伪，于是又反回来提倡忠君爱国。夏商周三代就这样因循反复，就像火大了用水救、救灭再生火一样，绕了一个历史的大圈。因时制宜，救弊补偏，这就是三王的治国之术。

霸主的治国之术是以权势来驾驶，以信誉来团结，以赏罚来使用人才。不讲信用，人才就会疏远；赏罚制度毁坏，人才就会离去。

《左传》中记载：公元前633年，楚成王军队包围了宋国的都城。宋成公派使者去晋国告急。晋文公召集群臣商量。晋国的名将先轸说：“报恩、救难、立威、称霸，就看这一次了。”晋文公的舅父狐偃（字子犯）说：“楚国刚刚得到曹国，最近又从卫国娶妻。现在如举兵进攻曹、卫，楚必分兵援救，那么齐、宋就可以解围了。”

于是，晋国在被庐这个地方举行大规模阅兵，按大国编制组建三军。经过商量，任命大夫郤縠为元帅，统帅中军。

晋文公一回国就致力于训练民众。次年，文公想使用他们，子犯说：“晋国战乱多年，人民还不知道什么是义，还没有安居乐业。”于是，晋文公加强外交活动，护送周襄王回国复位。回国后他又积极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开始逐渐关心生产，安于生计。

不久，文公又想用兵，子犯又说：“民众还不知道什么是信，而且还没有向他们宣传信的作用。”于是晋文公又征伐了一个叫做“原”的小国，约定三天内攻不下来就撤兵。三日后，晋文公真的信守诺言，退兵三十里，向国内外证明他的诚实和信用。在这一系列行动的影响下，晋国的商人做生意不求暴利，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全国形成了普遍讲信誉的好风气。

于是，晋文公说：“现在总可以了吧？”子犯说：“人民还不知贵贱尊卑之礼，没有恭敬之心。”于是，文公用大规模的阅兵来表现礼仪之威严，设置执法官来管理官员。这样一来，人民开始习惯于服从命令，不再有疑虑。直到这时，晋文公才开始使用他们。城濮一战，迫使楚国撤兵谷邑，解了宋国之围，晋文公一战而称霸诸侯，这都是晋文公听从子犯的教导，善于用仁德教化的结果。这是五霸之主以仁德治国的一面。

所以说，治国的根本问题是怎样用刑法与仁德，正确的方针是二者都不偏废，相辅相成。天以阴阳二气构成一年四季，人以刑德二法构成治国之道，即便是圣人执政，也不可偏用其一。以这样的观点来看，运用仁德较多，刑法较少的是五帝，刑德并重的是三王，刑法较多、仁德较少的是五霸，而只用刑法暴力统治，从而导致国家二世而亡的，就是秦了。

按照这个标准，古代治理国家，其政制可分为三类，一是王者之政，靠的是人文教育；一是霸者之政，靠的是刑法的威力；再一个就是强权政治，靠的是暴力酷刑。总之，统治的规律是教育不起作用就用刑法强迫，刑法不起作用就用暴力镇压，暴力也不起作用就屠杀。到了最后这一步，就不为王者所赞同了。

所以，唐太宗时的名臣虞世南说：“从前秦始皇弃仁义而用暴力，虽然可以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然而坐天下就不行了。这就是运用刑法治国的弊端。”

有人问他：“你所说的五霸之道我已听明白了，敢问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都是崛起于乡间，平定了天下战乱，开创了帝王大业。刘邦豁达大度，刘秀谨慎细心，各擅其美，龙飞凤翔，所以能收拾残局，保护人才，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然而就其济世之大德，帝王之天威而比较，谁优谁劣呢？”

昔日汉室初兴，刘邦因残暴的秦王朝而起事，诛灭项羽，一统天下，光宗耀祖，功勋可比汤武，伟业流传子孙。他是帝王中的元勋，人君中的盛主啊！然而他的名声、品行毕竟不那么真正合乎道德，所以死了以后，果然让凶恶的吕后肆无忌惮地干尽残酷暴虐的坏事。他的爱妃戚夫人被砍去四肢，挖目薰耳，喂上哑药，扔在厕所中，称为“人彘”；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刘如意也被幽禁，最后遭到毒杀。刘邦死后，他的亲生骨肉连连遭受屠杀，吕氏家族独揽朝纲，国家政权几乎被吕氏篡夺。上述种种，难道不是刘邦缺乏深谋远虑的结果吗？

然而，刘邦手下的猛将谋臣都是古今少有的奇才，只因为他能选任、重用他们，听其言，观其行，所以才会统一天下，登上帝王的宝座。

汉世祖光武帝刘秀（高祖九世孙）继承了皇室家族的仁善德性，禀承了忠贞温和的纯正性格，遵循外修风度内修精神的要则，兼有儒家的美德和才华。聪睿豁达、博学多识、仁义智慧、开明宽容、慎重周密、乐施爱人，这些都构成了他的品道修养。他所处的时代，多灾多难，无法无天，正值皇家气数已尽、世道艰难之际。在这样的时局下，他有如一声春雷，声势雄壮地举兵起事，组织武装力量来抗击强暴势力，发动起义部队扫荡残军败将。他的大军还没有从南京出发，王莽已经被洛阳的乱兵杀死。像刘秀这样的人，心存安邦定国的大志，在胜券稳操以后才发动群众，计划谋略确定以后才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他每次进军都没有攻克不了的堡垒，发动每次战役时他的军队都没有临阵脱逃的士兵。他用宽厚仁慈之心来团结群众，以超常的德行使远方的人才慕名而来。因此，窦融闻听他的名声就如影随形般地追随他，马援第一次见面就赞叹他的英明。像虞舜一样，他有使九代人亲密和睦的声誉；像羲皇一样，他有高尚纯朴的品质。他谦虚地听取下属的意见，有如周公一样不辞劳苦地留心各种事务，像计时的仪表一样勤快。所以论功劳，他的业绩非同导常；论崇高，他的事迹不同凡响；论道德，从他身上找不出可挑剔的瑕疵；论品行，也没有不光彩的地方。刘秀所拥有的势力并不大，文武辅臣也并不强，但是他最终做到了一统天下，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让金石碑铭刻记他的光辉业绩，诗书文献记载他的伟大。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汉光武帝比汉高祖更伟大。

生活在东汉末年的史学家荀悦写道：“汉高祖刘邦出身于普通老百姓，持三尺剑而斩白蛇，历经百战，最后获取天下。他不是由舜尧那样的人禅让接位，也不是汤武所委任的那种高官，全凭自己奋斗，有如龙从云腾，虎挟风行，征乱伐暴，廓清天下，八年之间，海内平定，于是踏上了通天大道，登上了帝王宝座。自古以来，书籍所载，未曾有过。不是英雄豪杰，没有宽容圣明的谋略，非天命所授，神负扶助，哪能建立如此不朽的功勋？武王焚鱼敬受大命，高祖挥剑斩白蛇后，就有神女化作老妇，哭诉说赤帝杀了她的儿子，预兆天命的事物虽然不同，但其道理却是一样的。”《尚书》里也说：“上天的工作，要让人来代替完成。”《周易》里则说：“汤武革命，上顺天心，下合民意。”这里所讲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三国时的孔融说：“周武王从夏朝的开创者后稷到他那个时代，历时十五代，却只出现过白鱼跃入舟中、赤鸟落在屋上的瑞祥。至于汉高祖，只因一人修积仁德，瑞兆就有四五起。他挥剑斩白蛇，蛇母为之哭泣；两入长安，天上五星相聚。周武王伐纣时，杀了纣王，悬头示众；高祖进入秦都长安时，却赦免了二世的儿子子婴，并放了他。所以说，周武王在宽容大度方面也不如高祖。”

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说：“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刘邦的功臣有三杰——张良、萧何、韩信；刘秀的辅佐是二十八将——邓禹、关汉等，但二十八将怎能比得上三杰？然而刘邦的功臣在其强盛之际几乎都被诛灭了，刘秀对他的功臣却都给予了优厚的待遇，使他们安享荣华富贵。在这一点上，刘秀很值得称颂，而对这两个人取长补短地进行比较，还是次要的事情。”

这样来讲，汉高祖战胜秦国和项羽，开创汉朝基业，家族的地位和国策的创建，一直传了十多代，虽然没有走上王者之道，作为霸者的功德，也够伟大了。建立了东汉政权的刘秀也是趁绿林、赤眉农民起义的混乱局面登上帝王宝座的。刘秀在年轻的时候志向平平，看不出有什么惊人之处。他喜欢务农，性情温和。他二十五岁时才去游历长安，听说阴家有个名叫“丽华”的女子长得很漂亮，看到卫戍司令出行时声势显赫，就感慨地吟哦道：“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由此看来，他年轻时志向不过如此而已。

当了皇帝后，刘秀还是那样温和宽厚。即位不久，他衣锦还乡，同族的婶子大娘议论说，他刘秀什么都好，就是太温和了些。刘秀听了哈哈大笑，说：“吾治天下亦以柔道行之。”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他安抚战乱中流散的平民，废除擅杀奴仆不治罪的陈规，减刑轻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