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与我-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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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引人注意的可能是贺普利对巴恪思性情和人格的描写。他与特雷弗…罗珀所持的观点大相径庭，如果原因仅仅是因为贺普利曾见到过巴恪思，那么就值得深思了。他说巴恪思根本不是势利小人，他对贵族阶层相当“傲慢”，反而“和下层阶级的人能够迅速打成一片”。贺普利不否认巴恪思过分敏感，情绪无定，有他的缺点，但正是他内心的善让人们忘记他的缺点。埃蒙德爵士的“善良”，贺普利补充说，“正是他最大的魅力”。
在后记中，巴恪思也不像《北京隐士》中所描述的那样是顽固不化的“精神法西斯”。贺普利说巴恪思是他见过的最反英的英国人汉语学家司礼义神父（Paul Serruys）在致何大伟（David Helliwell）的信中（1986年12月1日），谈到巴恪思在姐妹会天主医院（Catholic Hospital of the Sisters）时，“不断抨击英国政府，以W。 丘吉尔为代表，他曾与其同窗。他们曾打过一架，丘吉尔把他击倒在地说道：“有一天我会成为首相！”司礼义认为，这听来“似乎只是一个老人的絮语”。，但他同时也说，“他不愿听到别人诋毁英国人”。他认为，巴恪思赞美日本礼仪，称颂“无敌的大德意志国”，这种亲轴心国姿态，可能是源于害怕日本占领军的报复。就我们对巴恪思的了解，这个解释很合理。当日本占领北京、纳粹肆虐欧洲时，巴恪思年事已高，身体病弱，作为敌国公民，本该被扣押，但日本人给了他特殊照顾，才得以幸免官方的说法是，他因老迈多病得到豁免，但据贺普利说，巴恪思称自己1920年之后被迫做日军的翻译。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无论是照他自己还是别人的说法，巴恪思是个胆小之人。灾难临头时，他多是临阵逃脱或称病躲避。
编者序（5）
《DM》中有一段隐晦的话，似乎是巴恪思祈祷厄运降临轴心集团：
或许，此语（幸运，不幸，幸运）指当前发生之事，否极泰来：塞翁失马，未尝非福，如谚语所说。
在另一处，作者谴责意大利法西斯摧毁了意大利的自然美，在这一点他提到义和团首领，将其比作纳粹地方头目高雷特（Gauleiter）。巴恪思显然对癫狂的民族主义者义和团并无好感，对于一个用词讲究的语言学者来说，做这样的类比应该不是无心。巴恪思的确曾随口抨击过犹太人，说英国国王的祖上有犹太裔，不过这事鲜为人知，他特别喜欢跟圆滚滚的犹太女人在一起。“可叹！”他感慨说，“政府就在这种人手里！”这样的批判虽然不逊，但在他那个时代却不罕闻。无论如何，像巴恪思这样后半生的四十五年远离故乡，和同胞完全隔离，他也很难对欧洲政治有多感兴趣。
在此讨论贺普利是否可信以及巴恪思的政治倾向，不过是为了说明，也许特雷弗…罗珀忽略了或者轻视了某些对己不利的证据。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DM》到底有多少价值？里面的故事到底有多少真实成分？巴恪思会不会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是清朝宫廷的常客、慈禧太后的情人？
故事是从“淑春堂”开始的，名字听起来有点嘲讽，这是北京中心区一个豪华的同性恋妓院。巴恪思在这里遇到载澜以及他最宠爱的男妓桂花。他目睹二人做了一系列性事，而后加入其中。第一章即充满了细致的性描写，显然可以看出巴恪思并不像特雷弗…罗珀所说的那样，是个“压抑的”同性恋。他对妓院的这一套进进出出（不知如何更好形容）了如指掌，并且饶有兴致地记录下来。
不知道为什么特雷弗…罗珀竟然会认为巴恪思压抑。他在牛津其间，整日和一干毫不避讳的同性恋作家及诗人来往。但特雷弗…罗珀说，巴恪思在《往日已逝》中所描述的他与这些人，包括奥布里·比尔兹利以及奥斯卡·王尔德的关系，不可能是真的。但他承认，G。 E。 莫里森博士说过，听闻巴恪思与王尔德丑闻有关。另外，特雷弗…罗珀在他1993年版的编后记里补充说，比尔兹利所主办的杂志《黄皮书》（The Yellow Book）的文学主编，曾有一封信提到巴恪思。
特雷弗…罗珀似乎无视这些证据，只是为了让我们相信，尽管巴恪思巧言令色，魅力无比，到底不可能跟整个英国最出类拔萃的同性恋全都上过床。理由？就是“因为他们中没有人公然谴责过他”。好像他们会这么做似的。
更有可能的是，巴恪思就像他自己常说的那样，是个性欲亢奋之人。我们有理由猜测，在“放纵的九十年代”，他从他的同侪、他的偶像——例如王尔德——身上看到一种崭新的、以前从未想象过的、公然的同性恋生活。而1895年，王尔德因性变态罪入狱。巴恪思参与筹款为王尔德辩护——这一点特雷弗…罗珀也提到——这可能就是他对英国人心生怨恨的原因之一。这次事件对他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只能推测。但我们确凿知道的是，三年后，他住在北京使馆区之外的地方，余生都尽量避免与西方人接触。
按照《DM》的描述，如果是在二十世纪之交的北京，巴恪思就能找到一个对自己的审美趣味更宽容的地方。引用历史学家吴存存在《晚清时期的同性恋意识》中的话：
编者序（6）
（乾隆）皇帝统治末年1796（北京）有几处地方十分出名，为男妓和优伶所居，其间的男子艳绝天下，在会馆或妓院接客……晚清末年男色之好风靡，男伶妓馆在京城大有盖过青楼女子之势……同性之恋存在于各个阶层，上至皇亲国戚，下至贩夫走卒，尤其在文人中最为盛行。同性恋行为不但不受谴责，那些相貌姣好的男孩子更是被迷恋追捧。Wu ：RoutledgeCurzon，2004。序00序
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来说，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传统社会，对同性恋如此宽容，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更何况在此之前的几百年间，同性恋一直受到社会舆论和法理的双重迫害。在封建时期的中国，同性恋的发展几乎和西方完全隔绝，但如果将其看做同一亚文化下的两个分支，那就错了。
同性恋，尤其是男同性恋，始终与中国经典文化紧密相连。对同性之爱的描写要上溯到古代，在一些家喻户晓的经典著作中都有突出描写，例如《金瓶梅》，以及被认为是中国最有影响的小说《红楼梦》。
同爱，尤其是男同爱之风之所以能在中国兴盛，原因之一是不像西方一样涉及宗教亵渎。只要个中描写不超过孔孟之道所能承受的范围，则不会犯众怒。似乎社会标准也没有严格地区分同性恋和异性恋，而那些同性恋者也并不将自己当成完全的同性恋。早期性学家、同性恋权利倡导者马格斯·西谢腓（Magnus Hirschfeld）在二十世纪早期游历中国时就曾注意到这一点。他写道：
同性恋男子几乎都结婚。但他们从不纳妾，他们娶妻多是父母之命，之后也经常分居。他们中很少有充当女性角色的，大多是只具有很少的女性气质，或根本完全是阳刚气十足。Hirschfeld，Magnus。《远东的奇异性风俗》（Curious Sex Customs in the Far East），也有版本书名为《男人和女人》。New York： Grosset & Dunlap；1935。
确实，巴恪思的桂花也说到，他以后想成家，尽管对女子没有“性”趣。《DM》后面也有一段写太后亦认可同性恋关系，但提醒她的臣子“别忘了他们的妻室”。
偶尔也出台法令限制同性行乐，但这些规定大都是为了禁止同性强奸，或者限制皇亲国戚们在声色场上过分纵欲。这些法令几乎从来没有把同性恋定为道德败坏，连有违常理也没说过。清朝统治后期的几百年前，颁布了更多法律制裁狎男妓及优伶的官员，但这并不说明人们对同性恋更加厌恶，反而说明北京的夜生活中同性恋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无论如何，很少有惩罚同性恋行为的法令。
同性之恋、男色之好最鼎盛时期是明末清初，在北京城最为风行。其间的原因可以如此推断：北京在帝王时代是由男人统治。那些考了科举的书生从各地蜂拥到京城，盼望飞黄腾达，但常常举荐无门。一旦得到朝廷的擢升，他们会把妻子也接到京城。但这就算能实现，往往也需要多年的筹谋。于是大批年轻有才华的男子聚集在北京，无所事事地等候，性生活不能得到满足。就好像1921年一位传教士所写到的：
北京人口有811；556人。其中515；535（）为男性，296；021（）为女性。在某些警区，77％都是男子。这个数字足以表明，北京有怎样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相当大一部分（）男子不超过35岁。
编者序（7）
就同性恋问题，文章补充说：
有专为荒淫的满族贵人开设的男性妓院，但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即被取缔了。Gamble； Sidney and Burgess； John Steward。 《北京社会调查》（Peking： A Social Survey）。New York： George H。 Doran Co。； 1921。
不过，导致这种性苏醒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文化上的。明朝末期，在新儒家思想家王阳明及其门生的影响下，文人对于性的态度变得更加解放。文学作品中尝试描写同性恋关系的内容在清朝开始流行。到了十七世纪七十年代，文人梅庚就公然歌咏当时著名的伶人紫云，说他艳极无双，虽女子不如。
与中国文学中同性恋作品增加相伴随的，是另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在北京兴起：十八、十九世纪京剧的兴盛。从梅庚的诗句可以看出，文人和优伶的性关系不算新鲜，但随着京剧旦角的出现，这种描写达到了巅峰。旦角是京剧中饰演女性的男子，一般不超过20岁，是北京同性恋群体中的中心人物。他们在台前引得万千宠爱，在幕后常常为达官贵人提供专门的性服务。到十九世纪中期，男伶的受宠程度可以从作家黄均宰的描述中看出来：
京师宴集，非优伶不欢，而甚鄙女妓。士者出入妓馆者，众皆讪之。黄均宰（吴存存译），《金壶墨》，《笔记小说大观》（Vol 13）。 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
白天，达官显贵到有名的剧院听戏，晚上就去附近的饭店或妓院。当时的男妓馆叫做“私寓”，或“相公下处”，最初是旦角的共同寓所，由梨园主人看管，到后来演化为高级男子妓院。根据当时一位无名氏的记载，这些所在：
优童之居，拟于豪门贵宅，其厅事陈设，光耀夺目，锦幕纱橱，琼筵玉几，周彝汉鼎，衣镜壁钟，半是豪贵所未有者。至寝室一区，结翠凝珠，如临春阁，如结绮楼，神仙至此，当亦迷矣。无名氏（吴存存译），《燕京杂记》，《北京历史风土丛书》。台北：广业书社编国立北平研究院编，1969。
无疑《DM》第一章里描写的淑春堂就是这样的地方。巴恪思的描述中术语使用得非常地道，细节也都准确。入门必须有正式的引荐信，服务后才收费，这两条是男妓院与女子妓院重要的不同之处。所在地石头巷处在一个出名的烟花地的中心，距离全城最有名的剧院步行不到五分钟。所列出的各项服务的花销，与当时当红男伶的预计收入也很相符。
这些都不能证明，1898年巴恪思的确在淑春堂与载澜和桂花见面，甚至于不能证明淑春堂这个地方的确存在。他可以参考当时一本叫做《花谱》（“花”此处为妓女的讳称）的书，写当时的优伶以及他们所在的妓院，并按他们的才貌列出排名。书中避免提到巴恪思那样露骨的性描写，正如吴存存和马克·史蒂文逊所指出的那样，“（《花谱》）大多是私下印刷，秘密传播，但类似的文学册子在北京丰富的图书市场上还是可以找得到。”吴存存，马克·史蒂文逊。《谈花：十九世纪北京关于戏剧、公共艺术和同性恋的作品》（Speaking of flowers： Theatre； Public Culture； and Homoerotic Writing in NieenthCentury Beijing），Asian Theatre Journal； 2010春（Vol27， No。 1）； 129。因此，如果巴恪思对行内一无所知，要想找到这些私下传播的资料，也不太可能。
编者序（8）
据我们对巴恪思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情况的了解，可以得到一个更简单的解释：他的确和北京的同性恋精英有染。特雷弗…罗珀的传记中很少写到巴恪思在牛津的日子（1895年底），但也提供了少量信息。巴恪思在牛津和剑桥的同性恋圈子中，有个固定的性伴侣。他也迷恋戏剧，曾经包下剧院一整排的位置请他的朋友，给当红的女演员如艾伦·泰瑞（Ellen Terry）大送特送礼物。在这方面他挥金如土，特雷弗…罗珀在书中说到，他的债务累计高达两万二千英镑。
根据我们对巴恪思以及当时的北京的了解，斯人在斯地再合适不过。北京的同性恋文化与当时的伦敦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恰好符合了巴恪思的独特口味。他孜孜以求的两件事在这里完美地结合：一边与出色的同性恋文人相交，一边听戏。而且，在这里人人都出手阔绰，正是巴恪思在英国喜欢干的。假设他为梨园的名优赠送重礼，从中也能猜到他自己在类似淑春堂的地方也能得到丰厚的赏赐。
在这样的情况下，巴恪思就能与情人相会，像他所说那样共度“爱之夜”（nuits d’amour）。可以假设，也正如巴恪思所说那样，那些达官贵人有时会将各自的太监带来，这些人理所当然地只被作为性伴侣。同样可能的是，宫中伺候太后的太监常常也会到那些所在去。精通中文、满语和蒙语（官话）的巴恪思在这样的地方必定大受欢迎，至少深受贵族阶层的宠爱。他既然能以他的魅力谈吐令西方上流人士倾倒，同样也能得到中国官绅的爱慕。如果他真受宠了，也有机会，那么休·特雷弗…罗珀指责巴恪思既不了解形势又无政治依靠的说法，就值得推敲了。
仅仅从这本书第一章的前两页，我们就能看出这么多东西。那么，这本被认为毫无价值的手稿，到底还有多少被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