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与我-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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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除了作者与慈禧，男女之事反倒少见。不过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与其仆从约翰·布朗之恋）、法国总统福尔（与妓女行事时中风死去）、英国人赫德（曾长期担任清朝的海关总税务司）等等，也都是重磅人物。
与男女之事同样数量不多，却奇异得很多很多的，乃是人兽行事。乐于此道者，包括李莲英等太监、某些与宣统皇帝同辈的贵族。人虽名气不大，有此与常人迥异之能，连本书作者都感觉不适，译者更是瞠目难言了。
如此种种，可以概括为名人的“月之暗面”。自然，这些人并非清心寡欲之善男信女，但是，人们此前对于他们的认知，总是局限于比如说慈禧的政治举措、苏格拉底的言辞思想。其中某些人、事，比如同治的非正常死亡、王尔德的同性之好，在坊间多有流传，但只是涓涓细流，今日忽而成为汪洋大海，难免令人恍惚。读者看惯了虽有圆缺、却总归是正面的月色，忽然被暗面笼罩，会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本书与《金瓶梅》情调有种种相似，这是最夺人耳目的一种。如所周知，《金瓶梅》作为情色作品的名气实在太大，掩盖了其杰出小说之名。读者看到《DM》，第一印象恐怕也只会是上文所述名人之性爱。
不过，再震撼的景致供应过量之后，也难免令人疲劳。所幸，本书的性爱作为前景固然出彩，背景所展现的时代一样颇有可观之处。二、 清末人物、国政与风俗
译者序（2）
清代末期既是多欲之秋，亦是多事之秋。本书叙及，慈禧一身所系，从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入京、珍妃之死、西行逃难，到宫廷起居、光绪的幽禁生活、光绪与慈禧之死、东陵被盗掘，无一事不引人注目，几乎在在关涉重大——不仅是当事者的存殁悲喜，更是中国亿万小民命运改变的源头。作者以接近政治最高层之利，在本书中或直接白描、或通过相关人物口述，为诸事提供了真切的细节、独特的视角。
以光绪皇帝为例。此人一生，乃是慈禧威压之下的傀儡，但毕竟是一国之君，行止值得关注。本书作者叙及两次与他相见，时间不长，却亦展现出其人性格。从光绪之言语、神态判断，其确知本书作者与慈禧的暧昧关系，但是交谈之间，光绪只是以“私下”、“秘密”等词暗示，并不明言——应该是无此胆量——对于慈禧的命令，其唯唯诺诺之态难以掩饰，所以译者有此推测。不用说，慈禧及其手下对于光绪非常轻蔑，李莲英即曾在背后直呼“载湉”，本书作者也以“乡下人”蔑称之，他的同性取向，甚至是否有性能力，也是人们议论的焦点。在慈禧眼中，光绪更是无知儿童一般，不妨当面斥责、呼来喝去。矛盾的是，慈禧诸人完全认同皇权。他们心目之中，“当今皇上”无用，“皇上”之地位却是至高无上。所以，慈禧对于光绪总是称呼“皇上”，仅有一次，恼怒之下，“贱骨头载湉”脱口而出。反观光绪，其可怜自不必言，但其个性中的懦弱在本书作者笔下跃然纸上：在慈禧背后、面前，他一样全无血性。慈禧手下的太监将其杀害，完全没有心理负担，也根本没有遭遇抵抗。这个人物在本书中着墨不多，但是作者提供的细节符合人们对于其性格、命运的了解，又有新的内容，因而相当有价值。一斑想见全豹，可见本书作者除了有能力提供丰富的性信息，对于人情事态的描摹一样细致。
与政治高层同样难为人知、却又引人入胜的，是关乎天意、鬼魂的神秘事件。本书中有不小篇幅叙及水晶球占卜、扶乩、通灵、魔鬼附身等等，今人观之，或许难以尽信，但是一百余年之前，统治中国人的思想世界的，正是这些怪力乱神。
其他方面的人情风俗。比如打赏仆佣的例钱，比如市风开放因而少年时的荣禄与慈禧可以相偕赶集，等等，也为本书提供了背景的宽阔和纵深。三、 事实还是想象？
其实，在本文一开始，这个问题就应该提出。或许，读者也会早早地怀有大大的问号：这些，是否真实？
作为私人写作的历史，本书中颇多记载与官方历史所记录者大相径庭，读者生疑，非常自然。以译者所见，重大的不同有三：京师的同性恋盛况、慈禧的性生活、慈禧与光绪的死因。
本书之中，京师的同性恋爱及其交易蔚为大观，涉及人物主要是梨园优伶、皇亲国戚和宫中太监；慈禧性欲极其旺盛，因而男宠众多，常常通宵云雨。这两方面，对于译者——虚度三十余岁，阅读量在同龄人之中不算太小——而言，却基本是闻所未闻。
为什么会这样？先说对于慈禧的认知。人们所知的慈禧，究竟是什么样子？看看下面的文字即可。
慈禧太后（1835—1908）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清咸丰帝妃。满族。叶赫那拉氏。1861年（咸丰十一年）咸丰帝死，子载淳六岁即位（年号同治），被尊为太后，徽号“慈禧”。杀辅政大臣垂帘听政，镇压民众起义，立光绪，采用洋务派政策，对外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破坏维新变法，利用义和团、对外宣战，签订《辛丑条约》，“预备立宪”抵制资产阶级革命。后病死。
译者序（3）
这是权威的辞典《辞海》之1999年版对于斯人的描述。为节省篇幅，“杀辅政大臣”至“资产阶级革命”部分系引者的概括。
这就是现代标准的宣传、教育文字：描述、评价人物，着眼于“群体的人”，即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等方面的外在的行为、特征，而对于“个体的人”，即人物之性情、心态、情爱等等全不措意。不可否认，辞典的形式限制了这些文字。然而，更大的限制显然是当前历史叙事的两极分化：一极是学术化的严肃文字，另一极是娱乐化的荒诞游戏。兼得两极之利的作品并非没有，却如凤毛麟角。像“慈禧及满族贵族之性生活”这样的题目，不适宜以学术文字讲述，遂只能堕落为猎奇故事，完全丧失历史价值。在两种路线之外平实地讨论历史人物的性生活，反而成了不正常，这实在令人悲哀。同性恋话题虽然日见开禁，毕竟还未完全进入大众认同的叙事，更是难得见到平实可靠的文字。本书所描写者，在程度上给人过度之感，但是译者缺乏可靠信息与之比照，因而无从确定其真伪，只好存疑。
慈禧与光绪的死因万众瞩目，本书的说法明显只是孤证。通常认为，二人均系病亡，慈禧之死因从未见到异议。近来的研究表明，光绪乃是死于急性砒霜中毒，但砒霜的来源并无定论。以此论之，本书只是一家之言。作者已逝，我们无法请其提供证明。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自行考证。译者认为，无论是否事实，作者的描写细节丰富、且保持了足够的自省，已然具备了独立的价值。四、 黍离之悲
黍离，字面意思是植物茂盛之状。《诗经》某篇以此为名，据说是周人行经故国，见昔日之堂皇宫室尽已成废墟，生满黍稷，遂有人情世事无常之伤痛。
中国朝代兴亡倏忽，转眼物是人非、沧海桑田，如《三国演义》开篇词所言：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中国人却正是于此种无常之中，体味到深切的存在之感：以人之渺小，参天地之悠悠，会心在远，才能超脱物我。
比如《金瓶梅》，艳名远播，但是识者如袁宏道、鲁迅见其“描摹世态，见其炎凉”，“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故将之归为“世情书”。这就是透过三级之幕，洞悉黍离之悲。
以译者之见，此种黍离之悲，正是本书与《金瓶梅》神似之处，亦是本书的精华所在。虽然情色满眼、真假莫辨会影响世人对于此书的接受，但是有此深邃之悲情《DM》就具备了长久的价值。
比如第二章，慈禧将要出场，读者正在企盼、想象，作者却荡开一笔，写道：“彼时她刚从东陵返回；二十二年之后，她那安放在灵柩之中的圣体被扯出寿衣，完全赤裸，覆以可怕的黑斑，头发蓬乱，虽细微处亦清晰可辨，暴露于陵前，任由‘庸众’围观。”这几句所描述的惨状，在第十八章“被玷污的陵墓”之中通篇皆是。但是此处的几十个字，比起那一章所有的文字更加黑暗。繁华逝去、尊荣不再，突然之间，读者会感到，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光明。
本章还有如此文字：“那日，她身穿一件火红的无衬里袍子，绣着代表皇后的凤凰和象征长寿的仙鹤图案；外罩同色的罗纱罩裙，印着一束兰花。外穿一件绣着‘寿’字的古铜色马甲，配了一根色泽华贵的珍珠项链。她手上戴了许多戒指，其中一只翡翠红宝石戒指尤其可爱，我猜是来自宁境街的式样。”
明快灿烂的描写之后，作者却笔锋一转：“我怎能想到有一天会看到她干瘪的尸体裸露在七月毒辣的阳光下。即便是不朽的汉尼拔或恺撒，最终也是尘归尘，土归土。”
此处的悲凉更加浓重。生死本是人之常情，而在与慈禧相关的大量的性事细节展开之前，作者即以黍离之悲笼罩全局，令所有的享乐、高潮都存在于“色即是空”的阴影之下。如此笔调，使作者自己从第一人称叙事的强烈的“在场感”之中抽离出来，既得近距离描摹之细致，亦使其间炎凉无处可遁。
本书中更有一些文字沧桑沉痛，即使完全没有语境，仍属杰出。
斯人去矣，如雪化无痕，而我总是希望，他仍在世间，不再拘于促狭之生、男妓之身与嫖客之癖，自由自在。或许，他会偶尔想起，曾有一个异国青年，与他缱绻如许。“虚空的虚空”：或者如荷马笔下的海伦所言：“并非尽是梦幻！”当灵魂化做肉体，与无可言喻的、无尽的、灵肉合一的狂喜融化在一起；如是种种，可能莫非蜃景与幻觉：灵魂受难、心愿成空，然而，毕竟也为浮生所系，纵是身化尘土，追思仍为之灿烂：“直至破晓，暗影飘逝”。（第一章）
如果没有想象，记忆全无用处。想象是不可知论者对于永恒的真实颂歌，它用青春的晚霞照亮逝去的时光。这些关于过去的美好幻景，即使不能让人生活得更美好，至少可以助人面对生活的煎熬。“活过，爱过”：我复何言？（第九章）
这些思绪、这些文字，出自母语是英语的西人之手，令人惊叹。由于语言、文化的隔膜，西人理解此中曲折，已属不易。本书作者能以西文表述此中堂奥，殊可赞赏。
这恰好也是一个极妙的隐喻。孔子早就说过，礼失而求诸野。在学术化文字的严肃难近和娱乐化文字的荒诞无稽之间，有《DM》这样的作品出现，译者幸甚，读者幸甚。
——中文版译者王笑歌1
太后与我 第二部分
一个时代的开始（1）
001。
清政府于1900年8月15日离开京师。其后若干时日，颐和园由俄国军队控制。俄国人迅即退出京师。此种示好之举令太后非常满意，俄国人从中也有获益。颐和园随后为英、意军队所据。劫掠依然时有发生，如此丑行，正是白种人所谓文明的耻辱巴恪思的愤慨略嫌造作虚伪，因为1903年1月，在写给莫里斯的信中他声称：“多么希望能再有一次机会可以大肆获取皮草，就好像上次使馆被围之后一样！”。得可靠的满人之助，我帮忙把（大约总计六百件的）青铜器、玉器、瓷器、象牙制品、绘画、书法作品、景泰蓝、漆器、织锦和地毯，还有两万五千卷古籍转移到安全所在。该处并非我的住所，因为我太了解我那些假作殷勤的伪善同胞，他们多疑成性，惯于毁谤，我不想留下我的名字，徒遭非议。这些文物转移出颐和园之前，由古玩专家做了评估，作价五十万两白银；而这只是暂定之价。其中有一巨型玉器，刻工完美，可追溯至1420年，为太后“掌上明珠”。我略尽微薄之力，使此器失而复得，太后真可谓喜从天降。
朝廷于1902年正月初返京。是时，我与总管太监联络，欲亲自将太后的财物完璧归赵。此太监即手握大权的李莲英。在紫禁城宁寿宫门前，我正要把所有财物呈上，太后通过李莲英传话，恩准我改日觐见。乾隆1796年退位之后即居于宁寿宫，直至三年之后驾崩。时至今日，旧朝已去，故地已是新天，任何人都可以进入那些曾经的禁地；而在彼时，若非太后接见外交官夫人，以博得她们的好感（她长于此道），或皇室女眷、太监、荣禄等宠臣，极少满人或汉人有幸入内。
太后安排我于五月的一个清晨觐见，彼时她刚从东陵返回；二十二年之后，她那安放在灵柩之中的圣体被扯出寿衣，完全赤裸，覆以可怕的黑斑，头发蓬乱，虽细微处亦清晰可辨，暴露于陵前，任由“庸众”贺瑞斯，《颂诗》围观。
大学士荣禄亲向八旗军传令（彼时，内勤军还未成形，力量不足），特许我们的搬运长队入宫。队伍蜿蜒进入紫禁城东门，李莲英在此等候，为每一个包裹作上标记。我已呈上一份大略的“物品详单”；（除了太后自己之外）李莲英是最清楚这些财物明细的。不幸的是，个别（并不太多）物件已为俄国人或其中国翻译所窃。如此少见的运送队伍自然引来诸多瞩目；不过官方禁止媒体报道，只有日本人控制的《顺天时报》次日刊发“简讯”，错误地报道说，这些财物系朝廷下令，从热河行宫运来。天佑太后，所择之日正值外国诸人举行春季赛跑；而且，据我所知，即使是伦敦《泰晤士报》那个好管闲事又背信弃义的记者在本书写作期间，巴恪思是著名的澳洲旅游作者、记者莫里森的免费译者和信息提供者。后来，前者开始与莫里森在泰晤士报的对手布兰德共同写作，莫里森与其闹翻。随后，巴恪思被指为骗子，此人为首先发难者之一。也未嗅到此事，亦未了解我——他心目中的敌人，在此事中的作用几何。
我跟在队伍最后，准备了正阳门（前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