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录-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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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
陈国军是东北人。东北人的重男轻女全国闻名。他们讨厌女儿，不要女儿，“一个闺女半个贼”这句话就是东北的俗语。而东北的女儿们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出嫁前出嫁后在思想里都以夫家为家，一心向着婆婆，时常将娘家的东西搬到夫家确实也是常有的事。所以我说东北有全世界最好的媳妇就是根据我的实践经验得来的。
过去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一个节目叫“双回门”，是写夫妻在春节大年初一双双回门的风俗，我一直看不懂。后来才弄清楚东北的闺女出嫁以后按规矩大年三十不许回去，只有初一才可以回娘家。恐怕是图个吉利，怕女儿离婚吧。
在东北的家庭里，假如一个母亲生了几个儿子那这个母亲就十分自豪，单凭这一点足可以立于左邻右舍之林面趾高气扬。假如生的全是女儿则不好意思抬头，见人矮三分。产妇生产，生了儿子放鞭炮告知大家，贺喜的、讨红蛋吃的门庭若市。要是生的是女儿则堰旗息鼓，不敢声张，婆婆公公给脸子瞧，产妇要哭也不能哭出声。
有一次在火车上我就亲眼见过一桩事：一个东北农村的媳妇，因为头胎生了女儿，在公婆丈夫的压力及自己的强烈意愿下怀了第二胎，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只许生一个不许生第二个，怕公社不让生，于是偷偷回娘家石家庄去生。
那一天是冬季，窗外大雪纷飞，媳妇由婆婆陪着，上车时已大腹便便。为了省钱，坐的是硬座，婆媳俩都挺着。
车快到石家庄突然阵痛发作，孩子已经等不及生了出来。产妇抱着孩子，脐带还在肚子里硬从四车厢走到有广播室的十一车厢，红腥腥的鲜血流了一路。列车员一边广播、一边采取措施，等医生到来剪断了脐带简单作了处理，列车上再为她们安排了一个卧铺。
我看见那位媳妇脸色苍白眼含泪水躺在卧铺上，由于生的还是女儿那位婆婆铁青着脸。不多时到了石家庄车站，婆媳俩冒着大雪抱着新生儿走出了大门……
这个故事直到我现在写这件事时仍然激动得心里发颤。也就是它使我当初深深理解了陈国军的儿子在他父母心目中的分量。
陈国军的母亲生了五个儿子，几个媳妇生的都是女儿，只有老大生了一个儿子。后来陈国军有了儿子，父母亲及全家欣喜若狂，于是这个儿子从满月起就由爷爷奶奶亲手带大，是两位老人的命根子。母以子贵，陈国军的爱人赵雅珉受到全家的爱戴，一离婚赵雅珉作为母亲当然要孩子，那就等于要了陈国军父母的半条命。过去在长春如果赵雅珉出外景，儿子就去爷爷奶奶家，赵雅珉回来，爷爷奶奶哥哥嫂嫂便集体将儿子送过来，并陪吃陪住带孙子直到赵雅珉再外出。两位老人家实际上是为这个孙子活着。现在听说要离婚有可能失去孙子，已经天天哭得死去活来了。
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我完全能体会到陈国军父母的心情。陈国军是个孝子，这也是我对他的钦佩之处。“不孝顺的人不可交”，这是我与人往来的信条。我开始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赵雅珉本人也不愿意离婚。再加上长影全厂的反对，当时正值严打第三者、重惩陈世美的运动，报纸上一再发表这些批判文章甚至社论，严重的还要判刑，这门那门全都占全了，还正好在风口浪尖上。先不说我，陈国军面临的前景是一条死路。
算了吧。我不甘愿地劝他说。越有压力我反叛的心理越强，这是我的个性。可这主要是他的事情，我只好压抑住自己劝他。
“你别管了，好好拍你的戏吧。”他说。
我也只好就杆下地撒手不管。我也管不了。我根本就不能出面，我越出面越麻烦。本来就够乱的了。
陈国军回去了。他回到了“战场”。他从此陷入了不是与妻子，而是与单位领导及周围人群的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中。
每一个人都去管他。尽管当事人——赵雅珉一言未发。
陈国军把所有的钱都用来给我打电话，或是想方设法请假到北京来看我。我那时也一文不名，不可能资助他。
除了每次给我打电话必须偷偷摸摸外，每次要来看我也是一场斗争：先告诉赵雅珉要去北京——他从来不瞒她。然后去请假，照例又是母亲病危或是送儿子回佳木斯之类，接着再打电话给父母统一口径，或是先送儿子回佳木斯再从佳木斯到北京。
陈国军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是罕见的。一般来说男人刚而易脆，像陈国军那样有毅力的男人真的不多。没有钱买卧铺就全部坐硬座，车太拥挤就站着，差不多每次他都是不吃不喝站到北京！
组织上专门成立了调查组调查他的行为，左查右查没有结果，就从赵雅珉身上找突破口，正经受深切苦痛的赵雅珉自始至终对此事不说一个字。
赵雅珉，是我一生在这个世界上最敬重、最佩服的女人之一。不管周围怎么对她寄予同情循循善诱，逼急了她会说一句：“这是我们两口子自己的事，你们甭管了！”须知在那个年代，一个心灵受到创伤的妻子对伸出双手帮助她、拯救她的“组织”说出这样的话来，是需要多么大的胸怀和多么高尚的情操。
后来，全中国报纸都登载了陈国军离婚与我相好的消息，甚至再往后我们结婚又离婚时记者无数次访问过她，她也从未说过任何一句话。
如果在陈国军离婚的当时赵雅珉开口说话并提供“炮弹”，那么情况就一定会和现在大不相同。我不敢说他们还能维持他们的婚姻，但是陈国军和我其中有一个进监狱或是上法院是完全可能的。
组织上开始召开陈国军的“斗争会”。大会小会开了足足有三十几次之多！会议内容是解决他与赵雅珉的婚姻问题，同时要查清陈国军不在长影时去了什么地方。
由于去北京次数太多时间过长不能总说回佳木斯，同时组织也调查到陈国军的母亲神采奕奕根本没有“病危”，陈国军只有改口说去了北京朋友陈征的家里，因为陈征在帮忙为他联系上一部电影的事，由于电影还没有谈成所以不想告诉别人。
陈征是我在部队的一位战友，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小蒋的丈夫，他们两人是我从小的至交，我和陈国军的事当时只有他们知道。
每次“斗争会”开完以后陈国军总要立即打电话给陈征，让他牢记一个时间表，如果长春来调查让他照这个时间表答复。陈征接到电话后便赶紧背诵：“十月一日在北京三天，见×××导演，十一月×日在北京×天，见×××编剧……”
那些导演和编剧都要是熟人，最好是名不见经传，这样不好查也查不到。如果有他们可能知道的编剧、导演也找我们要好的朋友，也让他们背诵一个时间表以便查询，至于为什么不许问，我们也守口如瓶。
常常是一个时间表没有背好电话又来了——又换了新的时间表。于是陈征又赶紧照陈国军在长春“斗争会”上重新交待的情况再背一遍。我还时不时打电话过去嘱咐他千万别背错了！既不能背错了还不能太熟练，免得演得不像。好在陈征是个好演员，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但长春的电话也一直没有打来过。
此时在陈国军的家中，一场争夺儿子孙子的战争序幕已经拉开。为防备爷爷奶奶不放孙子，赵雅珉带儿子去自己父母家，在火车站交接时的场景实在是惨不忍睹：全家人送孙子到车厢门口，火车汽笛己鸣响车轮已起动，爷爷奶奶抱着孩子死不松手，无奈何抢过儿子往车厢门口一站，孙子大声哭叫“爷爷，奶奶”的声音与两位老人撕心揪肺的喊声融成一片，火车徐徐向前，在全家的搀扶下爷爷奶奶跌跌撞撞地跟着车跑，直到筋疲力尽，直到火车无影无踪，老人嗓子哭哑了再也走不动路才瘫软在地上。
失去了孙子的爷爷奶奶从此每天茶不思饭不想失魂落魄。在后来我与陈国军离婚的两年中两位老人相继去世，母亲五十岁父亲五十六岁。虽然母亲是死于肝癌，父亲是死于心脏病，可我心里非常清楚是与陈国军离婚失去孙子有关。对此我心里怀有深深的歉疚。尽管我不是直接犯罪，但我自认是间接犯罪，我不是主犯但我知道是从犯。也许我就是主犯。
我一直有机会就为他们祈祷。祈祷他们的在天之灵平安。在写本书的此时，我停下笔。再一次为他们的灵魂祈祷。两位老人家安息吧。
大年三十夜一件无头案
身在外地拍摄影片《北国红豆》看起来是局外人的我，如同热锅上的蚂蚁。长春的情况天天传来，使我处在各种情绪交织的漩涡之中。
我失去了一切是非。我不能判断任何事物。我苦恼之极。我谢绝一切追求者，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也没有人照料。
《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在香港的首映式，电影局根本就没有让我去参加，每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满肚子的心事不敢也不能找人去诉说，顾虑重重压力重重苦恼重重，突然一天，在老乡家里吃饭我虚脱在地……
醒来时看见的是满屋子的人。我看见了在戏里演我婆婆的北京军区话剧团政委林韦。林韦阿姨是北影厂厂长汪洋的夫人，正因为她是政委又是厂长的夫人，我最怕她。
听说过她慈祥、宽厚从不插手丈夫的事，我还是将信将疑从不敢放松我的警惕。一直是她与我同住一屋，我什么也不敢说，把我憋得够呛，今天她在我的床边端茶倒水摸我额头，像我的母亲来到了身边。
在大家都走了以后，她坐在我床头一面为我掖被子，一面轻轻地说：“孩子，你的心思太重了。这样不好……”如同打开了闸门，我的眼泪不断线地滚落下来，我放声大哭。
她接着说：“我什么都知道。你这么憋着要憋环的。”这时候我的心里话像决了堤的洪水，终于忍不住一古脑儿全都倒给了她。
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林韦阿姨竟然会是在好朋友陈征、小蒋之后第一个理解我这些大逆不道行为的人。
她，那么高的职位！那么德高望重！她只说了一句话：“你太感情用事了。唉，人是感情动物嘛。”她从来没有批评过我！并且一直为我保守着秘密。连汪洋厂长在内！
那一年的春节前，我们《北国红豆》摄制组回到了北京。把话都说出来，而且是说给了林韦阿姨，等于告诉了汪洋厂长，直到现在也没有受到批评，我的心里轻松了许多。这个时候又收到妹妹的信说，她今年春节要到北京旅行结婚。
终于有一件喜事临门，我不由得精神格外爽。就像是哪本外国书里写的一句话？哦，是苏联的一本书。在其中一章的“章首”里这么写着：“在炎热的日子里，哪怕是浮云一朵，也会给人们带来喜悦。”
这句话正是我当时的心情写照。况且这件事岂止是浮云一朵，是一大片的云！满天的云！
我只有一个妹妹，当然只有一个妹夫。她一辈子只结一次婚。总不能还没有结婚就咒她像我这个不争气的姐姐那样离婚吧？
我们姐妹俩一直感情特别好。好得就像“同性恋”。
可以说，是妈妈把她生下来，是我把她带大。考大学、读大学、让她学扬琴，到后来送她去法国念书，都是我的主意，就连她谈的这个恋爱，也是通过我的同学认识，最后由我拍板才决定的。
妹妹的人生路线基本上是由我描画。她对我言听计从。到今天的一切证明我决策的英明。
我一边拍《北国红豆》的内景，一边打扫房间，抓紧时间筹备一下。比方说床啦、碗筷什么的。每天都不忘了偷点拍戏的道具，例如挂在墙上当装饰的大蒜、干辣椒之类的回家存起来，道具组的师傅由于跟我关系好看见了只是对我一笑。
好在我每回偷的也不算多，他的道具仓库里也还有存货。一次拍一场戏我专门设计了一个一边吵架一边斩鸡的动作，拍完这场戏我就向道具要了这只鸡回家，放在我“走穴”挣来的冰箱里。
那时我刚买了冰箱，离我的“走穴”目标还远。
妹妹、妹夫来了，陈国军也到了北京。我仍然继续从摄影棚偷能吃的东西，妹妹、妹夫上街办东西准备过年，像三只老鼠贮备粮食准备过冬。陈国军是“地下党”不能出门，于是整天在家打杂。
妹夫拍胸脯说他烧得一手好菜，我们于是把大年三十做年夜饭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他，还请了我一位朋友小郭与她的父亲作客，因为她的母亲出差去外地，剩下他俩太冷清，我便热情万丈地邀请他们说不如跟我们一起过年算了。
大年三十吃了午饭我们就开始忙碌，有的摘菜有的洗菜像几个来回乱转的“绿头苍蝇”。过不了多久小郭和她的父亲也一起来到，屋子里更加热闹非凡。
突然来了几个人要找”靖军”。靖军是我妹夫的名字。
真是稀罕，在北京会有人找靖军。“靖军——”我喊，“有人找！”
靖军系着围裙，脸上带着面粉，手上全是油污，一边问：“有人找我？”一边从厨房出来。
一看，不认识。“请你出来一趟。”靖军愣了一下。“我洗洗手。”他进厨房去洗手，解了围裙出来，跟他们到了门外。妹妹一看来客人了，也跟他们去了门外。
我们没当回事，照样忙我们的。过了一会，有三个人回来了，靖军和妹妹没有回来，那三个人说，他们是公安局的，要找靖军问话，今晚他不能回来了，你妹妹也一起去，你们先吃吧。
我赶上去问：“为什么？明天再问不行吗？”他们不回答，一个人走了出去，两个人坐了下来，开始盘问陈国军。
“你姓什么？”
“我，我姓张。”陈国军作贼心虚。
“你和他们是什么关系？”公安局的人问。
“我们是亲戚。”一提到“关系”这个敏感问题陈国军开始乱编。其实我们家根本没有姓张的。
陈国军接着画蛇添足地说他是今天刚到北京，坐的是成都到北京的×次火车等等，越说越让公安局觉得可疑，公安局不耐烦地打断他：“走，跟我们去一趟。”
我们全傻了。
眼睁睁看着公安局把他带走我们在一旁干着急，也不能解释说他叫陈国军，是长影演员，也不敢说他姓张是我的亲戚，只有什么都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