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沉浮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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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陷入僵局
第八章陷入僵局
打人的事不了了之。联社对铆常尾大不掉正无可奈何，有人冲杀在前，求之不得。苦主的上级都是如此态度，和平宾馆自然乐得清闲。
街道办事处在公安机关的地位很高，说话极有份量。一次，我在街上骑车违规被警察抓到，一听是东X街道的，二话没说，立刻放行。常等即使报案，公安也是先上街道了解情况，然后还是会责成双方单位自行解决，至少在1988年还是如此。
小玉再也没有来过公司，后来听说去了澳大利亚，不知近况如何，是否还是那样瘦。
二柳之争已经转移到区里，一时公司里倒也相安无事。
常仍然继续执掌着公司的运营，财务科的甲坐镇会计，小誉和小青一起站柜台，大权一直没有露面，小鱼偶尔还来公司坐坐。他的养性功夫在年轻人里真是一流，我认识小鱼很多年，从没见他发过火。他来之后，一如既往地上楼找常聊聊天，有时还和小通下下棋，就跟什么也没发生似的。
或许是柳始交待过常，也可能是常也认识到不可能忽视我的存在，我们之间的关系反倒比以前融洽了一些，至少他不再象从前那样故意漠视我的存在了。
我又动了调走的心思，既然东X街道已经未能兑现当初的承诺，我也没必要吊死在这一棵树上。
我又与中国XX器材公司联络，告诉人事处长我已是自由之身。处长在电话里干笑了一声，说，晚了，现在所有中央各部委直属单位，包括机关，企业和公司一律不再进新的刚毕业的大学生，已经进来的也要下放到下面锻炼一段时间。原因是87年底的北京，合肥等地的学潮，中央感觉到目前大学生的思想品质方面要加强教育，宁缺勿滥。
我如同被当头浇下一桶凉水，真TM是船破偏遇顶头风啊！
接下来的日子，我又参加了北京市举办的一些人才招聘会，也真奇怪，那一段时间招人的多是中关村的一些小公司，我是既无经验又要人家给我安排住处，谁会待见这号的？！所以，一一落选。
我和少林越走越近，也不象从前那样顾忌常师傅一伙人的想法了。
我们会在早晨上班前先骑车跑到什刹海去游泳，那水是绿萦萦的。几年后，一次路过什刹海碰巧看到一住户随手把脏水倒进湖里，立时感到浑身一阵不舒服。
我们俩有时会躲在我的小屋里下棋，我从让9子开始教他，他学得很快，往往让我很吃惊。少林为此很得意，他说他曾经得过北京市少年象棋比赛的名次，棋与棋之间道理是相通的。我相信他说的，因为我跟他下象棋，他让我一个马，我也赢不了他。
在3个月里，他的棋力就长到了我只能让他两子了。然后他每天偷偷跑到文化宫去下棋，那里的棋手大都是野路子，力战型，少林在那儿练了半年我就不是他对手了，明知他无理，就是拿不住他。94年少林找我去玩，我特意让我一个有二段弱的同学和他下，也是拿他不下。
少林毕竟是读书不多，有时就喜欢和糙人们混在一起。在文化宫学了棋也学了乌七糟八的盘外招，下棋时总喜欢现场评价，连唱带说，什么“巨龙巨龙你擦亮眼（差两眼）”，“还走啊，先手死”，“养肥了再杀”，“接上”说成“焊上”等等。那次和我同学下的棋，本来开始我同学占优势，叫他一搅糊，就动了气去杀棋，结果正中少林下怀。
7月底，女友来京，她考上了北京某研究院的研究生。
我们俩实在是很不一样，我喜欢呼朋唤友，她喜欢恬静淡漠；我入世，她出世；我爱没事看所有带字的东西，她从没有完整看完一本非专业的书籍；我愿意到山野里大川上去陶冶去放逐，她宁可在家睡懒觉。嘿嘿，可能让很多现代年轻人笑掉大牙的是，我们彼此是对方的第一个男女朋友。有一次在太座公司的聚会上提起此事，别人看着我们就象是天方夜谭里的人物一样。
8月份，我们一起回到我在天津的父母家，通过老爸的单位领取了结婚证，日子就填上了一个好记的日子——1988年8月1日，我24岁，她22岁。因为是早婚，所以要走后门拿结婚证。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是老爸把送结婚证的人硬留下吃了一顿饭，算是见证吧。结婚证上的照片是黑白的，那是阿唐最后一张还有浓密头发的照片。按太座的说法是，老婆一骗到手，头发就稀里哗啦地掉光了。
一时平静，我的心思又回到如何做生意上面。
那时候正是“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的经商高潮时期，京城里的商业信息漫天飞舞。连看门的老头都能信口来上一段“盘条麻袋老玉米豆”的顺口溜。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价格双轨制，即计划内外的价格有很大差异。而计划内外的划分是人为的，这样就形成物资流向的人为可调性，如有条子就能将计划内的商品调出来，在计划外销售，从而获得很大的利润差。从理论上讲，这种物资流向在经济总量上占有的比重不会很大，本不应该对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是当初计划的制定者可能忽略了整个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人，商品计划内外的划分是人，计划内外的调拨是人，计划内外的认定也是人，於是人性中的逐利本能，使每一个有上述三种权力的人，潜意识里都有将计划内的商品拿到计划外销售的冲动，而且确实有人这样做了。一时间批条子就成了一本万利的事情，形形色色的官倒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应时而生，权力和金钱在这里赤裸裸地结合在一起，钱赚的委实容易。这种来自执政集团内部的示范作用，经社会各阶层的层层放大，终於造成公司遍地，信息满街。真真假假的商品信息充斥于耳，每个人似乎都能有机会一日致富。
双轨制的另一副作用是造成了物价上涨。计划外的商品经层层转手，价格节节升高。当时实行价格双轨制的虽然基本上以生产资料为主，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必然最终带来生活资料的上涨，从而引发了1988年秋到1989年春的“抢购”风潮。
官倒和涨价无疑是导致1989年春夏之交的大事件的直接导因。
呵呵，还是说阿唐学着当倒爷的事吧。我就象当时很多人一样，手里成天攥着一个记事本，上面记满了各种信息，如钢材啦，原木成木啦，纸张纸浆啦，汽车啦，化工原料啦，什么到岸价是多少，离岸价多少，返还中间人多少。到什么岸，如广安门货场还是东郊的东货站。
我不能说所有的信息都是假的，即使是真的，经层层传递过滤后，其时效其价格也早已失去了可操作性，更不用说那些子虚乌有的信息。
忘了有一次是谁给了我一个消息，一辆二手丰田待售，包上牌照，年头数若干，公里数若干，售价若干。我打电话给上家，那斯信誓旦旦说绝对现货，连什么颜色，轮胎新旧都说得清清楚楚。我马上就开始张罗找下家，很快就真找到了。谁啊，将台乡的丙副乡！
那时节，京郊的农村由於国家征地补偿，现金很多，而且相当一部分掌握在乡一级政府手中，有钱买车而上不了牌照，所以一拍即合。丙副乡一再让我核对真伪，如属实则第一时间联络他。
我当即与上家联络，仍然是信誓旦旦，什么时候都可以看车。我当即转述丙副乡，几经往返，双方约定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门前看车。
那天，我提前了一会儿赶到中日友好医院，意外地发现丙副乡已和几个人乘一辆同样型号的丰田等在那里了。我上前去打招呼，问为何来的如此之早，丙副乡说，有备无患，早一点来可以观察一下情况，连车都借了一辆一样的，免得被骗。
等到约定时间也没见另一辆车来，我正要去打电话，一个人推着自行车向我们走过来，装束正如电话里讲定的那样。我迎上前去，核对上了彼此的身份。问车在哪里，那人说车子今天不得空，来不了，最好买家能付5000块钱定金，再约个时间去看。我当时一下就傻了，愣了半晌，只好回头找丙副乡过来两人直接谈。
丙副乡一听5000元定金，立刻摇头，说，看车验货，半价付款，牌照一上，立付全款。这就是他们的原则，其它方式一概不行。那所谓上家还要罗嗦，丙副乡一摆手说，他该说的，今天都说了，有事情再找阿唐联络。说完就转身走了。
我就象一跟木头一样戳在那儿目睹着他离开。
丙副乡进到车里，摇下窗户示意我过去。
我走过去，丙副乡温和地对我说，“阿唐，这不是你走的路，一不小心就会被这种人给涮进去的。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吧。”挥了挥手，车就驶走了。
我当时羞愧地无地自容，恨不能地上有一个缝一头钻进去。
正是丙副乡的一番话，让我从醉心于一口吃个胖子的大生意中醒了过来，开始塌塌实实地从周围的小生意入手努力。我开始向我所有能联系上的同学发消息，告诉他们如果上北京来采购东西，一定要来找我。
不久，我做成了我人生的第一单生意，我的一个同学来买一批电子器材，他知道上家在哪儿，价格如何，只是通过我这里走个帐。营业额不大，赚的也不多，税前2千多元。但这毕竟是我第一次为公司赚了钱，自己腰杆也硬了许多。
到了10月份，二柳之争终於有了分晓，XX公司在沉寂了3个月后，再一次震颤起来。
第九章 三山四水
第九章三山四水
柳始彻底失败，处分来自区里，不仅失去了经理职位，科长也丢了。至於党内是否有处分，我就不知道了，不久前我的组织生活已由联社机关支部转到公司隔壁的水暖装潢厂，但愿不是因为要藏弓烹狗，不过后来老蔡的组织生活是在机关支部。
其实结局每个人都能猜得到，以当时的中国政治生态，下级反抗上级，除非有重大冤屈，否则是不可能赢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柳始，是结果分晓后的一天，他来公司交接，我们点了一下头，没有说话。
那天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晋一。他可能是听到风声，於是来公司打探消息，结果正好与柳始走一对面。柳始立刻通红着脸，指着晋的鼻子大骂，什么煽阴风点鬼火，我被赶走也轮不到你，有本事现在就当面较量，中间还夹杂了很多粗野的北京市井之语，我都听不大明白，如晋回了一句“少给我耍三青子”，我不知道是否耍流氓动粗之意。
如果不是旁边人拦着，柳可能真的要揍晋一，我算真正领教了柳始的火爆脾气。
听说柳始后来承包了联社下属的一个小公司，具体做什么我不清楚。以他的年龄和背景，要在商场上征战出结果，我想并不容易。
我佩服柳师傅是一条硬汉子，衷心地祝愿他一切安好！
这一次，所有柳常的人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结果。
实际上柳始当初无谓的抵抗，只是拖延了这一结果的到来，并且加重了其伤害程度，既害了他自己，也连累了所有跟着他跑的人以及反对他的人。
或许这就是人性的弱点使然，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为了所谓的面子，不惜昏天黑地亡命一战。
正如网上一位李庄兄弟指出的，那个时代的中国，资源有限，人才流动性差，不窝里斗怎么办。如果赶在现在，我想没有几个人愿意搅这趟混水，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外面机会多的很，不一定非得吊死在一棵树上。
今天阿唐坐在他给儿子在后院搭的Treehouse里，手里抱着个laptop悠在悠在地敲着，耳朵里听着儿子们在院子里嬉戏的欢声笑语，神定气闲地发发高论，一付闲云野鹤世外高人模样。哈哈，实际上当初的阿唐何尝不是梦中之人，汲汲于眼前巴掌大的一亩三分地，既不愿受体制的种种约束，又不敢彻底打破体制跳出五行之外，如此一步一回头，一点一点地丢掉体制中的种种既得资源，先是职称评定，然后是全民所有制干部关系，党的组织关系，最后是北京市户口。这一过程既漫长又痛苦，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时代的一个缩影，我们的整个体制自身何尝不是半推半就羞羞答答左摇右幌地走到了今天。
往事不如烟，几多惆怅。
老蔡又回来了，还是那么自信潇洒。
与大多数人不同，老蔡是文革的受惠者。文革初起之时，老蔡正在上中学，那时兴起了一股“讲用”风，大致是说如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云云，老蔡的口才好，人又长得精神，一炮而红，巡回各地讲用，继而被当红某人看中，从此步入仕途，虽未平步青云，可也稳稳当当，至少是没有受同时代大多数同龄人的下乡插队之苦。
成败萧何，文革后老蔡虽未遭波及，但基本被冷冻起来，好像那时中央有精神，凡文革上来的一律不得重用，无论是否有问题。我想这是老蔡想下海经商的一个重要动因。他并未隐瞒他的想法，几次三番地明确地跟我说，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下来赚钱。
公平讲，老蔡不是一个碌碌无为的人，比起当时相当多的干部，他无疑还是一个亮点，他有他的长处和过人之处。首先他很会讲话，而且不完全是空话废话；其次他有决断力，关键时刻敢於壮士断腕；又次他的分析能力不弱，看问题也还辩证；最后他还算是一个好人，良心不坏。
先礼后兵，接着是老蔡的问题。首先老蔡不是一个踏踏实实做事情的人，可能早年的经历太顺利，因而他聪明有余，但稳重不足；其次赚钱心急，以至于财迷心窍，迷失了方向；最后是人不够坏，胆子却很大，终於大意失荆州，被人摆了一道，毁了一世的道行。
写到这里，阿唐自己都有些感慨，感觉就象自己在杜撰小说一般，怎么各种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阿唐都亲身经历过了呢？真不枉人世一遭啊！
常师傅很乖巧，马上把办公桌腾出来，请我和老蔡享用。
我没有客气，老蔡挑完桌子，我当仁不让地坐在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