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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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理查德·尼克松得出结论说，“胡佛是不幸的，他那个总统做得不得其时。”没有疑向，胡佛是竭尽全力去寻求解决办法的。他每天工作十八小时，有远见地提出缓收各国战债，甚至削减了自己的薪金。他觉得前途还是大有希望的。他以为，他那所谓“不屈不挠的个人自由主义”最后还是会得胜的。
总统反复说明，教济穷人必须靠私人捐款和地方政府或州政府自己筹款。当然，在纽约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创设公共福利部之前，哪一个州都不曾有过这么一个部门；不过后来各州都不得不照样做了。但是这时胡佛总统还坚定地说，美国政府决不仅仅为了表示自己在“想办法”，就搞什么不负责任的试验。1932年5月20日，他写信给一位提倡举办公共工程的人说：美国不可能“靠乱花钱得到繁荣”。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通过了一项二十亿元的救济法案，胡佛把它否决了，并且发表一篇措辞严厉的咨文，称之为“空前未有地滥用国家巨款”的议案。他补充说，“我们的国家不是以分肥自利为基础的，我国成为伟大的国家，也不是靠政治上互相捧场、讨好得来的。”
大约在这个时候，当局开始发现所谓“外来的煽风点火的人”了。他们说，煽动群众胡作非为的总是些陌生人，决不是那些“值得同情的穷汉”。早在十年之前，胡佛就在他的著作中流露出藐视无知愚民的思想。他在一本名叫《美国的个人自由主义》的小书中这样说：“尤其要当心群众！群众只有情感，没有头脑，不会想法子。群众容易受骗，会任意破坏，乱花乱用，怨天尤人，而且会想入非非，可就是不会建设。”他的结论是：可想而知，群众所发表的那些“破坏性批评”会引起大乱。工人在福特的迪尔伯恩汽车厂外举行过反饥饿游行，退伍军人因索取补偿金闹过事，尤其是肯塔基州哈伦县发生过动乱，所有这些他都归罪于“破坏性批评家”。共和民主两党中的“不屈不挠的个人自由主义者”们，都把参与肯塔基州事件的大学生作为攻击的靶子。邢些学生被殴打，被监禁，还被县里检察官斥为“少数大言不惭的人，亵渎神明、自命不凡、乱七八糟、离经叛道”。
现在回头翻看一下胡佛那些文件，人们有时感到奇怪：这位总统竟把当时的大萧条看作仅仅是公众关系不好所引起的问题。他相信，只要把美国实业界的形象弄得焕然一新，光彩照人，困难局面便会结束了。信仰实业界，这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对“实业界前途缺乏信心”，这是个大罪过。胡佛最初把随着股票市场崩溃而来的不景气看作一种心理现象。他亲自选用了“萧条”这个字眼，因为不象“恐慌”或“危机”那么吓人。1929年12月，他宣称“形势基本上是好的。”过了二个月，他又说最坏的情况将在六十天内结束。5月底，他预言经济将在当年秋天恢复正常。6月，市场急剧崩溃了，但是那时有个代表团前来请他举办公共工程救济失业，他竟还对他们说：“先生们，你们来晚了六十天。萧条时期已经过去了。”
批评家们已经多次驳斥了总统的预言，但1930年12月2日，他在提交国会的咨文里（当时共和党在国会占多数的局面快要改变，民主党刚在中期选举中获得了大胜，）还硬说：“经济的基本力量没有受损。”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国际苹果装运公司因苹果过剩，决定五分钱一个，成批赊给失业者们去零卖。第二天，到处都有冷得发抖的小贩叫卖苹果。有人问胡佛这是怎么一回事，胡佛回答说：“很多人丢开本行去卖苹果，因为这更有利可图。”记者们说了些挖苦的话，总统生气了。正如他的秘书西奥多·乔斯林在回忆录中所指出的，胡佛此时也象别的总统那样，看得出是七窍生烟，情况不妙了。他已经认为某些批评是“不爱国的言论”。不过，他还不肯认输，考虑着用什么新方法来进行心理战。他对克里斯托弗·莫利说过：“我国现在需要的是一首好诗。”1932年春季，他又对鲁迪·瓦利说：“如果你能唱出一支使人们忘记经济萧条的歌，我便送给你一枚奖章。”可是这个奖章瓦利得不到，因为他所唱的歌是：
『他们总说这是建立理想国，
所以我跟大家一起干。
不论有田要犁还是有枪要扛，
我不怕出力流汗，
我们建筑一条铁路，
日夜加班，让火车快通。
如今铁路已经筑好啦，
赏一角线可以吧，老兄！』
可是并非人人都叫胡佛失望。据总统派出的一个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国家当前的第一个大问题是“法律和秩序向题”，这是说犯禁酿酒卖酒法【1929年到1933年期间，美国联邦法令禁止酿造、运输、出售酒类。】的歹徒太多是当前主要问题。胡佛说这份报告写得很好，全国制造商协会的发言人又说总统的话说得很对，“所谓大萧条产生了不良后果，无非是大惊小怪，夸大其词。”实业家们被总统的乐观神气带动起来，大家也装成很乐观的样子。不过，由华盛顿至纽约那一段宾夕法尼亚铁路，倒给胡佛政府找了一点麻烦。沿线原来竖着几千个广告牌，这时有一半空了下来，看到这，火车旅客们未免迷惑不解，产生了思想问题。后来有些钦佩胡佛总统的人租下了这些广告牌，统统刷上一条标语：“早些时候经济箫条闹得很凶吧？”雄狮俱乐部国际协会认为这样提问题很对头，先前是很萧条，可是已经事过境迁了，于是就搞一个商业信心周，庆祝一番。
总统爱看的连环漫画有个主角，叫小孤儿安妮，她老是叫喊说：“老天爷！谁说生意不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博士是没有说过生意不好的，他安慰本校的师生们说“有勇气就能战胜不景气”。美国钢铁公司总经理也没说过生意不好，他说大萧条的“高峰”已经过去了。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欧文·D。扬格也没说生意不好，他公开说，“大萧条的危局”曾经出现过，但已经过去了。商业部长托马斯·拉蒙特也没说生意不好，他报告说，“我国银行一般都是稳固可靠的。”《纽约时报》早在1931年元旦就发表过高论，说先前形势坏透，今后必然好转；这也就是说，人们总会把积攒下来的钱花掉，把“破烂的衣物”更新的。
报纸上确实没有多少危言耸听的论调。扬斯敦市市长受到了本地报纸的责备，说他想要救济失业是“自找麻烦”；报纸的编者认为，大萧条时期将很快过去，用不着举办什么救济事业了。1932年7月28日，（正是那天，赴京请愿的退伍军人和家眷们象畜性一样被赶出了首都，）国际新闻社发布了头条新闻：“我国各地的发展情况表明，新的繁荣时期的太阳，正在开始穿过经济灾难的云层，冉冉升起。”国内各报在同一周内也出现了这样一些标题：
『实业界脉搏加快
全国各地工厂重新开工
生意好转
新英格兰各纺织厂复苏
据报有些城市开足马力大搞生产，
失业人员都找到了工作
东部各州商业复苏方兴未艾
资方感到繁荣指日可望
马克·沙利文报告说，工商界镇静乐观
经济回升已无障碍
近数周来各州储备银行
情况十分良好
预计九十天内生意好转
繁荣好景日见增加柯蒂斯估计前景美好』
可是，所有这些报纸偏偏都只字不提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那就是：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的国家里，有一千五百万以上的人到处找工作，可是哪里也没有工作可做。
第一部 应运而起（1932－1941年）
第一章 最惨的一年
1932年8月，一位替《星期六晚邮报》写文章的人问英国的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历史上有过类似大萧条这样的事情没有？他回答说：“有的，那叫黑暗时代，前后共400年。”为此惊呼大难临头，未免言过其实，但是这两个历史时期至少有一点看来确实是相同的，那就是，人民虽然身受其害，却都不懂得是什么在作祟。
有人笼统地归罪于“时势”，这所谓“时势”乃是胡佛的隐讳真相的说法。有人又把大萧条同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溃混为一谈，往往说，“大萧条以来我还没有进过城”；或者说，“过去我常进城，不过那是大萧条以前的事了。”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约翰·E·埃杰顿说大萧条的局面是某些人偷懒怠工造成的。他说：“很多现在嚷嚷要工作的人，不是有工作时偏要罢工，便是根本不想干。他们无非想乘机替共产党鼓吹罢了。”对于这种含沙射影的指责，失业队伍里着实有不少人竟也默然忍受。他们采取这种态度，其原因在于40年前美国基督新教的道德观还很有势力。千百万人陷入绝境，当然不是咎由自取，可是社会工作者们却一再说：失业的人自觉羞愧。1932年2月，有个人被房东撵走，他对《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说：“我已经两年多没有固定工作了，有时我真觉得自己像个杀人犯似的。我怎么搞的，连自己的孩子也没法照顾啦？”
由于教养的关系，这样的人自小就相信，谁卖力气，谁就有出息。现在呢，不管勤的懒的，一概倒霉，所以人人感到精神沮丧。正如沃尔特·李普曼当时所说：“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17年后，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剖析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在陷入这种困境时是如何的痛苦：“如果他屡试屡败，前程绝望，一个人就很可能再也没有内在的力量去抵抗外界的压力，于是满心内疚，只恨自己无能。”某某人宁可自杀也不靠救济过活，这样的报道当时报纸上登过不少。埃米尔·迪尔凯姆【法国社会学家（1858～1917年）。——译者】早就创造了“利他主义的自杀者”这个术语，说这种人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成为社会的负担。
真正的原因在哪里呢？在于从柯立芝总统到胡佛总统任内的所谓“新世纪”的繁荣并没有确实的基础。回顾起来，大萧条似乎是产业革命最后来了一次大动荡，由此在新的技术革命到来之前造成的一个间歇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有了各种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工人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提高了40％以上。既然有了这样大量的商品生产，消费者的购买力显然也需要相应提高，这就是说，要增加工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相应增加。就是在黄金时代的1929年这一年，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也已计算过，一个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的进款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句话，购买力跟不上商品产量。那时有各种愚蠢想法，其中之一是以为产量突增不是什么问题，说什么“只要有个好推销员，什么都能卖得出去”。实际上是，有钱的人搞股票投机（有些并非有钱的人也做投机买卖），而掮客则提倡一种可说是群众性的投机，怂恿那些手头并不宽裕的顾客乱买东西，靠延期过长的赊账的办法来做买卖。
由于经纪人到处放账，股票市场基础不稳，终于垮台。影响所及，那些到各地推销的掮客做成了的千百万小宗交易也收不回账了，因为他们不管什么商品都一概赊给无力付款的人。“新世纪”的繁荣时期就此结束，接踵而来的是一场大恐慌，全国惶惶然不知所措。上次的长期经济危机发生在1893年，自此以后，美国已经高度工业化，想要城市人口大批回乡，已经不可能了。这次，赫伯特·胡佛恰巧在大难临头的前夕担任总统，可说是自作自受，因为他在当商务部长时只醉心于提高生产力，却不注意购买力不足的危险性。他只是在卸任离开白宫很久以后，对当年的事才有所醒悟。他写道：“这边为数不过几千人……却占有大部分的生产成果；……那边是占20％左右的人口，却只分到那么一点点东西。”
从股票市场崩溃到1932年（大萧条时期最惨的一年），经济一直在螺旋式下降，而这个下降趋势又因为采取了某些措施的缘故而更加速了。按老规矩说，这些措施本该使经济复兴的，可是事实恰好相反。为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物价是不能降的，于是销售量下降了。销售量一减，只好用解雇工人的办法来降低商品成本。这个工业部门的工人失业了，哪里有钱去买别的工业部门的产品呢？这样，销售额越下降，被解雇的工人就越多，引起购买力的全面萎缩，结果是：产业工人穷了下来，连累农民也穷；而农民的穷，又回头加深了产业工人的穷。“谁也没钱买对方的东西，”这是一个俄克拉何马州人在国会的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的话，这把恶性循环这个现象说得清清楚楚。“所以，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里，既是生产过剩，又是消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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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6月，美国东北各名牌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步21；974名老学长的后尘，也在拼命找工作了。那时连在纽约百货公司开电梯也要有学士学位，而且对他们当中好些人说来，这已是最好的差使了。但这年的亨特学院毕业、年刚20岁的西尔维娅·菲尔德·波特可是个例外。她“当时由于好奇”（这是她后来说的），“想弄清楚为什么周围的一切都在崩溃，为什么大家纷纷失业”，于是就把主修课由英语改为经济学；毕业之后，凭着自己的伶俐的口才，又在一家投资咨询公司里找到个职位。她一边干活，一边开始系统研究金融界的状况，希望有朝一日在这个问题上写专栏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