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金针度与人-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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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盛世危言》
郑观应（一八四一～一九二三），原名官应，字陶斋，广东香山（中山）人。他生于鸦片战争时代，觉醒于英法联军时代，在成年以后，为了救国，放弃科举，改行从商，努力学习西方语文、了解西方富强之道。在清末洋务运动中，郑观应曾多方面的参与，他写过不少有关富强的文字，一八六二年，他出版《救时揭要》，后来三十年问，陆续增订，最后成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全书共分十四卷，一至四卷为“富国”、五至七卷为“开源”、八至十一卷为“强兵”、十二至十四卷为“节流”，共一百零二篇。有些篇后还附有英、法、德、俄等国有关资料和张之洞、薛福成等人有关文章。
一八九二年，郑观应在这书初刊自序中写道：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宁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未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已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
这些议论，自然是两年后孙文上李鸿章书的张本。孙文是郑观应的老乡，也是朋友。郑观应影响孙文，自不待言了。
孙武：《孙子》
孙武（前六～前五世纪）是春秋时代吴王阎庐的客卿，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军事家。他的身世，一直遭到怀疑。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类：第一类是怀疑根本没有他这个人；第二类是怀疑他和战国时代的孙膑为同一个人。像钱穆就是靠后一种说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里，出土了古代兵书，证明了这种怀疑都是站不住的瞎扯淡。
孙武的《孙子》共有十三篇，杜牧说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事实上，《孙子》早有五千九百一十三个字，就是高诱所说的“兵法五千言”。五千多字，又有什么好删的，高诱在曹操之前，可见曹操删书之说，是不对的。
古代流传的《孙子》书（即今本），和古墓出土的《孙子》书（即竹简本），有三分之一是相同的；其他一百多处不同的，也多是虚字和假借字，不算重要；另有一千多字的不同逸文，包括“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程兵”、“孙武传”六篇，可补今本《孙子》的不足。
《孙子》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它在十八世纪就被翻译到欧洲去。二十世纪的美国将军，也把它当做世界五大兵学名著。
孙膑：《孙膑兵法》
孙膑（约前三八○○～约前三二○）的身世，在《史记》里说得很明白。《史记》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阂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这明明是说孙武有孙武的“兵法”，孙膑有孙膑的“兵法”。但是后来孙膑的“兵法”失传了，由曹操在注《孙子》时，已经只字不提孙膑的情形看，可能在汉朝未年，孙膑的“兵法”
就已见不到了。
就因为如此，所以后人就附会起来了：认为孙膑即孙武这个人、孙膑“兵法”即《孙子》这部书，一切都二合一起来了。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竹简中赫然有《孙子》，也赫然有孙膑“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
孙膑“兵法”中，已经有了很进步的整体战观念。孙膑说：“威王问九，田忌问十，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可见“达于道”是“知兵”的更高一层目标。没有这种目标，兵事只是杀人放火而已、只是不义之师而已，这就舍本逐未了。
尉缭：《尉缭子》
尉缭（前四世纪）的《尉缭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它一直被视为假书，不被重视。
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干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这批竹简中，竟赫然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铄，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缭子》出土了，我们当然要恢复它在古书中的应有地位。《尉缭子》已确定是梁惠王年间（前三七○一前三三五）的作品，它的价值，是大可肯定的了。它代表那个时代的兵学思想，它的出土，为我们迈进了一大步。
佚名：《睡虎地秦墓竹简》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秦朝的坟，其中第十一号墓，出土了一千一百五十五支竹简（另有残片八十片），其中大部分是中国最早的法律文书。中国的完整法律文书，过去只能早到唐律，唐律以前，虽经辑佚，只有片段可寻。这次大量的秦律出土，把中国法律重新延伸了上限，它的意义之大，自不寻常。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文书，包括“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八种。其中有很多有趣的和令人怵目惊心的纪录。例如百姓的狗跑进禁苑追捕猎物，这种狗要打死；在专设警戒区打死的，要整只缴上去（“皆完入公”）；其他禁苑打死的，狗肉可“贪污”，只缴上狗皮就得了（“食其肉而入皮”）；又如对商人、开旅馆的、赘婿等人，派去当兵，竟嘱咐司令官不必可怜这种人，犒赏战士的时候，不要给他们吃肉，只给他们吃三分之一斗的饭就好了。……这些纪录，都是研究古代中国人意识形态的最好资料。
长孙无忌：《唐律疏义》
长孙无忌（？～六五九），字辅机，河南洛阳人。他“贵戚好学，该博文史，性通悟，有筹略”。他跟唐太宗年轻就认识，后来帮唐太宗打天下，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中，他就图列其中。唐太宗死后，他因守正不阿，被诬谋反，被逼自杀。十五年后（六七四），才得平反。
《唐律疏义》是唐高宗永徽四年（六五三）由长孙无忌进呈的，时间是唐太宗死后四年。实际上，它的内容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七三七）与律令同时颁布的律疏。唐朝的律令，前后颁布多次（律有七次，令有十多次），长孙无忌进呈的是“律疏”，“律疏”变成“疏义”是以后的事。所以，把《唐律疏义》看成是唐高宗时候的永徽律，而不知它是八十四年后的唐玄宗开元注释书，就大错特惜了。
世界法系中，有中国法系、罗马法系、英美法系、回回法系。中国法系独自成为一系。这一法系，在清朝未年以前，都独立存在着。在这种存在里，《唐律疏义》一部书，一直是它的经典。它不但影响了后代中国的法律观念，并且影响了远东各国。它的体大思精，值得我们回味。
汪辉祖：《汪龙庄先生遗书》
汪辉祖（一七三○～一七九一），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他十六岁起，就“练习吏事，前后入诸州县幕，佐人为治，疑难纷淆，一览得要领，尤善治狱”。
他后来成为进士，做了湖南宁远的县太爷，他是一个心地非常仁慈的好官，问案时候，会跟罪人一起哭起来。做县太爷将近四年，他得罪了大吏，丢了官，下台返乡前，老百姓竟“官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拥舆不得行”！可见他感人之深。
汪辉祖这样一个大大的好官，有人称赞他一齐不取等等，他反倒不高兴。他说：“为淑女蹇修，而称其不淫，可乎？”（“你以不是荡妇赞美一个好女孩，可以吗？”〔她当然不是荡妇，我当然不是坏官，好官本是应该做的啊！〕）
汪辉祖后来“闭户著书数万卷”，著有《元史本证》、《读史掌录》、《史姓韵编》等，他主张“读书贵通大义，凡所谓论述，期实有济于用”。他写的《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学治臆说》等，替老百姓争人权，最是感人。他说他生得力，在“吃紧为人”四字，他一生努力自度度人，的确是知识分子的最好榜样。
佚名：《秋审小看》
研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光看中央的法律条文是空洞的，必须从法条中印证实务。所以，光看《唐律疏义》、《宋刑统》、《元典章》、《大明律例》、《大清律例》是不够的，必须设法找到那些地方上办案人员的纪录，才能亲切落实。
我收藏有一部《秋审小看》的原稿，是清朝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到十八年（一八九二）浙江、安徽的一些地方刑事案件纪录。包括浙江的：
丽水、太平、奉化、仙居、西安、江山、常山、松阳、仁和、富阳、昌化、山阴、孝丰、金华、兰溪、绪云、庆元、景宁、永康、新城、诸暨、永嘉、武义、龙游、天台、黄岩、镇海、武康、汤溪、淳安、上虞、归安、东阳、平湖、郭县、长兴、义乌、金华；
安徽的：
涡阳、英山、广德、怀远、灵壁、阜阳、定远、蒙城、六安、宣城、舒城、寿州、全椒、泅州、毫州、太平、太和、宿州、义城、建平、庐江。
全书都是一位有心人的笔记，用毛笔写在棉纸上，装订在高一九·一、宽一四·三公分的小册上。因为案件涉及的面是省级的，所以作者必然是省级的一位公务员。从这本难得的手稿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奇闻轶事。
佚名：《周礼》
《周礼》原称《周官》，是汉朝刘歆改名《周礼》的。传说是周公所创立的理想政制，所谓“周公致太平之迹也”。因为它是中国政制书中最细密的一本，所以被视为珍宝。
《周礼》将官职分为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职）、夏官（军事）、秋官（司法）、冬官（撂物制作）、六类。列举每个官职的名称、职制、人数和职务内容。从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显然是后代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发挥的。《周礼》是中国政制的乌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视。
《史记》封禅书中虽然提到过《周礼》，但《周礼》的出现，却在西汉未年，又因为它的制度与诸经不合，所以被人怀疑是刘歆伪造的，是伪造献给王莽，以利于王莽改制的。
但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检查《周礼》，发现倒颇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后人可以凭空伪造出来的。因此，《周礼》从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价值。
因为《周礼》是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说，宋朝王安石变法，便是一例。
戴圣：《礼记》
在流传的礼的典籍里，《礼古经》失传后，一部分内容收在一大堆，“记”里。“记”到后来，只剩下三十八篇大戴记和囚十九篇小戴记。大戴是戴德，小戴是戴德的侄儿戴圣，传说是他们作的。因为小戴记内容易懂，所以学它的人较多，就成了《礼记》。《礼记》进了十三经，但大戴记就在十三经外了。
《礼记》共有九万九千零二十字，其中有许多篇，是给礼做阐释的。礼有“文”和“义”的不同，“文”是节目单中的节目，“义”是节目理论。像书中的“祭义”就是祭礼的理论，“婚义”就是婚礼的理论。
除了这些礼的理论外，还有一些跟札没有直接关系的理论，像《大学》、《中庸》、《儒行》、《学记》等，也收在《礼记》之内。其中《大学》、（中庸》两篇，被宋朝的朱熹看中，抽出来，跟《论语》、《孟子》合而为《四书》，成了儒家的教科书，一直影响到今天。
《礼记》历来也被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
李觏（一○○九～一○五九），字泰伯，江西人。他是北宋的大思想家。二十三岁著《潜书》。二十四岁著《礼论》。三十五岁教书，跟他上课的好几百人。四十一岁时候，范仲淹向朝廷推荐他，说：“李觏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斯人之才之学，非常儒也。”他在五十一岁死去，被称为“盱江先生”。
李觏是主张经世致用的大思想家，他主张言利，说“人非利不生”、说“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在乐利的前提下，他主张耕者要有其田、不做工不得吃饭、统治者要无私财、和尚道士要还俗去做生产者。……
正因为他的立场是经世致用的，所以，他在哲学思想上，也同步发展着。例如他看《易经》，他就要人不要把《易经》带入象数性命等迷信，而要把它变成“急乎天下国家之用”的书。
李觏比王安石大十一岁，他之于王安石，就像施洗者约翰之于那稣。胡适《记李觏的学说》中未能考订出他们根本是认识的，是一件疏忽，因为王安石《答王景山书》中，早就说他们认识了。
倪国琏：《康济录》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不博的国家，再加上人口众多，历朝各代的中国人民，经常遭到荒年的压力。因此，如何应付荒年，就变成了关心民瘼的主题。
宋朝董煟写《救荒活民书》三卷，“在南宋人著述之中，最切于实用，胜理气心性之空谈。”元朝张光大跟着写了这书的续集，明朝朱熊跟着写了《救荒活民补遗书》三卷，陈龙正又跟着把上三书订补出《救荒策会》七卷。此外，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