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金针度与人-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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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濂是苦学成功的一位学者。他家里很穷，只好向别人借书来抄，手指头都冻坏了；又跑去求学，拖着破鞋，走到深山大谷，脚趾头都冻坏了。
元朝顺帝请他做翰林院编修，他不肯干，隐居在龙门山，埋头写书。十多年后，明朝太祖聘他做江南儒学提举，并做太子老师，《明史》说：“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动，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此外宋濂又负责修《元史》。最后做到翰林学士，承旨，知制浩（替皇上写诏书），六十八岁时候退休。
不料退而不休。明大祖兴大狱，在整肃胡惟庸的事件里，扯进宋濂的长孙宋慎。于是全家被放逐到四川，走到半路，宋濂就病死了。
明朝武宗时候，追谥文宪，所以他的遗著，就叫《宋文宪集》。
宋濂是明朝初年第一大文豪，同时又是制定明朝礼乐制度的人。他被“推为开国文臣之首”，最后兔死狗烹的下场，还是免不掉的。
归有光：《震川文集》
归有光（一五○七～一五七一），字熙甫，是明朝最会作文章的。曾讲学在嘉定的安亭江上，人称震川先生。他是江苏昆山人。
有科举的时代里，归有光一直考运不佳。他中举人时已三十五岁，但再考进士，就怎么也考不上，一直拖拖拉拉二十五年，才当了六十岁的老进士。
中了进士，他去做长兴知县。但他是“用古教化为治”的，审判官司，只训话，不判刑。一“每听讼，引妇女儿童案前，刺刺作吴语。断讫遣去，不具狱。”（张廷玉《明史》文苑传）上头说这样怎么成？要他照法律判，他不听，结果被拉下马，改做顺德通判，专管马政。明朝从开国以来，从来没有进士管马的，所以他倒媚倒得拉上马了。
到了六十五岁，他被大学士高拱、赵贞吉提拔，去编《世宗实录》，做了一年，就死了。
归有光是一个漂亮多情的人，他的散文写父子、写夫妇、写朋友、写生离死另别，都很动人。明朝从李梦阳、何景明提倡摹仿秦汉古文后，大家都学得歪七扭人变成了伪古文体，归有光的文章却没这种毛病。
袁宏道：《袁中郎集》
袁宏道（一五六八～一六一○），湖北公安人。《明史》说他“年十六为诸生，即结社城南，为之长。闲为诗歌古文，有声里中。举万历二十年进士。归家，下帷读书，诗文主妙悟。选吴县知县，听断敏决，公庭鲜事。与士大夫谈说诗文，以风雅自命。已而解官去。起授顺天教授，历国子助教，、部主事，谢病归。久之，起故宫。寻以清望擢吏部验封主事，改文选。寻移考功员外郎，立岁终考察群吏法……。遂为定制。迁稽勋郎中，后谢病归，数月卒。”
中国近代文坛上有三个“幽灵”虽死犹生，他们的作品常常传诵人口，并且常常被赋予新的意义。他们的名字是－袁宏道、龚定盦和苏曼殊。龚定盦的精神是反抗与奔放，苏曼殊的精神是感伤与超脱，袁宏道的精神则是静观世相、发为清新隽永的幽默文学，直触性灵深处。
袁宏道的伟大与不朽就在这里，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中风华绝代的一个。他最有个性，他痛恨“依凭古人之式样，取润圣贤之余沫”的腐儒，所以他谦冲又骄做的写道：“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这是何等决绝、何等气派！
袁宏道的哥哥宗道、弟弟中道，都有才气，时称三袁。他们都反对当时摹仿秦汉的伪古文，而提倡清新的文体。这种文体，被称为公安体。
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
吕留良（一六二九～一六八三），字庄生，又名光轮，字用晦，号晚村，浙江崇德人。他是一个遗腹子，八岁就能作文章，十二岁就组织征书社。十六岁时候，明思宗殉国，明朝完了。十七岁到十九岁，他连年逃难。后来从事选文、卖文、家教维生。三十八岁时候，他避不应试，被革去秀才。后来他的排满思想日渐浓厚，以行医和编书做主要工作。四十五岁以后，他的夷夏之防的立论，愈来愈明确，他打着朱熹的旗号，宣传民族思想。他在南京开设书坊，出售自己编刻的书籍。五十二岁时候，清朝政府征聘天下隐士，他只好剃光头发穿上憎衣，力持不合作主义。再过三年，他就死了。
在他死后四十六年，发生了一场大文字狱。湖南人曾静以叛乱被捕，供词中提到他受了吕留良评选时文的影响，于是清廷追究死人，把吕留良“戮尸肖示”，家属杀的杀、发做奴隶的发做奴隶，他的学生也一样待遇。这一场大文字狱闹了七个省，前后将近四十年，死人无算。当然吕留良的书也被毁被禁，如今流传下来的，只是风毛麟角了。
刘献廷：《广阳杂记》
刘献廷（一六四八－一六九五），字继庄，别号广阳子，北京人。他上了清初，在乱肚中，全力研究学术、考察山川、访问遗老忐士，生平“志在利济天下后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计”。
刘献廷在史地与音韵方面，功力尤深。《清史稿》说他：
其学主经世，自象蚌、律历、音韵、险塞、财赋、军政，以逮歧黄、释老之书，无所不究习。与梁溪顾培、衡山王夫之、南昌彭士望为师友，而复往来昆山徐乾学之门。
议论不随人后、万斯同引参《明史》馆事，顾祖禹、黄仪亦引参《一统志》事。献廷谓：“诸公考古有余，实用则未也。”
亏来他到了湖南，正欲结合同志，著书立说，竟突然死去，年仅四十八岁。
刘献廷除了博学外，思想明通、气象开廓，也是清朝少见的。他死后，王源写《刘处士墓表》，说：“生死无关于天下，不足为天下士；既为天下士，不能与古人争雄长，亦不足为千古之士。若处士者，其生其死，固世运消长所关，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数见之人也。”检查刘献廷的一生，正中如此。
郑燮：《郑板桥集》
郑燮（一六九三～一七六五），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十七岁中秀才，三十岁前落拓扬州，卖画度日，“日卖百钱，以代耕稼，实救困贫，托名风雅。”四十岁中举人，四十四岁中进士。
郑燮三十岁前，有一个儿子，可是在“天荒食粥竟为常，惭对吾儿泪数行”的穷困下，营养不足儿子死了。他中进士后，做了山东潍县的“七品官耳”，为了救济难民，得罪了上司，丢了差使。他在潍县作《逃荒行》、《还家行》、《思归行》等诗，表达民间疾苦，都很动人。潍县人感念他，为他立了生祠（明朝的生词多是为魏忠贤等坏蛋立的，清朝的生词就不同了）。
丢官以后，郑燮住在扬州，继续卖画，“一缣一楮，海内争藏之。”他自订润例，幽默的说：
大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
凡送礼物食物，不如白银为妙，盖公之所赠，未必弟之所好也，若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恐赖帐，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
他为人的洒脱风趣，可见一斑。
全祖望：《鲒埼亭集》
全祖望（一七○五～一七五五），字谢山，一字绍衣，自署鲒埼亭长，浙江堇（右耳旁）县人。他是清朝进士，因为性格刚方，所以不容于时。他这种刚方的性格，早在十四岁时就显露出来了。他十四岁去瞻仰乡贤名宦词，看到有张杰的牌位，张杰是出卖张苍水的无耻将军，全祖望一怒就把牌位给抓下来，用锤子敲碎，丢到池子里。
全祖望终身为表扬明末志士的节烈而努力，所谓“于残明碧血，刻意表章”。用这一表章，寄托人间的正义，他访求到张苍水遗像，为顾炎武等写神道表，更服膺黄宗羲，续成黄宗羲的“宋元学案”。
刘光汉写《全祖望传》，说：
祖望虽以博学闻，然观。书具卓识，尝谓国家刑赏，非君主所得私，三代而后、人君日骄，奉“洪范”作成作福二语为圣书，而圣王兢业之心绝。又谓史臣不立节烈传，所当立传者何人！复以匡时要务，在于讲学，世道陵夷，格言不立，甚于洪水猛兽之灾，成为近儒所未发。可以看出全祖望的精神。
全祖望的著作有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汉书地理志稽疑》、《经史问答》、《句容土音》、《丙辰公车征土小录》及《鲒埼亭文集》等。他临死前已病得不能阅读，还请人代读，以便定稿。他的精神，由此可见。
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
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八），字子才，号简斋，别号随园老人，浙江杭州人，他二十四岁中进士，做了几处知县，成绩不错。三十八岁就辞官养母，在江宁小仓山下筑随园，世称随园先生。随园四边没有墙，任人参观，“任人来看四时花”，与人同乐。六十五岁以后，开始独游名山大川，浙江、安徽、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他都一一玩过。他在八十二岁死去，一生享尽文名、长寿和山水，无人能及。
袁枚为人，纯真性灵，放诞风流。恽敬说：“子才以巧丽宏诞之词动天下，贵游及豪富少年，乐其无检，靡然从之；其时老师宿儒与为往复，而才辨悬绝，皆为所摧败，不能出气者且数十年。”可见他气焰之高、风光之盛！他是文坛大龙头，自不消说。
因为是大龙头，他未免有相互标榜、揄扬失当之处，但他的率真，也就情见乎辞。他为亡友沈凤司扫墓，三十年如一日；别人送钱给他，请他美言，他也从不隐讳。他又喜欢收女弟子，写《红妆也爱鲁灵光》等诗；毫不在乎礼教的规定。他的人生观是“即爱诗书又好花”，他不做公卿，也不做仙佛，只做一个性情中的真人而已。
汪中：《江都汪氏丛书》
汪中（一七四三－一七九四），字容甫，江苏江都人。他七岁时死了父亲；家中很穷，夜里没有被盖，“借薪而卧”。又没钱上学，乃由母亲教他读书。后来到书店做伙计，得到方便，遍读群书，最后苦学成名，尤以骈文为清朝第一人。汪中对清朝早期的大儒，佩服顾炎武、阎若璩、梅文鼎、胡渭、惠栋、戴东原，他歌颂他们。至于和他同期的，他谁也不看在眼里，几乎一一点名批判，恃才傲物，被视为狂人。
汪中在扬州安定书院时，书院山长沈祖志夸自己的诗多好多好，在满座附和之际，汪中说你为人师表，不以经世之学启迪后进，只会以写诗自命，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何况诗又写得不好！
汪中自述说：“中尝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问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学一术以自托。”可见他志趣的不凡。
汪中“性情伉直，不信释老阴阳神怪之说，又不喜宋儒性命之学，朱子之外，有举其名者，必痛诋之。……且言世多淫祀，尤为惑人心、害政事，见人邀福祠祷者，辄骂不休”。他破除迷信的火气，竟一至于此！
俞正燮：《癸巳类稿》
俞正燮（一七七五～一八四○），字理初，安徽黟县人。《清史稿》说他：
性强记，经目不忘。年二十余，北走充州谒孙星衍。
时星衍为伏生建立博士，复访求左氏后裔。正燮因作《邱明子孙姓氏论》、《左山考》，星衍多据以折衷群议，由是名大起、道光元年举人。明年，阮元主会试，士相谓曰：“理初入彀矣！”后竟落第。其经策淹博，为他考官所乙，元未之见也。房考王藻尝引为恨。又说：“正燮读书，置巨册数十，分题疏记，积岁月乃排比为文，断以己意。”他的学问，就在这种好记忆的硬功夫下，“博古通令，世罕其匹”起来。
戴醇士《习苦斋笔记》有一条记俞正燮六十岁后的可爱：
年六十矣，口所谈者皆游戏语，遇于道则行无所适，东南西北无可无不可。至人家，谈数语，辄睡于客座。问古今事，诡言不知，或晚间酒后，则原原本本，无一字遗，予所识博雅者无出其右。
俞正燮除了博古通今外，思想也极开明，他主张人权女权，“颇好为妇人出脱”。他说：“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敬礼之斯可矣。”又说：“深文以罔妇人，是无耻之论也。”这种前进的言论，在礼教下的中国，真是大胆极了！
郭嵩焘：《养知书屋遗集》
郭嵩焘（一八一八～一八九一），字伯深，号筠仙，别号献臣，晚自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他二十九岁中进士，后来历任中央、地方官。五十八岁时，做出使英国、法国大臣。他是深知世界大势的人，但在愚昧守旧的时代里，他竟被无识的士大夫骂为媚外。《清史稿》说：
英人马加理入滇边遇害，嵩焘疏劾岑毓英，意在朝廷自罢其职，借籍外人口也。而一时士论大哗，谓嵩焘媚外。篙焘言既不用，英使威妥玛出都，邦交几裂。嵩焘又欲以身任之，上言：“交涉之方，不外理、势。势者人与我共，可者与，不可者拒。理者所以自处。势足而理直，固不可违；势不足而别无可恃，尤恃理以折。”因条列四事以进。后来他格于小人刘锡泽的事事捣乱，乃辞官回国。但是－嵩焘虽家居，然颇关心君国。朝鲜乱作，法越衅开，皆有所论列。逮马江败（一八九四），恭亲王奕訢等去位，言路持政府益亟，嵩焘独忧之。尝言：‘宋以来士夫好名，致误人家国事。托攘外美名，图不次峻擢；洎事任属，变故兴，迁就仓皇，周章失措。生心害政，莫斯为甚！”是疏传于外，时议咸斥之。及庚子（一九○○）祸作，其言始大验，而嵩焘已子十七年（九年以前）卒矣。这样一位不畏人言的先知，他的遗作，自是我们最好的营养。
佚名：《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集，那时候的诗，事实上是歌谣。歌谣分随口唱的“徒歌”，和随着乐器唱的“乐歌”。当时的音乐家叫乐工，他们搜集这些“徒歌”和“乐歌”，编成唱本。有三百多篇，就叫《诗》或《诗三百》。后来乐谱散失了，只剩下歌词了。
到了孔子时候，他把诗给道德化了，用来做为教条。例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