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第1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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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宗绍熙二年十一月郊，以值雨，行礼于望祭殿。帝遂感疾。理宗四十一年，一郊而已。度宗咸淳二年，权工部尚书赵汝暨等奏：“今岁大礼，正在先帝大祥之后，臣等窃惟帝王受命，郊见天地，不可缓也。古者有改元即郊，不用前郊三年为计。况今适在当郊之岁，既逾大祥之期，圜丘之祀，岂容不举？”于是降礼，以十一月十七日款谒南郊，适太史院言：“十六日太阴交蚀。”遂改来年正月一日南郊行礼，太常寺言：“皇帝既已从吉，请依仪用乐。其十二月二十九日朝献景灵宫，三十日朝享太庙，尚在禫制之内，所有迎神、奠币、酌献、送神作乐外，其盥洗升降行步等乐，备而不作。”
100 志第五十三 礼三（吉礼三）
北郊祈谷五方帝感生帝
北郊。宋初，方丘在宫城之北十四里，以夏至祭皇地祇。别为坛于北郊，以孟冬祭神州地祇。建隆以来，迭奉四祖崇配二坛。太平兴国以后，但以宣祖、太祖更配。真宗乃以太宗配方丘，宣祖配神州地祇。皇佑初，礼官言：“皇地祇坛四角再成，面广四丈九尺，东西四丈六尺。上成高四尺五寸，下成高五尺，方五丈三尺，陛广三尺五寸，卑陋不应典礼。请如唐制增广之。”五年，诸坛皆改。嘉佑配位七十一，加羊、豕各五。庆历用犊、羊、豕各一。既而谏官司马光奏：“大行请谥于南郊，而皇地祇止于望告，失尊卑之序。”下礼院，定非次祭告皇地祇，请差官诣北郊行事。其神州之坛，方三丈一尺，皇佑增高三尺，广四十八步，内壝四面以青绳代之。仍遣内臣降香，有司摄事如仪。
神宗元丰元年二月，郊庙奉祀礼文所言：“古者祀天于地上之圜丘，在国之南，祭地于泽中之方丘，在国之北，其牲币礼乐亦皆不同，所以顺阴阳、因高下而事之以其类也。由汉以来，乃有夫妇共牢，合祭天地之说，殆非所谓求神以类之意。本朝亲祀上帝，即设皇地祇位，稽之典礼，有所未合。”遂诏详定更改以闻。于是陈襄、王存、李清臣、张璪、黄履、陆佃、何洵直、杨完等议，或以当郊之岁，冬夏至日分祭南北郊，各一日而祀遍；或于圜丘之旁，别营方丘而望祭；或以夏至盛暑，天子不可亲祭，改用十月；或欲亲郊圜丘之岁，夏至日遣上公摄事于方丘，议久未决。
三年，翰林学士张璪言：“先王顺阴阳之义，以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此万世不可易之理。议者乃欲改用他月，无所据依。必不得已，宜即郊祀之岁，于夏至之日，盛礼容，具乐舞，遣冢宰摄事。虽未能皆当于礼，庶几先王之遗意犹存焉。”于是礼官请如璪议，设宫架乐、文武二舞，改制乐章，用竹册匏爵，增配帝犊及捧俎分献官，广坛壝斋宫，修仪注上之。既而曾肇言：“今冬至若罢合祭，则夏至又以有司摄事，则不复有亲祭地祇之时，于父天母地之义若有隆杀。请遇亲祀南郊之岁，以夏至日备礼躬款北郊，以存事地之义。”四年四月，乃诏：“亲祀北郊，并依南郊之仪，有故不行，即以上公摄事。”六年，礼部、太常寺上亲祀仪并如南郊；其摄事唯改舞名及不备官，其笾豆、乐架、玉币之数，尽如亲祠。是岁十一月甲辰冬至，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罢合祭，不设皇地祇位。
哲宗初立，未遑亲祀，有司摄事如元丰仪。元佑五年夏至，祭皇地祇，命尚书右丞许将摄事。将言：“王者父天母地，三岁冬至，天子亲祠，遍享宗庙，祀天圜丘，而夏至方泽之祭，乃止遣上公，则皇地祇遂永不在亲祠之典，此大阙礼也。望博诏儒臣，讲求典故，明正祀典，为万世法。”礼部尚书赵彦若请依元丰所定，郊祀之岁，亲祀方丘及摄事，已合礼之正，更不须聚议。礼部郎中崔公度请用陈荐议，仍合祭天地，从祀百神。复诏尚书、侍郎、两省及侍从、台谏、礼官集议。于是翰林学士顾临等八人，请合祭如故事，俟将来亲祠北郊，则合祭可罢。宋兴，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丰六年一郊尔。去所易而就所难，虚地祇之大祭，失今不定，后必悔之。吏部侍郎范纯礼等二十二人，皆主北郊之议。中书舍人孔武仲又请以孟冬纯阴之月，诣北郊亲祠，如神州地祇之祭。彭汝砺、曾肇复上疏论合祭之非。文多不载。
九月，三省上顾临等议。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皇帝故事。”吕大防言：“诸儒献议，欲南郊不设皇地祇位，于祖宗之制未睹其可。”范百禄以“圜丘无祭地之礼，《记》曰：‘有其废之，莫可举也。’先帝所废，稽古据经，未可轻改。”大防又言：“先帝因礼文所建议，遂令诸儒定北郊祀地之礼，然未经亲行。今皇帝临御之始，当亲见天地，而独不设地祇位，恐亦未安。况祖宗以恩霈四方，庆赉将士，非三岁一行，则国力有限。今日宜为勉行权制，俟北郊议定及太庙享礼，行之未晚。”太皇太后以大防之言为是。而苏颂、郑雍皆以“古者人君嗣位之初，必郊见天地。今皇帝初郊而不祀地，恐未合古。”乃下诏曰：“国家郊庙特祀，祖宗以来命官摄事，惟三岁一亲郊，则先享清庙，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元丰间，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应古义，先帝乃诏定亲祀北郊之仪，未之及行。是岁，郊祀不设皇地祇位，而宗庙之享率如权制。朕方修郊见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宁十年故事，设皇地祇位以严并况之仪。厥后躬行方泽之祀，则修元丰六年五月之制。俟郊礼毕，集官详议典礼以闻。”十一月冬至，亲祠南郊，遂合祭天地，而诏罢饮福宴。
八年，礼部尚书苏轼复陈合祭六议，令礼官集议以闻。已而下诏依元佑七年故事，合祭天地于南郊，仍罢集议。绍圣元年，以右正言张商英言：“先帝制详定礼文所，谓合祭非古，据经而正之。元佑之臣，乃复行合祭，请再下礼官议。”御史中丞黄履谓：“南郊合祭，因王莽谄事元后，遂跻地位，同席共牢。迨先帝亲郊，大臣以宣仁同政，复用莽意合祀，渎乱典礼。”帝以询辅臣，章惇曰：“北郊止可谓之社。”黄履曰：“郊者，交于神明之义，所以天地皆称郊。社者，土之神尔，岂有祭大祇亦可谓之壮乎？”乃以履奏送礼部、太常寺。权礼部侍郎盛陶、太常丞王谊等言：“宜用先帝北郊仪注，以时躬行，罢合祭礼。”已而三省言：“合祭既非礼典，但盛夏祭地祇，必难亲行。”诏令两省、台谏、礼官同议，可亲祀北郊，然后罢合祭之礼。曾布、钱勰、范纯礼、韩宗师、王古、井亮采、常安民、李琮、虞策、刘定、傅楫、黄裳、丰稷、叶祖洽等言，互有是否。蔡京、林希、蔡六、黄履、吴安持、晁端彦、翟思、郭知章、刘拯、黄庆基、董敦逸等请罢合祭。诏从之。然北郊亲祀，终帝之世未克举云。
建中靖国元年，命礼部、太常寺详定北郊仪制。殿中侍御史彭汝霖又请改合祭之礼，韩忠彦以为不可。曾布力主北郊之说，帝亦然之，遂罢合祭。
政和三年，诏礼制局议方坛制度。是岁，新坛成。初，元丰三年七月，诏改北郊圜坛为方丘。六年，命礼部、太常定北郊坛制。哲宗绍圣三年，权尚书侍郎黄裳等言：“南郊青城至坛所五百一十八步，自瑞圣园至皇地祇坛之东坛五百五十六步，相去不远。其坛系国初所建，神灵顾享已久。元丰间，有司请地祇、神州并为方坛，坛之外为坎，诏止改圜坛为方。请下有司，比类南郊增饰制度，除治四面，稍令低下，以应泽中之制。”诏礼部再为详定，指画兴筑。至是，礼制局言：“方坛旧制三成，第一成高三尺，第二成、第三成皆高二尺五寸，上广八丈，下广十有六丈。夫圜坛既则象于乾，则方坛当效法于坤。今议方坛定为再成，一成广三十六丈，再成广二十四丈，每成崇十有八尺，积三十六尺，其广与崇皆得六六之数，以坤用六故也。为四陛，陛为级一百四十有四，所谓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也。为再壝，壝二十有四步，取坤之策二十有四也。成与壝俱再，则两地之义也。”斋宫大内门曰广禋，东偏门曰东秩，西偏门曰西平，正东门曰含光，正西门曰咸亨，正北门曰至顺，南内大殿门曰厚德，东曰左景华，西曰右景华，正殿曰厚德，便殿曰受福、曰坤珍、曰道光，亭曰承休，后又增四角楼为定式。
其神位，崇宁初，礼部员外郎陈旸言：“五行于四时，有帝以为之主，必有神以为之佐。今五行之帝既从享于南郊第一成，则五行之神亦当列于北郊第一成。天莫尊于上帝，而五帝次之；地莫尊于大祇，而岳帝次之，今尚与四镇、海渎并列，请升之于第一成。”至是，议礼局上《新仪》：皇地祇位于坛上北方南向，席以稿秸；太祖皇帝位于坛上东方西向，席以蒲越。木神勾芒、东岳于坛第一龛，东镇、海渎于第二龛，东山林、川泽于坛下，东丘陵、坟衍、原隰于内壝之内，皆在卯阶之北，以南为上。神州地祇、火神祝融、南岳于坛第一龛，南镇、海渎于第二龛，南山林、川泽于坛下，南丘陵、坟衍、原隰于内壝之内，皆在午阶之东，以西为上。土神后土、中岳于坛第一龛，中镇于第二龛，中山林、川泽于坛下，中丘陵、坟衍、原隰于内壝之内，皆在午阶之西，以西为上。金神蓐收、西岳于坛第一龛，西镇、海渎于第二龛，昆仑西山林、川泽于坛下，西丘陵、坟衍、原隰于内壝之内，皆在酉阶之南，以北为上。水神玄冥、北岳于坛第一龛，北镇、海渎于第二龛，北山林、川泽于坛下，北丘陵、坟衍、原隰于内壝之内，皆在子阶之西，以东为上。神州地祇席以稿秸，余以莞席，皆内向。其余并如元丰仪坛壝之制。其位板之制，上帝位板长三尺，取参天之数；厚九寸，取乾元用九之数；广尺二寸，取天之备数；书徽号以苍色，取苍璧之义。皇地祇位板长二尺，取两地之数；厚六寸，取坤元用六之数；广一尺，取地之成数；书徽号以黄色，取黄琮之义。皆以金饰。配位板各如天地之制。
又言：“《大礼格》，皇地祇玉用黄琮，神州地祇、五岳以两圭有邸。今请二者并施于皇地祇，求神以黄琮，荐献以两圭有邸。神州惟用圭邸，余不用。玉琮之制，当用坤数，宜广六寸，为八方而不剡；两圭之长宜共五寸，并宿一邸，色与琮同。牲币如之。”又言：“常祭，地祗、配位各用冰鉴一；今亲祀，盛暑，请增正配及从祀位冰鉴四十一。”并从之。
四年五月夏至，亲祭地于方泽，以皇弟燕王俣为亚献，赵王人思为终献。皇帝散斋七日于别殿，致斋七日于内殿，一日于斋宫。前一日告配太祖室，其有司陈设及皇帝行事，并如郊祀之仪。是后七年，至宣和二年、五年，亲祀者凡四。
高宗绍兴初，惟用酒脯鹿ＭＺ，行一献礼。二年，太常少卿程瑀言：“皇地祇，当一依祀天仪式。”诏从之。又言：“国朝祀皇地祇，设位于坛之北方南向。政和四年，设于南方北向。今北面望祭，北向为难，且于经典无据。请仍南向。”
淳熙中，朱熹为先朝南北郊之辩曰：“《礼》‘郊特牲而社稷太牢’，《书》‘用牲于郊，牛二’及‘社于新邑’，此明验也。本朝初分南北郊，后复合而为一。《周礼》亦只说祀昊天上帝，不说祀后土，故先儒言无北郊，祭社即是祭地。古者天地未必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无一时合祭共享之礼。古之时，礼数简而仪从省，必是天子躬亲行事，岂有祭天却将上下百神重沓累积并作一祭耶？且郊坛陛级两边上下，皆是神位，中间恐不可行。或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即是天，天即是帝，却分祭，何也？曰：为坛而祭，故谓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谓之帝。”
祈谷、雩祀。宋之祀天者凡四：孟春祈谷，孟夏大雩，皆于圜丘或别立坛。季秋大飨明堂。惟冬至之郊，则三岁一举，合祭天地焉。开宝中，太祖幸西京，以四月有事南郊，躬行大雩之礼。淳化、至道，太宗亦以正月躬行祈谷之祀，悉如圜丘之礼。
景德三年，龙图阁待制陈彭年言：“伏睹画日，来年正月三日上辛祈谷，至十日始立春。按《月令》，正月元日注为祈谷，郊祀昊天上帝。《春秋传》曰：‘启蛰而郊，郊而后耕。’盖春气初至，农事方兴，郊祀昊天，以祈嘉谷，当在建寅之月，迎春之后。自晋泰始二年，始用上辛，不择立春之先后。齐永明元年，立春前郊，议欲迁日，王俭曰：‘宋景平元年、元嘉六年并立春前郊。’遂不迁日。吴操之云：‘应在立春前。’然则左氏所记，乃三代彝章；王俭所言，乃后世变礼。来年正月十日立春，三日祈谷，斯则袭王俭之末议，违左氏之明文。望以立春后上辛行祈谷礼。”因诏有司详定诸祠祭祀。有司言：“今年四月五日，雩祀上帝，十三日立夏祀赤帝。按《月令》：‘立夏之日，天子迎夏于南郊。’《注》云：‘为祀赤帝于南郊。’又云：‘是月也，大雩。’《注》云：‘《春秋传》曰：龙见而雩。’龙星谓角、亢也，立夏后，昏见于东方。按《五礼精义》云：‘自周以来，岁星差度，今之龙见或在五月，以祈甘雨，于时已晚，但四月上旬卜日。’今则惟用改朔，不待得节，祭于立夏之前，殊违旧礼之意。苟或龙见于仲夏，雩祀于季春，相去辽阔，于礼未周。欲请并于立夏后卜日，如立夏在三月，则待改朔。”
天禧元年十二月，礼仪院言：“准画日，来年正月十七日祈谷，前二日奏告太祖室，缘岁以正月十五日朝拜玉清昭应宫，景德四年以前，祈谷止用上辛，其后用立春后辛日，盖当时未有朝拜宫观礼。王俭启云：‘近代明例，不以先郊后春为嫌。’又宋孝武朝有司奏‘魏代郊天值雨，更用后辛’，或正月上辛，事有相妨，并许互用，在于礼典，固亦无嫌。”
初，祈谷、大雩，皆亲祀上帝。由熙宁迄靖康，惟有司摄事而已。元丰中，礼官言：“庆历大雩宗祀之仪，皆用犊、羊、豕各一，唯祈谷均祀昊天上帝止用犊一。请依雩祀、大享明堂牲牢仪，用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