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第3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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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宗开禧元年，夔路转运判官范荪言：“本路施、黔等州荒远，绵亘山谷，地旷人稀，其占田多者须人耕垦，富豪之家诱客户举室迁去。乞将皇佑官庄客户逃移之法校定：凡为客户者，许役其身，毋及其家属；凡典卖田宅，听其离业，毋就租以充客户；凡贷钱，止凭文约交还，毋抑勒以为地客；凡客户身故、其妻改嫁者，听其自便，女听其自嫁。庶使深山穷谷之民，得安生理。”刑部以皇佑逃移旧法轻重适中，可以经久，淳熙比附略人之法太重，今后凡理诉官庄客户，并用皇佑旧法。从之。
嘉定八年，左司谏黄序奏：“雨泽愆期，地多荒白。知余杭县赵师恕请劝民杂种麻、粟、豆、麦之属，盖种稻则费少利多，杂种则劳多获少。虑收成之日，田主欲分，官课责输，则非徒无益；若使之从便杂种，多寡皆为己有，则不劝而勤，民可无饥。望如所陈，下两浙、两淮、江东西等路，凡有耕种失时者并令杂种，主毋分其地利，官毋取其秋苗，庶几农民得以续食，官免振救之费。”从之。
知婺州赵（与心）夫行经界于其州，整有伦绪，而（与心）夫报罢。士民相率请于朝，乃命赵师岩继之。后二年，魏豹文代师岩为守，行之益力。于是向之上户析为贫下之户，实田隐为逃绝之田者，粲然可考。凡结甲册、户产簿、丁口簿、鱼鳞图、类姓簿二十三万九千有奇，创库匮以藏之，历三年而后上其事于朝。
淳佑二年九月，敕曰：“四川累经兵火，百姓弃业避难，官以其旷土权耕屯以给军食，及民归业，占据不还。自今凡民有契券，界至分明，析在州县屯官随即归还。其有违戾，许民越诉，重罪之。”
六年，殿中侍御史兼侍讲谢方叔言：
“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权也。国朝驻跸钱塘，百有二十余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内之生齿日繁，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日贫，经制日坏，上下煎迫，若有不可为之势。所谓富贵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专，识者惧焉。夫百万生灵资生养之具，皆本于谷粟，而谷粟之产，皆出于田。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少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强之食，兼并浸盛，民无以遂其生。于斯时也，可不严立经制以为之防乎？
去年，谏官尝以限田为说，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国用边饷，皆仰和籴。然权势多田之家，和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敌人睥睨于外，盗贼窥伺于内，居此之时，与其多田厚赀不可长保，曷若捐金助国共纾目前？在转移而开导之耳。乞谕二三大臣，摭臣僚论奏而行之，使经制以定，兼并以塞，于以尊朝廷，于以裕国计。陛下勿牵贵近之言以摇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废良策，则天下幸甚。”从之。
十一年九月，敕曰：“监司、州县不许非法估籍民产，戒非不严，而贪官暴吏，往往不问所犯轻重，不顾同居有分财产，一例估籍，殃及平民。或户绝之家不与命继；或经陈诉许以给还，辄假他名支破，竟成干没；或有典业不听收赎，遂使产主无辜失业。违戾官吏，重置典宪。”是岁，信常饶州、嘉兴府举行经界。
景定元年九月，敕曰：“州县检校孤幼财产，往往便行侵用，洎至年及陈乞，多称前官用过，不即给还。自今如尚违戾，以吏业估偿，官论以违制，不以去官、赦、降原减。”
咸淳元年，监察御史赵顺孙言：“经界将以便民，虽穷阎下户之所深愿，而未必豪宗大姓之所尽乐。自非有以深服其心，则亦何以使其情意之悉孚哉？且今之所谓推排，非昔之所谓自实也。推排者，委之乡都，则径捷而易行；自实者，责之于人户，则散漫而难集。嘉定以来之经界，时至近也，官有正籍，乡都有副籍，彪列昈分，莫不具在，为乡都者不过按成牍而更业主之姓名。若夫绍兴之经界，其时则远矣，其籍之存者寡矣。因其鳞差栉比而求焉，由一而至百，由百而至千，由千而至万，稽其亩步，订其主佃，亦莫如乡都之便也。朱熹所以主经界而辟自实者，正谓是也。州县能守朝廷乡都任责之令，又随诸州之便宜而为之区处，当必人情之悉孚，不令而行矣。”从之。
三年，司农卿兼户部侍郎李镛言：“夫经界尝议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尝令自实矣，而自实卒不竟。岂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财之名，下之不乐其成者又每倡为扰民之说。故宁坐视邑政之坏，而不敢诘猾吏奸民之欺；宁忍取下户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盖经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遍走阡陌，必尽量步亩，必审定等色，必纽折计等，奸弊转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过以县统都，以都统保，选任才富公平者，订田亩税色，载之图册，使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而已。臣守吴门，巳尝见之施行。今闻绍兴亦渐就绪，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窃谓东南诸郡，皆奉行惟谨。其或田亩未实，则令乡局厘正之；图册未备，则令县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县之稽违，监司察郡之怠弛，严其号令，信其赏罚，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责之年岁以课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岁会以综核之。”于是诏诸路漕、帅施行焉。
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而诸籍没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旧额，每失之重，输纳之际，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额重而纳轻，承佃犹可；公租额重而纳重，则佃不堪命。州县胥吏与仓库百执事之人，皆得为侵渔之道于耕者也。季世金人乍和乍战，战则军需浩繁，和则岁币重大，国用常苦不继，于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卖官田以给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诱之，其终不免于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后，又有所谓安边所田，收其租以助岁币。至其将亡，又限民名田，买其限外所有，谓之公田。初议欲省和籴以纾民力，而其弊极多，其租尤重；宋亡，遗患犹不息也。凡水田、官田之法，公田见于史者，汇其始末而悉载于篇，有足鉴者焉。
绍兴元年，诏宣州、太平州守臣修圩。二年，以修圩钱米及贷民种粮，并于宣州常平、义仓米拨借。三年，定州县圩田租额充军储。建康府永丰圩租米，岁以三万石为额。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十余顷，近岁垦田不及三之一。至是，始立额。
五年，江东帅臣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旱则放湖水溉田，涝则决田水入海，故无水旱之灾。本朝庆历、嘉佑间，始有盗湖为田者，其禁甚严。政和以来，创为应奉，始废湖为田。自是两州之民，岁被水旱之患。余姚、上虞每县收租不过数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赋，动以万计。莫若先罢两邑湖田。”其会稽之鉴湖、鄞之广德湖、萧山之湘湖等处尚多，望诏漕臣尽废之。其江东、西圩田，苏、秀围田，令监司守令条上。”于是诏诸路漕臣议之。其后议者虽称合废，竟仍其旧。
初，五代马氏于潭州东二十里，因诸山之泉，筑堤潴水，号曰龟塘，溉田万顷。其后堤坏，岁旱，民皆阻饥。七年，守臣吕颐浩始募民修复，以广耕稼。十六年，知袁州张成巳言：“江西良田，多占山冈，望委守令讲陂塘灌溉之利。”其后比部员外郎李咏言，淮西高原处旧有陂塘，请给钱米，以时修浚。知江阴军蒋及祖亦请浚治本军五卸沟以泄水，修复横河支渠以溉旱。乃并诏诸路常平司行之，每季以施行闻。
二十三年，谏议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广，而平时无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濒湖之地，多为兵卒侵据，累土增高，长堤弥望，名曰坝田。旱则据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涝则远近泛滥，不得入湖，而民田尽没。望尽复太湖旧迹，使军民各安，田畴均利。”从之。二十四年，大理寺丞周环言：“临安、平江、湖、秀四州下田，多为积水所浸。缘溪山诸水并归太湖，自太湖分二派：东南一派由松江入于海，东北一派由诸浦注之江。其松江泄水，惟白茅一浦最大。今泥沙淤塞，宜决浦故道，俾水势分派流畅，实四州无穷之利。”诏两浙漕臣视之。
二十八年，两浙转运副使赵子潚、知平江府蒋璨言：“太湖者，数州之巨浸，而独泄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势有所不逮。是以昔人于常熟之北开二十四浦，疏而导之江；又于昆山之东开一十二浦，分而纳之海。三十六浦后为潮汐沙积，而开江之卒亦废，于是民田有淹没之患。天圣间，漕臣张纶尝于常熟、昆山各开众浦；景佑间，郡守范仲淹亦亲至海浦，浚开五河；政和间提举官赵霖复尝开浚。今诸浦湮塞，又非前比，计用工三百三十余万，钱三十三万余缗，米十万余斛。”于是诏监察御史任古复视之。既而古至平江言：“常熟五浦通江诚便，若依所请，以五千功，月余可毕。”诏以激赏库钱、平江府上供米如数给之。二十九年，子潚又言：“父老称福山塘与丁泾地势等，若不浚福山塘，则水必倒注于丁泾。”乃命并浚之。
隆兴二年八月，诏：“江、浙水利，久不讲修，势家围田，堙塞流水。诸州守臣按视以闻。”于是知湖州郑作肃、知宣州许尹、知秀州姚宪、知常州刘唐稽并乞开围田，浚港渎。诏湖州委朱夏卿，秀州委曾□，平江府委陈弥作，常州、江阴军委叶谦亨，宣州、太平州委沉枢措置。九月，刑部侍郎吴芾言：“昨守绍兴，尝请开鉴湖废田二百七十顷，复湖之旧，水无泛滥，民田九千余顷，悉获倍收。今尚有低田二万余亩，本亦湖也，百姓交佃，亩直才两三缗。欲官给其半，尽废其田，去其租。”户部请符浙东常平司同绍兴府守臣审细标迁。从之。
乾道二年四月，诏漕臣王炎开浙西势家新围田，草荡、荷荡、菱荡及陂湖溪港岸际旋筑塍畦、围裹耕种者，所至守令同共措置。炎既开诸围田，凡租户贷主家种粮债负，并奏蠲之。六月，知秀州孙大雅代还，言：“州有柘湖、淀山湖、当湖、陈湖，支港相贯，西北可入于江，东南可达于海。旁海农家作坝以却碱潮，虽利及一方，而水患实害邻郡；设疏导之，则又害及旁海之田。若于诸港浦置闸启闭，不惟可以泄水，而旱亦获利。然工力稍大，欲率大姓出钱，下户出力，于农隙修治之。”于是以两浙转运副使姜诜与守臣视之，诜寻与秀常州、平江府、江阴军条上利便。诏：“秀州华亭县张泾闸并淀山东北通陂塘港浅处，俟今年十一月兴修；江阴军、常州蔡泾闸及申港，明年春兴修；利港俟休役一年兴修；平江府姑缓之。”三年三月，诜使还，奏：“开浚毕功，通泄积水，久浸民田露出塍岸。臣已谕民趁时耕种。恐下户阙本，良田复荒，望令浙西常平司贷给种粮。”又奏措置、提督、监修等官知江阴军徐藏等减磨勘年有差。
四年，以彭州守臣梁介修复三县一十余堰，灌溉之利及于邻邦，诏介直秘阁、利路转运判官。七年，王炎言：“兴元府山河堰世传汉萧、曹所作。本朝嘉佑中，提举史照上堰法，获降敕书刻石堰上。绍兴以来，户口凋疏，堰事荒废，遂委知兴元府吴拱修复，发卒万人助役。宣抚司及安抚、都统司共享钱三万一千余缗，尽修六堰，浚大小渠六十五里，凡溉南郑、褒城田二十三万三千亩有奇。”诏奖谕拱。
八年，户部侍郎兼枢密都承旨叶衡言：“奉诏核实宁国府、太平州圩岸，内宁国府惠民、化城旧圩四十余里，新筑九里余；太平州黄池镇福定圩周四十余里，庭福等五十四圩周一百五十余里，包围诸圩在内，芜湖县圩周二百九十余里，通当涂圩共四百八十余里。并高广坚致，濒水一岸种植榆柳，足捍风涛，询之农民，实为永利。”于是诏奖谕判宁国府魏王恺，略曰：“大江之堧，其地广袤，使水之蓄泄不病而皆为膏腴者，圩之为利也。然水土斗啮，从昔善坏。卿聿修稼政，巨防屹然，有怀勤止，深用叹嘉。”九年八月，臣僚言江西连年荒旱，不能预兴水利为之备。于是乃降诏曰：“朕惟旱干、水溢之灾，尧、汤盛时，有不能免。民未告病者，备先具也。豫章诸郡县，但阡陌近水者，苗秀而实；高仰之地，雨不时至，苗辄就槁。意水利不修，失所以为旱备乎？唐韦丹为江西观察使，治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万二千顷。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至广也。农为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谷也。今诸道名山，川原甚众，民未知其利。然则通沟渎，潴陂泽，监司、守令，顾非其职欤？其为朕相丘陵原隰之宜，勉农桑，尽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时。虽有丰凶，而力田者不至拱手受弊，亦天人相因之理也。朕将即勤惰而寓赏罚焉。”
淳熙二年，两浙转运判官陈岘言：“昨奉诏遍走平江府、常州、江阴军，谕民并力开浚利港诸处，并已毕功。始欲官给钱米，岁不下数万，今皆百姓相率效力而成。”诏常熟知县刘颖特增一秩，余论赏有差。三年，赐皇子判明州魏王恺诏曰：“陂湖川泽之利，或通或塞，存乎其人。四明为州实治鄞，鄞之乡东西凡十四，而钱湖之水实溉其东之七。吏惰不虔，葑菼芜翳，利失其旧，农人病焉。卿临是邦，乃能讲求利便而浚治之，遂使并湖七乡之田，无异时旱干之患，其为泽岂浅哉。剡奏彻闻，不忘嘉叹。”
十年，大理寺丞张抑言：“陂泽湖塘，水则资之潴泄，旱则资之灌溉。近者浙西豪宗，每遇旱岁，占湖为田，筑为长堤，中植榆柳，外捍茭芦，于是旧为田者，始隔水之出入。苏、湖、常、秀昔有水患，今多旱灾，盖出于此。乞责县令毋给据，尉警捕，监司觉察。有围裹者，以违制论；给据与失察者，并坐之。”既而漕臣钱冲之请每围立石以识之，共一千四百八十九所，令诸郡遵守焉。
绍熙二年，诏守令到任半年后，具水源湮塞合开修处以闻；任满日，以兴修水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