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第3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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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天下文帐，吏习偷惰，自崇宁至政和，稽违积数凡二千六百七十有余。于是申敕六曹，以拘督一岁多寡为寺、监赏罚。
政和七年，命户部参稽熙、丰及今财用有余不足之数，又立旁通格，令诸路漕司各条元丰、绍圣、崇宁、政和一岁财用出入多寡来上。淮南漕臣张根言：“天下之费，莫大于土木之功。其次如人臣赐第，一第无虑数十万缗，稍增雄丽，非百万不可。佐命如赵普，定策如韩琦，不闻峻宇雕墙，僭拟宫省，奈何剥民肤髓，为厮役之奉乎？其次如田产、房廊，虽不若赐第之多，然日削月朘，所在无几。又如金帛以供一时之好赐，有不可已者，而亦不可不节。至如赐带，其直虽不过数百缗，然天下金宝糜费日久，夫岂易得？今乃赉及仆隶，使混淆公卿间，贵贱、贤不肖，莫之辨也。如以为左右趋走之人，不欲其墨绶，当别为制度，以示等威。”疏奏，不省。
重和初，罢讲画经费局。有司议勾收白地，禁榷铁货，方田增税，榷酤增价，量收醋息，河北添折税米等。俄虑骚扰，悉罢之，并焚其条约。未几，又置裕民局，命蔡京提举，徐处仁详定。京大不悦，寻亦罢。宣和元年，以左藏库亏没一百七十九万有奇，乃别造都籍，催辖司、太府寺、左藏库互相钩考，以绝奸弊。
帝初即位，思节冗费，中都吏重复增给及泛监员额，并诏裁损。后苑尝计增葺殿宇，计用金箔五十六万七千。帝曰：“用金为箔，以饬土木，一坏不可复收，甚亡谓也。”令内侍省罚请者。及蔡京为相，增修财利之政，务以侈靡惑人主，动以《周官》惟王不会为说，每及前朝惜财省费者，必以为陋。至于土木营造，率欲度前规而侈后观。元丰改官制，在京官司供给之数，皆并为职钱，视嘉佑、治平时赋禄优矣。京更增供给、食料等钱，于是宰执皆然。京既罢相，帝恶其变乱法度，将尽更革。命户部侍郎许几裁损浮费及百官滥禄，悉循元丰之旧，宰执亦听辞所增奉。京不便，与其党倡言：“减奉非治世事。司马光请听宰臣辞南郊给赐，神宗卒不允，且增选人及庶人在官者之奉。帝以继述为事，当奉承神宗。”由是官吏奉给并仍旧，而宰执亦增如故。初，宰执掌食亦皆有常数。至是，品目偎多，有公使、乏支之别，台、省、寺、监又增厨钱。侍御史毛注尝奏论之，不行。蔡京复得政，言者遂以裁损禄廪为几罪，几坐夺职。
于时天下久平，吏员冗溢，节度使至八十余员，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学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员。京又专用丰亨豫大之说，谀悦帝意，始广茶利，岁以一百万缗进御，以京城所主之。其后又有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杂出，大率争以奇侈为功。岁运花石纲，一石之费，民间至用三十万缗。奸吏旁缘，牟取无艺，民不胜弊。用度日繁，左藏库异时月费缗钱三十六万，至是，衍为一百二十万。
又三省、密院吏员猥杂，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余俸，故当时议者有“俸入超越从班，品秩几于执政”之言。又增置兼局，礼制、明堂，详定《国朝会要》、《九域图志》、《一司敕令》之类，职秩繁委，廪给无度。侍御史黄葆光论其弊，帝善之而未行；俄而诏云：当丰亨豫大之时，为衰乱减损之计”，自是罕敢言者。然吏禄泛冒已极，以史院言之，供检吏三省几千人。蔡京又动以笔帖于榷货务支赏给，有一纸至万缗者。京所侵私，以千万计，朝论喧然。乃诏三省、枢密院吏额用元丰法，其岁赐悉裁之，时翕然以为快。臣僚上言：“诸州遇天宁节，除公使外，别给系省钱，充锡宴之用。独诸路监司许支逐司钱物，一筵之馔，有及数百千者，浮侈相夸，无有艺极。”自是诏：“遇天宁节宴，旧应给钱者，发运、监司每司不得过三百贯，余每司不得过二百贯，以上旧给数少者，止依旧。”
自崇宁以来，言利之臣殆析秋毫，沿汴州县创增镇栅以牟税利。官卖石炭增二十余场，而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名品琐碎，则有四脚铺床、榨磨、水磨、庙图、淘沙金等钱，不得而尽记也。宣和以后，王黼专主应奉，掊剥横赋，以羡为功。岭南、川蜀农民陂罚钱，罢学制学事司赡学钱，皆归应奉司。所入虽多，国用日匮。
六年，尚书左丞宇文粹中言：
“近岁南伐蛮獠，北赡幽燕，关陕、绵、茂边事日起，山东、河北寇盗窃发。赋敛岁入有限，支梧繁伙，一切取足于民。陕西上户多弃产而居京师，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蚕织皆废；山东频遭大水，而耕种失时；他路取办目前，不务存恤。谷麦未登，已先俵籴；岁赋已纳，复理欠负。托应奉而买珍异奇宝，欠民积者一路至数十万计；价上供而织文绣锦绮，役工女者一郡至百余人。
陛下勤恤民隐，诏令数下，悉为虚文。民不聊生，不惟寇盗繁滋，窃恐灾异数起。祖宗之时，国计所仰，皆有实数。有额上供四百万，无额上供二百万，京师商税、店宅务、抵当所诸处杂收钱一百余万。三司以七百万之入，供一年之费，而储其余以待不测之用。又有解池盐钞、晋矾、市舶遗利，内赡京师，外实边鄙，间遇水旱，随以振济，盖量入为出，沛然有余。近年诸局务、应奉等司截拨上供，而繁富路分一岁所入，亦不敷额。然创置书局者比职事官之数为多，检计修造者比实用之物增倍，其它妄耗百出，不可胜数。若非痛行裁减，虑智者无以善其后。”
久之，乃诏蔡攸等就尚书省置讲议财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余并讲究条上。攸请：内侍职掌，事干宫禁，应裁省者，委童贯取旨。时贯以广阳郡王领右府故也。于是不急之务，无名之费，悉议裁省。帝亦自罢诸路应奉官吏，省六尚岁贡。
七年，诏诸路帅臣、监司各条所部当裁省凡目以闻。后苑书艺局等月省十九万缗，岁可省二百二十万。应奉司所管诸色窠名钱数内：两浙路钱旁定帖息钱，湖、常、温、秀州无额上供钱，淮南路添酒钱等，并行截节，更不充应奉支用。十二月，诏曰：“比年宽大之诏数下，裁省之令屡行。有司便文而实惠不至，盖缘任用非人，兴作事端，蠹耗邦财。假充上之名，济营私之欲，渔夺百姓，无所不至。朕夙夜痛悼，思有以抚循慰安之。应茶盐立额结绝。应奉司两浙诸路置局及花石纲等，诸路非泛上供拋降物色，延福宫西城所租课，内外修造诸处采斫木植、制造局所，并罢。诸局及西城所见管钱物并付有司，其拘收到百姓地上，并给还旧佃人。减掖庭用度，减侍从官以上月廪，及罢诸兼局，以上并令有司据所得数拨充诸路籴本，及桩充募兵赏军之用。应斋醮道场，除旧法合有外，并罢道官及拨赐宫观等房钱、田土之类。六尚，并依祖宗法。罢大晟府，罢教学所，罢教坊额外人。罢行幸局，罢采石所，罢待诏额外人。罢都茶场，依旧归朝廷。河坊非危急泛科、免夫钱并罢。”
是时天下财用岁入，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其措置裒敛、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财赋多为禁中私财，上溢下漏，而民重困。言者请令户部周知大数，而不失盈虚缓急之宜。上至宫禁所须，下逮吏卒廪饩，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诏可。户部尚书聂山亦请以熙、丰后增置添给，如额外医官、内中诸阁分位次主管文字等使臣、福源灵应诸观清卫卒、后妃戚里及文武臣僚之家母妻封国太夫人郡太夫人等请给，并添给食料、茶汤等钱四十万八千九百余缗，凡熙、丰无法该载者罢之。
靖康元年，诏曰：“朕托于兆庶之上，永念民惟邦本，思所以闵恤安定之。乃者，减乘舆服御，放宫女，罢苑囿，焚玩好之物，务以率先天下；减冗官，澄滥赏，汰贪吏，为民除害。方诏减上供收买之额，蠲有司烦苛之令，轻刑薄赋，务安元元；而田里之间，愁痛未苏，傥不蠲革，何以靖民！今询酌庶言，疏剔众弊，举其纲目，以授四方。诏到，监司、郡守其悉力奉行；应民所疾苦，不在此诏，许推类闻奏。”于是凡当时苛刻烦细、一切不便于民者皆罢。
高宗建炎元年，诏：“诸路无额上供钱，依旧法，更不立额。”三年二月，减婺州上供额罗二万八千匹，着为定制。八月，减福建、广南路岁买上供银三分之一。绍兴二年，罢镇江府御服罗，省钱七万缗，助刘光世军。四年二月，诏：“诸路州县天申节礼物，并置场和买，毋得抑配于民。”十有一月，免淮南州军大礼绢。五年，以四川上供钱帛依旧留以赡军。十一年，始命四川上供罗复输内藏，其后绫、纱、绢悉如之。四路天申节大礼绢及上供绸、绫、锦、绮，共九万五千八百匹。
淳熙五年，湖北漕臣刘焞言：“鄂、岳、汉阳自绍兴九年所收赋财，十分为率，储一分充上供始，十三年年增二分。鄂州元储一分，钱一万九千五百七十缗，今已增至一十二万九千余缗；岳州五千八百余缗，今增至四万二千一百余缗；汉阳三千七百缗，今增至二万二千三百余缗。民力凋弊，无所从出。”于是以见增钱数立额，已后权免递增。诏夔州路九州百姓科买上供金、银、绢，自淳熙六年为始尽免。十六年，蠲两淮州军合发上供诸窠名钱物，极边全免，次边展免一年。
绍定元年，江、浙诸州军折输上供物帛钱数，除合起轻货，并用钱、会中半；路不通水，愿以银折输者听，两不过三贯三百文。两浙、江东共四百一十三万八千六百一十二贯有奇，并输送左藏西库。
咸淳六年，都省言：“南渡以来，诸路上供数重，自嘉定至嘉熙，起截之数虽减，而州县犹以大数拘催，害及百姓。”有旨：“自咸淳七年为始，银、钱、关、会用咸淳三年起截中数拘催，绸、绢、丝、绵、绫、罗用咸淳二年起截中数拘催。钱、关、会子二千四百九十五万八千七百四十八贯，银一十六万九千六百四十三两，绸四万一千四百三十八匹，绢七十三万七千八百六十匹，丝九万五千三百三十三两，绵一百五万七千九百二十五两，绫五千一百七十九匹，罗七千三百五十五匹，户部遍牒诸路，视今所减定额起催。”
所谓经总制钱者，宣和末，陈亨伯以发运兼经制使，因以为名。建炎二年，高宗在扬州，四方贡赋不以期至，户部尚书吕颐浩、翰林学士叶梦得等言：“亨伯以东南用兵，尝设经制司，取量添酒钱及增一分税钱，头子、卖契等钱，敛之于细，而积之甚众。及为河北转运使，又行于京东西，一岁得钱近二百万缗，所补不细。今若行于诸路州军，岁入无虑数百万计。边事未宁，苟不出此，缓急必致暴敛。与其敛于仓卒，曷若积于细微。”于是以添酒钱、添卖糟钱、典卖田宅增牙税钱、官员等请给头子钱、楼店务增三分房钱，令两浙、江东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广收充经制钱，以宪臣领之，通判敛之，季终输送。绍兴五年，参政孟庾提领措置财用，请以总制司为名，又因经制之额增析而为总制钱，而总制钱自此始矣。
财用司言：“诸路州县出纳系省钱所收头子钱，贯收钱二十三文省，内一十文省作经制起发上供，余一十三文充本路郡县并漕司用。今欲令诸路州县杂税出纳钱贯收头子钱上，量增作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及州旧合得一十三文省，余尽入经制窠名帐内，起发助军。”江西提举司言：“常平钱物，旧法贯收头子钱五文足。今当依诸色钱例，增作二十三文足，除五文依旧法支用，余增到钱与经制司别作窠名输送。”
九年，谏议大夫曾统上疏言：“经制使本户部之职，更置一司，无益于事。如创供给酒库，亦是阴夺省司之利。若谓监司、郡县违法废令，别建此司按之，则又不然。夫朝廷置监司以辖州郡，立省部以辖监司，祖宗制也。税赋失实，当问转运司；常平钱谷失陷，当问提举司。若使经制司能事事检察，则虽户部版曹，亦可废矣。且自置司以来，漕司之移用，宪司之赃罚，监司之妄支，固未尝少革其弊。罢之便。”疏奏，不省。十六年，以诸路岁取经总制钱，本路提刑并检法干办官拘催，岁终通纽以课殿最。二十一年，以守、倅同检察。二十九年，诏专以通判主之。
乾道元年，诏：“诸路州县出纳，贯添收钱一十三文省，充经总制钱，以所增钱别输左藏西库，补助经费。”自是经总制钱每千收五十六文矣。然遇兵凶，亦时有蠲免。三年，复以守、倅共掌之。
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减江东西、福建、淮东、浙西经总制钱一十七万一千缗。绍熙二年，诏平江府合发经总制钱岁减二万缗。嘉定十七年，诏蠲嘉定十五年终以前所亏钱数。端平三年，诏：“诸路州军因灾伤检放苗米，毋收经总制头子、勘合朱墨等钱；自今已放苗米，随苗带纳钱并与除放。”
所谓月桩钱者，始于绍兴之二年。时韩世忠驻军建康，宰相吕颐浩、朱胜非议今江东漕臣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以朝廷上供经制及漕司移用等钱供亿。当时漕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科，既有偏重之弊，上供经制，无额添酒钱并争利钱，赡军酒息钱，常平钱，及诸司封桩不封桩、系省不系省钱，皆是朝廷窠名也。
于是郡县横敛，铢积丝累，江东、西之害尤甚。十七年，诏州郡以宽剩钱充月桩，以宽民力，遂减江东、西之钱二十七万七千缗有奇。
又有所谓板帐钱者，亦军兴后所创也。如输米则增收耗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赇而课其入，索盗赃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与消除而抑纳，他如此类，不可遍举。州县之吏固知其非法，然以版帐钱额太重，虽欲不横取于民，不可得已。
凡货财不领于有司者，则有内藏库，盖天子之别藏也。县官有巨费，左藏之积不足给，则发内藏佐之。宋初，诸州贡赋皆输左藏库，及取荆湖，定巴蜀，平岭南、江南，诸国珍宝、金帛尽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