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第4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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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捕系台狱，命中丞邓绾、同知谏院范百禄与御史徐禧杂治。狱具，赐世居死，李逢、刘育及徐革并凌迟处死，将作监主簿张靖、武进士郝士宣皆腰斩，司天监学生秦彪、百姓李士宁杖脊，并湖南编管。余连逮者追官落职。世居子孙贷死除名，削属籍。旧勘鞫官吏并劾罪。
李士宁者，挟术出入贵人门，常见世居母康，以仁宗御制诗上之。百禄谓士宁荧惑世居致不轨，且疑知其逆谋，推问不服。禧乃奏：“士宁赠诗，实仁宗御制，今狱官以为反因，臣不敢同。”百禄以士宁尝与王安石善，欲锻炼附致妖言死罪，卒论士宁徒罪，而奏“禧故出之，以媚大臣”。诏详劾理曲者以闻。百禄坐报上不实，落职。若凌迟、腰斩之法，熙宁以前未尝用于元凶巨蠹，而自是以口语狂悖致罪者，丽于极法矣。盖诏狱之兴，始由柄国之臣藉此以威缙绅，逞其私憾，朋党之祸遂起，流毒不已。
绍圣间，章惇、蔡卞用事，既再追贬吕公着、司马光，及谪吕大防等岭外，意犹未快，仍用黄履疏高士京状追贬王珪，皆诬以“图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上颇惑之。最后，起同文馆狱，将悉诛元佑旧臣。时太府寺主簿蔡渭奏：“臣叔父硕，尝于邢恕处见文及甫元佑中所寄恕书，具述奸臣大逆不道之谋。及甫，彦博子也，必知奸状。”诏翰林承旨蔡京、吏部侍郎安惇同究问。初，及甫与恕书，自谓：“毕禫当求外，入朝之计未可必，闻已逆为机阱，以榛塞其途。”又谓：“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又云：“济之以粉昆，朋类错立，欲以眇躬为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尝语蔡硕，谓司马昭指刘挚，粉昆指韩忠彦，眇躬，及甫自谓。盖俗称驸马都尉为“粉侯”，人以王师约故，呼其父克臣为“粉父”，忠彦乃嘉彦之兄也。及甫除都司，为刘挚论列。又挚尝论彦博不可除三省长官，故止为平章重事。及彦博致仕，及甫自权侍郎以修撰守郡，母丧除，与恕书请补外，因为躁忿诋毁之辞。及置对，则以昭比挚如旧，眇躬乃以指上，而粉昆乃谓指王岩叟面如傅粉，故曰“粉”，梁焘字况之，以“况”为兄，故曰“昆”，斥挚将谋废立，不利于上躬。京、惇言：“事涉不顺，及甫止闻其父言，无他证佐，望别差官审问。”乃诏中书舍人蹇序辰审问，仍差内侍一员同往。蔡京、安惇等共治之，将大有所诛戮，然卒不得其要领。会星变，上怒稍息，然京、惇极力锻炼不少置。既而梁焘卒于化州，刘挚卒于新州，众皆疑二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诏：“挚、焘据文及甫等所供言语，偶逐人皆亡，不及考验，明正典刑。挚、焘诸子并勒停，永不收叙。”先时，三省进呈，帝曰：“挚等已谪遐方，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
初，元佑更政，尝置诉理所，申理冤滥。元符元年，中丞安惇言：“神宗厉精图治，明审庶狱，而陛下未亲政时，奸臣置诉理所，凡得罪熙宁、元丰之间者，咸为除雪，归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详从初加罪之意，复依元断施行。”时章惇犹豫未应，蔡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惇惧，即日置局，命蹇序辰同安惇看详案内文状陈述，及诉理所看详于先朝言语不顺者，具名以闻。自是，以伸雪复改正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
及徽宗即位，改正元佑诉理之人。右正言陈瓘言：“诉理得罪，自语言不顺之外，改正者七百余人。无罪者既蒙昭雪，则看详之官如蹇序辰、安惇者，安可以不加罪乎？序辰与惇受大臣讽谕，迎合绍述之意，因谓诉理之事，形迹先朝，遂使纷纷不已。考之公议，宜正典刑。”会中书省亦请治惇、序辰罪，诏蹇序辰、安惇并除名、放归田里。
靖康初元，既戮梁方平，太傅王黼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言者论黼欺君罔上，专权怙宠，蠹财害民，坏法败国，朔方之衅，黼主其谋。遣吏追至雍丘杀之，取其首以献，仍籍其家。又诏赐拱卫大夫、安德军承宣使李彦死。彦根括民田，夺民常产，重敛租课，百姓失业，愁怨溢路，官吏稍忤意，捃摭送狱，多至愤死，故特诛之。暴少保梁师成朋比王黼之罪，责彰化军节度副使，行一日，追杀之。台谏极论朱勉肆行奸恶，起花石纲，竭百姓膏血，罄州县帑藏，子侄承宣、观察者数人，厮役为横行，媵妾有封号，园第器用悉拟宫禁。三月，窜勉广南，寻赐死。赵良嗣者，本燕人马植。政和初，童贯使辽国，植邀于路，说以覆宗国之策，贯挟之以归，卒用其计，以基南北之祸。至是，伏诛。七月，暴童贯十罪，遣人即所至斩之。九月，言者论蔡攸兴燕山之役，祸及天下，骄奢淫佚，载籍所无。诏诛攸并弟翛。
高宗承大乱之后，治王时雍等卖国之罪，洪刍、余大均、陈冲、张卿才、李彝、王及之、周懿文、胡思文并下御史台狱。狱具，刑寺论刍纳景王宠姬，大均纳乔贵妃侍儿，及之苦辱宁德皇后女弟，当流；冲括金银自盗，与宫人饮，当绞；懿文、卿才、彝与宫人饮，卿才、彝当徒，懿文当杖；思文于推择张邦昌状内添谄奉之词，罚铜十斤：并该赦。上阅状大怒，李纲等共解之，上亦新政，重于杀士大夫，乃诏刍、大均、冲各特贷命、流沙门岛，永不放还；卿才、彝、及之、懿文、思文并以别驾安置边郡。宋齐愈下台狱，法寺以犯在五月一日赦前，奏裁。诏齐愈谋立异姓，以危宗社，非受伪命臣僚之比，特不赦，腰斩都市。诏东京及行在官擅离任者，并就本处根勘之。淮宁守赵子崧，靖康末，傅檄四方，语颇不逊。二年，诏御史置狱京囗鞫之。情得，帝不欲暴其罪，以弃镇江罪贬南雄州。
建炎三年四月，苗傅等疾阉宦恣横，及闻王渊为枢密，愈不平，乃与王世修谋逆。诏御史捕世修鞫之，斩于市。七月，韩世忠执苗傅等，磔之建康。统制王德擅杀军将陈彦章，台鞫当死，帝以其有战功，特贷之。庆远军节度使范琼领兵入见，面对不逊。知枢密院张浚奏琼大逆不道，付大理寺鞫之，狱具，赐死。越州守郭仲荀，寇至弃城遁，过行在不朝。付御史台、大理寺杂治，贬广州。神武军统制鲁珏坐贼杀不辜，掠良家子女，帝以其有战功，贷之，贬瑞州。
绍兴元年，监察御史娄寅亮陈宗社大计，秦桧恶之。十一月，使言者论其父死匿不举哀，下大理寺劾治，迄无所得，诏免所居官。十一年，枢密使张俊使人诬张宪，谓收岳飞文字谋为变。秦桧欲乘此诛飞，命万俟ＲＳ锻炼成之。飞赐死，诛其子云及宪于市。汾州进士智浃上书讼飞冤，决杖、编管袁州。广西帅胡舜陟与转运使吕源有隙，源奏舜陟赃污僭拟，又以书抵桧，言舜陟讪笑朝政。桧素恶舜陟，遣大理官往治之。十三年六月，舜陟不服，死于狱。飞与舜陟死，桧权愈炽，屡兴大狱以中异己者，名曰诏狱，实非诏旨也。其后所谓诏狱，纷纷类此，故不备录云
201 志第一百五十四 刑法三
天下疑狱，谳有不能决，则下两制与大臣若台谏杂议，视其事之大小，无常法，而有司建请论驳者，亦时有焉。
端拱初，广安军民安崇绪隶禁兵，诉继母冯与父知逸离，今夺资产与己子。大理当崇绪讼母，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张佖固执前断，遂下台省杂议。徐铉议曰：“今第明其母冯尝离，即须归宗，否即崇绪准法处死。今详案内不曾离异，其证有四。况不孝之刑，教之大者，宜依刑部、大理寺断。”右仆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议曰：“法寺定断为不当。若以五母皆同，即阿蒲虽贱，乃崇绪亲母，崇绪特以田业为冯强占，亲母衣食不给，所以论诉。若从法寺断死，则知逸何辜绝嗣，阿蒲何地托身？臣等议：田产并归崇绪，冯合与蒲同居，供侍终身。如是，则子有父业可守，冯终身不至乏养。所犯并准赦原。”诏从昉等议，铉、佖各夺奉一月。
熙宁元年八月，诏：“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初，登州奏有妇阿云，母服中聘于韦，恶韦丑陋，谋杀不死。按问欲举，自首。审刑院、大理寺论死，用违律为婚奏裁，敕贷其死。知登州许遵奏，引律“因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以谋为所因，当用按问欲举条减二等。刑部定如审刑、大理。时遵方召判大理，御史台劾遵，而遵不伏，请下两制议。乃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议，二人议不同，遂各为奏。光议是刑部，安石议是遵，诏从安石所议。而御史中丞滕甫犹请再选官定议，御史钱顗请罢遵大理，诏送翰林学士吕公着韩维、知制诰钱公辅复位。公着等议如安石，制曰“可”。于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皆论奏公着等所议为不当。又诏安石与法官集议，反复论难。
明年二月庚子，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听敕裁。”是月，除安石参知政事，于是奏以为：“律意，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若已杀，从故杀法，则为首者必死，不须奏裁；为从者自有编敕奏裁之文，不须复立新制。”与唐介等数争议帝前，卒从安石议。复诏：“自今并以去年七月诏书从事。”判刑部刘述等又请中书、枢密院合议，中丞吕诲、御史刘琦、钱顗皆请如述奏，下之二府。帝以为律文甚明，不须合议。而曾公亮等皆以博尽同异、厌塞言者为无伤，乃以众议付枢密院。文彦博以为：“杀伤者，欲杀而伤也，即已杀者不可首。”吕公弼以为：“杀伤于律不可首。请自今已杀伤依律，其从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陈升之、韩绛议与安石略同。会富弼入相，帝令弼议，而以疾病，久之弗议，至是乃决，而弼在告，不预也。
苏州民张朝之从兄以枪戮死朝父，逃去，朝执而杀之。审刑、大理当朝十恶不睦，罪死。案既上，参知政事王安石言：“朝父为从兄所杀，而朝报杀之，罪止加役流，会赦，应原。”帝从安石议，特释朝不问。更命吕公着等定议刑名，议不称安石意，乃自具奏。初，曾公亮以中书论正刑名为非，安石曰：“有司用刑不当，则审刑、大理当论正；审刑、大理用刑不当，即差官定议；议既不当，即中书自宜论奏，取决人主。此所谓国体。岂有中书不可论正刑名之理？”
三年，中书上刑名未安者五：
其一，岁断死刑几二千人，比前代殊多。如强劫盗并有死法，其间情状轻重有绝相远者，使皆抵死，良亦可哀。若为从情轻之人别立刑，如前代斩右趾之比，足以止恶而除害。禁军非在边防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宽首限，以收其勇力之效。
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纲加密，良民偶有抵冒，致伤肌体，为终身之辱；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若使情理轻者复古居作之法，遇赦第减月日，使良善者知改过自新，凶顽者有所拘系。
其三，刺配之法二百余条，其间情理轻者，亦可复古徒流移乡之法，俟其再犯，然后决刺充军。其配隶并减就本处，或与近地。凶顽之徒，自从旧法。编管之人，亦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时限，无得髡钳。
其四，令州县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为众所知者，给帖付身。偶有犯令，情轻可恕者，特议赎罚；其不悛者科决。
其五，奏裁条目繁多，致淹刑禁，亦宜删定。
诏付编敕所详议立法。
初，韩绛尝请用肉刑，曾布复上议曰：“无王之制刑罚，未尝不本于仁，然而有断肢体、刻肌肤以至于杀戮，非得已也。盖人之有罪，赎刑不足以惩之，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劓、劊⒐⒋蟊伲簧笫是嶂兀蛴钟辛麇吨āＶ梁何牡鄢庑潭组⒅睿笫酪蛑晕伞４蟊僦危σ粤餍蹋⒇妗｜、宫，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轻重之差。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井，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况折杖之法，于古为鞭扑之刑，刑轻不能止恶，故犯法日益众，其终必至于杀戮，是欲轻而反重也。今大辟之目至多，取其情可贷者，处之以肉刑，则人之获生者必众。若军士亡去应斩，贼盗赃满应绞，则刖其足；犯良人于法应死，而情轻者处以宫刑。至于劓、墨，则用刺配之法。降此而后为流、徒、杖、笞之罪，则制刑有差等矣。”议既上，帝问可否于执政，王安石、冯京互有论辨，迄不果行。枢密使文彦博亦上言：“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救时弊，故法律之外，徒、流或加至于死。国家承平百年，当用中典，然犹因循有重于旧律者，若伪造官文书，律止流二千里，今断从绞。近凡伪造印记，再犯不至死者，亦从绞坐。夫持杖强盗，本法重于造印，今造印再犯者死，而强盗再犯赃不满五匹者不死，则用刑甚异于律文矣。请检详刑名重于旧律者，以敕律参考，裁定其当。”诏送编敕所。
又诏审刑院、大理寺议重赃并满轻赃法。审刑院言：“所犯各异之赃，不待罪等而累并，则于律义难通，宜如故事。”而大理寺言：“律称，以赃致罪，频犯者并累科；若罪犯不等者，即以重赃并满轻赃各倍论；累并不加重者止从重。盖律意以频犯赃者，不可用二罪以上之法，故令累科；为非一犯，故令倍论。此从宽之一也。然六赃轻重不等，若犯二赃以上者，不可累轻以从重，故令并重满轻满轻。此从宽之二也。若以重并轻后加重，则止从一重，盖为进则改从于轻法，退亦不至于容奸。而《疏议》假设之法，适皆罪等者，盖一时命文耳。若罪等者尽数累并，不等者止科一赃，则恐知法者足以为奸，不知者但系临时幸与不幸，非律之本意也。”帝是大理议，行之。八年，洪州民有犯徒而断杖者，其余罪会恩免，官吏失出，当劾。中书堂后官刘衮驳议，以谓“律因罪人，以致罪，罪人遇恩者，准罪人原法。洪州官吏当原。“又请自令官司出入人罪，皆用此令。而审刑院、大理寺以谓：“失入人罪，乃官司误致罪于人，难用此令。其失出者，宜如衮议。”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