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第6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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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有三年之丧，以其子召之者再，遣使召之者又再；程戡辞老不能守边，恐死塞上，免以尸柩还家为请，亦不许。陛下欲尽君臣之分，使病者得休，丧者得终，老者得尽其余年，则进退尽礼，亦何必过为虚饰，使四人之诚，不得自达邪？”
是岁，京师大水，大防曰：“雨水之患，至入宫城庐舍，杀人害物，此阴阳之沴也。”即陈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权太盛，邪议干正，私恩害公，辽、夏连谋，盗贼恣行，群情失职，刑罚失平。会执政议濮王称考，大防上言：“先帝起陛下为皇子，馆于宫中，凭几之命，绪言在耳，皇天后土，实知所托。设使先帝万寿，陛下犹为皇子，则安懿之称伯，于理不疑。岂可生以为子，没而背之哉？夫人君临御之始，宜有至公大义厌服天下，以结其心。今大臣首欲加王以非正之号，使陛下顾私恩而违公义，非所以结天下之心也。”章累十数上，出知休宁县。
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宁元年，知泗州，为河北转运副使。召直舍人院。韩绛宣抚陕西，命为判官，又兼河东宣抚判官，除知制诰。四年，知廷州。大防、昉欲城河外荒堆砦，众谓不可守，大防留戍兵修堡障，有不从者斩以徇。会环庆兵乱，绛坐黜，大防亦落知制诰，以太常博士知临江军。
数月，徙知华州。华岳摧，自山属渭河，被害者众。大防奏疏，援经质史，以验时事。其略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先王所以兴也；‘我生不有命在天’，后王所以坏也。《书》云：‘惟先格王，正厥事。’愿仰承天威，俯酌时变，为社稷至计。”除龙图阁待制、知秦州。元丰初，徙永兴。神宗以彗星求言，大防陈三说九宜：曰治本，曰缓末，曰纳言。养民、教士、重谷，治本之宜三也；治边、治兵，缓末之宜二也；广受言之路，宽侵官之罚，恕诽谤之罪，容异同之论，此纳言之宜四也。累数千言。时用兵西夏，调度百出，有不便者辄上闻，务在宽民。及兵罢，民力比他路为饶，供亿军须亦无乏绝。进直学士。居数年，知成都府。
哲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权开封府。有僧诳民取财，因讼至廷下。验治得情，命抱具狱，即其所杖之，他挟奸者皆遁去。馆伴契丹使，其使黠，语颇及朝廷，大防密敗湟拢抵唬骸氨背越俊吨列亩涝烁场罚恢颂庥谑楹纬觯俊笔勾恚裕牟荒芏裕允遣桓腋闯鰦牬省�
迁吏部尚书。夏使来，诏访以待遇之计，且曰：“向者所得边地，虽建立城堡，终虑孤绝难保。弃之则弱国，守之又有后悔，为当奈何？”大防言：“夏本无能为，然屡遣使而不布诚款者，盖料我急于议和耳。今使者到阙，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贺登极，以观厥意，足以测情伪矣。新收疆土，议者多言可弃，此虑之不熟也。至于守御之策，惟择将帅为先。太祖用姚内斌、董遵诲守环、庆，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御敌而有余；今以九州之大，奉边而不足。由是言之，在于得人而已。”元佑元年，拜尚书右丞，进中书侍郎，封汲郡公。西方息兵，青唐羌以为中国怯，使大将鬼章青宜结犯边。大防命洮州诸将乘间致讨，生擒之。
三年，吕公着告老，宣仁后欲留之京师。手札密访至于四五，超拜大防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提举修《神宗实录》。大防见哲宗年益壮，日以进学为急，请敕讲读官取仁宗迩英御书解释上之，置于坐右。又摭乾兴以来四十一事足以为劝戒者，分上下篇，标曰《仁祖圣学》，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
哲宗御迩英阁，召宰执、讲读官读《宝训》，至“汉武帝籍南山提封为上林苑，仁宗曰：‘山泽之利当与众共之，何用此也。’丁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于忧勤，此盖祖宗家法尔。’”大防因推广祖宗家法以进，曰：“自三代以后，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请举其略。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见有时，如汉武帝五日一朝长乐宫；祖宗以来事母后，皆朝夕见，此事亲之法也。前代大长公主用臣妾之礼；本朝必先致恭，仁宗以□至事姑之礼见献穆大长公主，此事长之法也。前代宫闱多不肃，宫人或与廷臣相见，唐入阁图有昭容位；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肃，此治内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预政事，常致败乱；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预，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宫室多尚华侈；本朝宫殿止用赤白，此尚俭之法也。前代人君虽在宫禁，出舆入辇；祖宗皆步自内庭，出御后殿，岂乏人力哉，亦欲涉历广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简；祖宗以来，燕居必以礼，窃闻陛下昨郊礼毕，具礼谢太皇太后，此尚礼之法也。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贵异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须远法前代，但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哲宗甚然之。
大防朴厚惷直，不植党朋，与范纯仁并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挺，进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声誉，凡八年，始终如一。
恳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于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须岁月，吾亦就东朝矣。”未果而后崩。为山陵使，复命以观文殿大学士、左光禄大夫知颖昌府。寻改永兴军，使便其乡社。入辞，哲宗劳慰甚渥，曰：“卿暂归故乡，行即召矣。”未几，左正言上官均论其隳坏役法，右正言张商英、御史周秩、刘拯相继攻之，夺学士，知随州，贬秘书监，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以修《神宗实录》直书其事为诬诋，徙安州。
兄大忠自渭入对，哲宗询大防安否，且曰：“执政欲迁诸岭南，朕独令处安陆，为朕寄声问之。大防朴直，为人所卖，三二年可复相见也。”大忠泄其语于章惇，惇惧，绳之愈力。绍圣四年，遂贬舒州团练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丰而病，语其子景山曰：“吾不复南矣！吾死汝归，吕氏尚有遗种。”遂薨，年七十一。大忠请归葬，许之。
大防身长七尺，眉目秀发，声音如钟。自少持重，无嗜好，过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对宾客。每朝会，威仪翼如，神宗常目送之。与大忠及弟大临同居，相切磋论道考礼，冠昏丧祭，一本于古，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尝为《乡约》曰：“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籍，有过若违约者亦书之，三犯而行罚，不悛者绝之。”
徽宗即位，复其官。高宗绍兴初，又复大学士，赠太师、宣国公，谥曰正愍。
大忠字进伯。登第，为华阴尉、晋城令。韩绛宣抚陕西，以大忠提举永兴路义勇。改秘书丞，检详枢密院吏、兵房文字。令条义勇利害。大忠言：“养兵猥众，国用日屈，汉之屯田，唐之府兵，善法也。弓箭手近于屯田，义勇近于府兵，择用一焉，兵屯可省矣。”为签书定国军判官。
熙宁中，王安石议遣使诸道，立缘边封沟，大忠与范育被命，俱辞行。大忠陈五不可，以为怀抚外国，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罢不遣。令与刘忱使契丹，议代北地，会遭父丧。起复，知代州。契丹使萧素、梁颖至代，设次，据主席，大忠与之争，乃移次于长城北。换西上阁门使、知石州。大忠数与素、颖会，凡议，屡以理折之，素、颖稍屈。已而复使萧禧来求代北地，神宗召执政与大忠、忱议，将从其请。大忠曰：“彼遣一使来，即与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来求关南，则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对曰：“陛下既以臣言为不然，恐不可启其渐。”忱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计，愿陛下熟思之。”执政知不可夺，议卒不决，罢忱还三司，大忠亦终丧制。其后竟以分水岭为界焉。
元丰中，为河北转运判官，言：“古者理财，视天下犹一家。朝廷者家，外计者兄弟，居虽异而财无不同。今有司惟知出纳之名，有余不足，未尝以实告上。故有余则取之，不足莫之与，甚大患也。”乃上生财、养民十二事。徙提点淮西刑狱。时河决，飞蝗为灾，大忠入对，极论之，诏归故官。
元佑初，历工部郎中、陕西转运副使、知陕州，以直龙图阁知秦州，进宝文阁待制。夏人自犯麟府、环庆后，遂绝岁赐，欲遣使谢罪，神宗将许之。大忠言：“夏人强则纵，困则服，今阳为恭顺，实惧讨伐。宜且命边臣诘其所以来之辞，若惟请是从，彼将有以窥我矣。”
时郡籴民粟，豪家因之制操纵之柄。大忠选僚寀自旦入仓，虽斗升亦受，不使有所壅阏。民喜，争运粟于仓，负钱而去，得百余万斛。
马涓以进士举首入幕府，自称状元。大忠谓曰：“状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称也，既为判官则不可。今科举之习既无用，修身为己之学，不可不勉。”又教以临政治民之要，涓自以为得师焉。谢良佐教授州学，大忠每过之，听讲《论语》，必正襟敛容曰：“圣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肃。”
尝献曰：“夏人戍守之外，战士不过十万，吾三路之众，足以当之矣。彼屡犯王略，一不与校，臣窃羞之。”绍圣二年，加宝文阁直学士、知渭州，付以秦、渭之事，奏言：“关、陕民力未裕，士气沮丧，非假之岁月，未易枝梧。”因请以职事对。大抵欲以计徐取横山，自汝遮残井迤逦进筑，不求近功。
既而钟傅城安西，王文郁亦用事，章惇、曾布主之，大忠议不合；又乞以所进职为大防量移，惇、布陈其所言与元佑时异，徙知同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诏复学士官，佐其葬。
大钧字和叔。父蕡，六子，其五登科，大钧第三子也。中乙科，调秦州右司理参军，监延州折博务。改光禄寺丞、知三原县。请代蕡入蜀，移巴西县。蕡致仕，大钧亦移疾不行。
韩绛宣抚陕西、河东，辟书写机密文字。府罢，移知候官县，故相曾公亮镇京兆，荐知泾阳县，皆不赴。丁外艰，家居讲道。数年，起为诸王宫教授。求监凤翔船务，制改宣义郎。
会伐西夏，鄜延转运司檄为从事。既出塞，转运使李稷馈饷不继，欲还安定取粮，使大钧请于种谔。谔曰：“吾受命将兵，安知粮道！万一不继，召稷来，与一剑耳。”大钧性刚直，即曰：“朝廷出师，去塞未远，遂斩转运使，无君父乎？”谔意折，强谓大钧曰：“君欲以此报稷，先稷受祸矣！”大钧怒曰：“公将以此言见恐邪？吾委身事主，死无所辞，正恐公过耳。”谔见其直，乃好谓曰：“子乃尔邪？今听汝矣！”始许稷还。是时，微大钧盛气诮谔，稷且不免。未几，道得疾，卒，年五十二。
大钧从张载学，能守其师说而践履之。居父丧，衰麻葬祭，一本于礼。后乃行于冠昏、膳饮、庆吊之间，节文粲然可观，关中化之。尤喜讲明井田兵制，谓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为图籍，可见于用。虽皆本于载，而能自信力行，载每叹其勇为不可及。
大临字与叔。学于程颐，与谢良佐、游酢、杨时在程门，号“四先生”。通《六经》，尤邃于《礼》。每欲掇习三代遗文旧制，令可行，不为空言以拂世骇俗。
其论选举曰：“古之长育人才者，以士众多为乐；今之主选举者，以多为患。古以礼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之竞进。古今岂有异哉。盖未之思尔。夫为国之要，不过得人以治其事，如为治必欲得人，惟恐人才之不足，而何患于多？如治事皆任其责，惟恐士之不至，不忧其竞进也。今取人而用，不问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问其才之所堪。故入流之路不胜其多，然为官择士则常患乏才；待次之吏历岁不调，然考其职事则常患不治。是所谓名实不称，本末交戾。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今欲立士规以养德厉行，更学制以量才进艺，定试法以区别能否，修辟法以兴能备用，严举法以核实得人，制考法以责任考功，庶几可以渐复古矣。”
富弼致政于家，为佛氏之学。大临与之书曰：“古者三公无职事，惟有德者居之，内则论道于朝，外则主教于乡。古之大人当是任者，必将以斯道觉斯民，成己以成物，岂以爵位进退、体力盛衰为之变哉？今大道未明，人趋异学，不入于庄，则入于释。疑圣人为未尽善，轻礼义为不足学，人伦不明，万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恻隐存心之时。以道自任，振起坏俗，在公之力，宜无难矣。若夫移精变气，务求长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独善其身者之所好，岂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哉？”弼谢之。
元佑中，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范祖禹荐其好学修身如古人，可备劝学，未及用而卒。
刘挚，字莘老，永静东光人。儿时，父居正课以书，朝夕不少间。或谓：“君止一子，独不可少宽邪？”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纵也。”十岁而孤，鞠于外氏，就学东平，因家焉。
嘉佑中，擢甲科，历冀州南宫令。县比不得入，俗化凋敝，其赋甚重，输绢匹折税钱五百，绵两折钱三十，民多破产。挚援例旁郡，条请裁以中价。转运使怒，将劾之。挚固请曰：“独一州六邑被此苦，决非法意，但朝廷不知耳。”遂告于朝。三司使包拯奏从其议，自是绢为钱千三百，绵七十有六。民欢呼至泣下，曰：“刘长官活我！”是时，挚与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黄莘皆以治行闻，人称为“河朔三令”。
徙江陵观察推官，用韩琦荐，得馆阁校勘。王安石一见器异之，擢检正中书礼房，默默非所好也。才月余，为监察御史里行，欣然就职，归语家人曰：“趣装，毋为安居计。”未及陛对，即奏论：“亳州狱起不止，小人意在倾富弼以市进，今弼已得罪，愿少宽之。”又言：“程昉开漳河，调发猝迫，人不堪命。赵子几擅升畿县等，使纳役钱，县民日数千人遮诉宰相，京师喧然，何以示四方？张靓、王廷老擅增两浙役钱，督赋严急，人情嗟怨。此皆欲以羡余希赏，愿行显责，明朝廷本无聚敛之意。”
及入
